魏紫丹：大躍進是踐踏人權的產物
----對大躍進政治本質的思考之六

2008-09-28 19:12 作者:魏紫丹 有人說："文革是政治瘋狂，大躍進是經濟瘋狂。"政治上的反動、經濟上的破壞，使中華民族受到了巨創，這固屬罪大惡極，而把糟蹋人與人權搞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才更是慘絕人寰、罪不容誅的，也才更是大躍進中最具本質意義的問題。因為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說到底，終極關懷還是人權問題。胡耀邦的秘書林牧先生說過："把歷史研究的著眼點從政權轉到人權上來。"（《讀史隨筆（之一）》網路文摘--673 Mar 15, 2004）

在大躍進中，在糟蹋人與人權方面，對人民、特別是農民，別說餓死了4600萬，就是在生前所遭受的捆綁吊打、鬥爭羞辱、超極限勞累、剝奪一切自由、剝奪包括鍋碗瓢杓、家畜、糧食、樹木、房產在內的一切財產，都是令人毛骨悚然、令人髮指的，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比之文化大革命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這一點為轟轟烈烈的表面現象所掩蓋，直至如今，都遠未引起普遍的關切、當成大躍進中最最重要的問題加以研究。

所謂"人權"，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之為人的生存意義。由於在毛澤東眼中，一切人都是手段，都是工具，都是被榨取、被改造的客體，唯有他自己才是獨一無二的主體。目的，是他一個人的；其餘的一切，都是手段。基於此，就造成他發動的所有運動，無一不是踐踏人，踐踏人的生命，踐踏人之為人的生存意義。而且這一切，又成為下一運動能夠發動起來的前提條件（例如我前述："大躍進的發生是反右運動的第一個惡果"）。無人相信：如果中國人有起碼的人權，大躍進能夠"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當時口頭禪）地瘋狂起來。

《人民日報》在1958年2月12日的社論中說﹕"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給我們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政治條件。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不僅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進一步鞏固了全國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團結，鞏固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而且進一步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鼓舞了廣大幹部和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幹勁。經過整風運動，許多人過去認為根本辦不到的事情，現在很快地就辦好了；許多過去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很快地解決了；許多原來想不到的好辦法，現在群眾都想出來了；許多過去沒有被發現的潛在力量，現在不斷地被發掘出來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人民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種無堅不摧的力量，是我國國民經濟新的躍進發展的基本動力。"

這裡一語中的：反右是大躍進的基本動力。這是所有人（不管左派還是右派）在大躍進與反右派的直接關係上，取得的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在具體展開上，就出現了問題：一，反右為大躍進創造了什麼極其有利的政治條件？二，這種社會主義覺悟指的是什麼玩意？三，過去長期辦不到的事情、解決不了的問題是什麼？四，現在想出了什麼好辦法？

毛澤東於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說大躍進是整風反右的結果，與社論異曲同工，與右派的意見在結論上也相同，異在"各表"。這裡出現了問題五：是否心裏通暢呢？

錯劃右派及反右運動研究者朱正指出﹕"大躍進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結果。能看出點問題，敢提點批評意見的人這時多已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剝奪了發言權。那些沒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和幹部眼看到不久前別人是怎樣成為右派，落到怎樣的境地，當然不敢再多說一句話。土法煉鋼，打麻雀，高產衛星田，吃飯不要錢，對於這些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沒有誰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就這樣沒有遇到一點抵抗，開展起來了。"（《反右是流產了的文化大革命》)他回答出了問題一："政翁跫筆前崍搜月圩雜扇ǎ歡骸熬蹺頡鋇劍桓宜狄桓觥安弧弊鄭凰模骸昂冒旆ā筆峭練陡幀⒏卟佬牽取?/FONT>

作家鄭義在《從"環江右派集團"之覆滅解讀反右》一文中，對這個"左右共識"作了如下解讀：

在《廣西日報》肯定"包產到戶"四個月之後，毛澤東力主在全國展開了"整風運動"，公開號召全國民眾"提意見"幫助黨"開門整風"。在廣西省黨代會上，環江縣黨代表王定慷慨陳詞，一口氣向省委提了十條意見，對壓低農民口糧、大量餓死農民、浮誇虛報糧食產量、壓制民間批評、黨內缺乏民主等問題表示了極大的義憤。這個敢說真話的為民請命的發言剛剛結束，全場掌聲雷動，黨代表們紛紛圍攏來和王定握手﹕老王啊，你說出了我們想說而不敢說的真話、心裏話！

不久之後，翻手為雲復手為雨的毛澤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響應號召而說了真話的王定，成了廣西的典型。

省委某書記說﹕"不過是一個小小縣委書記就敢提出‘包產到戶'，查一查是不是右派！"

地委書記定性道﹕"王定搞‘三包到戶'，是廣西的納吉（匈牙利事件領袖）。"

對王定的迫害轉移到黨代會的發言。但王定毫不認帳﹕"省委領導動員大家發言，號召整黨，把問題擺到桌面上。......在黨的會議上行使黨章規定的批評的權利，我錯在哪裡？"

但毛澤東的"陽謀"已經展開，一切膽敢說真話的人都在劫難逃。王定遂被打成"環江右派集團"的頭目，追隨他首倡"包產到戶"的副書記、部長、區委書記們也紛紛被打成右派。

以王定為首的"環江右派集團"遭到了徹底覆滅。障礙一經鏟除，環江縣果然意氣風發地邁入了"大躍進"的偉大時代！王定的繼任者也創造了一個全國乃至全世界第一﹕水稻單產最高記錄﹕畝產十三萬斤！ "大講假話，大干假事的頭目們，大都成了大躍進的干將，個個陞官晉爵，至今有的當了省級要員，有的當上地、專領導，名利雙收，出入轎車，錦衣玉食，威風抖抖，眩人眼目。而說真話、做實事的一些幹部們，則被打成右派、反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削官、坐牢、開除黨籍，株連親友妻兒，甚至整死，給人們的印象，倒是不寒而慄，令人駭怕。這豈不是與報上的社論相反，成了說真話者戒了！"

反右運動可以從多種角度加以反思，王定根據自己的經歷和直覺，選擇的角度是"謊言"。這無疑是極深刻的。

鄭義回答了這五個問題。他對"過去長期辦不到的事情、解決不了的問題是什麼？"的回答是：如果說，在此之前，尚未大規模地因言"殺人"，謊言世界尚未達到明目張膽、指鹿為馬之囂張，那麼，在獨裁者赤裸裸自食其言，甚至公然無恥到自稱"引蛇出洞"之後，中國已再無一句真話存在的餘地！上百萬右派的可怕下場，向全體民眾明確地宣示了一條前所未有的禁忌﹕說真話者殺。從那時起，中國變成了一個謊言的國度。在中國，不說慌話一天也活不下去，沒有一個人能例外。人為飢饉要說成自然災害，倒行逆施要說成英明決策，被迫害致死要說成"非自然死亡"，內政困難要說成"帝修反"聯合反華，經濟崩潰要說成"形勢大好"，國際孤立要說成"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飢寒交迫要說成幸福生活，赤裸裸的專政要說成"最大的民主"，專政無產階級要說成無產階級專政，減產要說成增產，享有自身權利要說成"黨的關懷培養"，心懷不滿要說成"心情舒暢"，反對要說成"擁護"，政策失誤要說成"交學費"，好人要說成"壞人"，極權要說成"共和"，政治反對派要說成反革命......在數十年如一日的謊言塑造下，我們先是反感，然後麻木，最後說謊而不自知，說謊成為習慣，成為深入血肉的集體無意識。其結果是，我們所有的謊言最終都反過來成為加諸我們的鎖鏈，成為我們所有災難的根源。

對鄭義的回答，我再作兩點補充：一是，那時候，由於國內對三大運動、五大改造的強烈不滿；國際上受蘇共20大揭露斯大林殘殺無辜的罪惡的所謂"修正主義"影響，出現了學生鬧事、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即毛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突出，無法解決，通過反右，殺雞儆猴，全都銷聲匿跡了。當然也殺了一部分猴，在工農中也進行了大鳴大放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劃了一些"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在中學生中也劃了部分"反動學生"。舉個具體例子，當時上海交大遷至西安，遇到阻力無法解決，在反右中順利解決，很簡單，反對搬遷的師生，一律劃右派。至此，一切全由毛信口雌黃，再也不復遇到反抗。

二是，毛從53年批"鞏固新民主主義"，55年批"小腳女人"，56年批"反冒進"，總是遇到抵抗。反右之後，他對搞"反冒進"的人以"離右派50米"相要挾。只用想想，在他為大躍進掃除障礙，制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而緊鑼密鼓地反"反冒進"中，他是怎樣對周恩來進行奚落調侃、諷刺挖苦、政治恐嚇、人格侮辱，而周又是怎樣一副奴才相，逆來順受、唾面自乾的！貴為總理（在順延地往下是，國家元首、元帥、內閣大臣、無產階級司令部副統帥等）都無人權，都無說"不"的權利與權力；這就足以說明普通人還有無人權可言了。值此形勢逼人的局面下，就只有：毛說"方"；眾呼："不圓！"毛說"公雞能下蛋"；眾呼："親眼見！"毛說"沙鍋能搗蒜"；眾呼："搗不爛！"毛說"發動世界大戰"，眾呼："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一窩蜂地去重於泰山。

李銳講的："反右派，封了黨外的口；反右傾，封了黨內的口，以後就走上了一條人人戰戰兢兢，左右為難，天威莫測，唯命是從，不能不（不敢不）盲目緊跟的道路。"（《毛澤東晚年的悲劇》頁4）反右中反映出的人權問題的焦點是，宣稱的"言者無罪"變成"言者有罪"，並且"罪不容誅"。瘋狂的、荒唐的大躍進，罪惡的、慘絕人寰的大躍進，竟然肇端於此！大躍進中，人民（包括幹部）連呼救的權利都被剝奪殆盡，給外面寫封信都被視為反社會主義、而予以治罪。這裡也為胡平先生的立論----強調、重視、因而為之大聲疾呼的言論自由權，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的實證支持。說言論自由權重要，在邏輯上，絲毫也導不出任何其他人權項目不重要。還有一種說法很普遍，就是，言論自由權很重要，是對知識份子而言。我不僅從文章上看到過這種說法，而且親自聽農民說過："我們在田間、荒野，背地裏罵朝廷爺也沒有誰管。"這些糊塗認識，與共產黨把"生存權高於發展權"當擋箭牌、而達到拒絕一切人權要求是有本質不同的。關於這點，我在發表於《人與人權》月刊上的《論人權的整體性》一文中有詳細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