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賀子珍婚變細節:夜闖莉莉的窯洞

毛澤東和賀子珍的聚散是中共黨史上一段語焉不詳的插曲。毛澤東與賀子珍聚於1928年的井岡山，當時毛的髮妻楊開慧還在湖南從事地下活動。毛此時拋棄冒生命危險為黨工作的老婆與剛滿十八歲、漂亮活潑的賀子珍結合，無論於革命原則還是個人道德，都屬十惡不赦。三年後楊開慧被何鍵處死，毛即使知道，恐也無動於衷了。但數十年後，毛居然厚顏寫下「我失驕楊」的詩句，作為其「深情」的見證，真是既做了婊子，又立了牌坊。

毛澤東與賀子珍散於1937年的延安。中共官方的說法是賀經過長征的磨難，特別是途中被迫將一個幼兒寄養他人，精神一度有些失常，後來自己要求去蘇聯治病，離開了延安。這麼一來毛賀離異的帳就算在了國民黨的頭上。但經過長征「磨難」的女同志多矣，將孩子寄養掉也不在少數，為何獨有年紀最輕、身體最好的賀子珍會精神不正常呢？這種精神失常難道與毛澤東沒有關係嗎？毛賀的離異的背景，實際上和當時在延安的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和另一個女性有關。以下是史沫特萊告訴斯諾、由斯諾後來轉述的故事。雖然這兩人都是中共官方所供奉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神龕中的大神，但這段故事在進香時是無論如何不會提及的。

史沫特萊延安教歡舞惹風波

美國左派女記者史沫特萊30年代中期就在上海和中共以及親共的政界和文化界人士有來往，和魯迅、宋慶齡等是朋友。原來她曾被中共列入邀請去延安、在國際上宣傳中共的的美國記者人選，但後來考慮她的左派色彩過於濃厚，而改讓當時政治態度比較中立的斯諾出了這個風頭。史沫特萊失去了這個機會，自然有些不甘心。1936年冬她來到中共地下黨十分活躍的西安（斯諾去延安時西安就是第一站），試探去延安的可能。恰在此時西安事變爆發，國民政府封鎖消息，史沫特萊在西安電廠將事變情況及時向上海的西方新聞媒體通報，成了相當一段時間裏唯一的英文新聞來源，一時聲名大噪。

西安事變後，1937年一月，她應邀來到延安。中共對她不薄，一路上受到左權、彭德懷和賀龍的接待，進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黨委派前來迎接。史沫特萊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的接見。到達延安的第二天，延安黨政機關舉行歡迎大會，史沫特萊在會上暢談了一個多小時自己的反帝鬥爭經歷。史沫特萊去延安的最初打算是採訪，也寫一部像《西行漫記》那樣的作品。如果她像斯諾那樣本分地採訪和寫作，那後來的一切都不會發生。但史沫特萊並不把自己看成職業記者，而是一個政治活動家。她積極地利用自己的國際關係為延安爭取援助，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來中國部分原因就是她的推薦。她邀請自己的許多記者朋友來延安，要打破國民黨對邊區的新聞封鎖。她參與並主持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外語部的工作。她甚至還發起了一場節制生育運動，但從上海運來的有檸檬味的消毒水被很多村民當糖水喝掉了。接著她又發起了滅鼠運動，開始被嘲笑為是西方人不切實際的講究，但後來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1937年史沫特萊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請，但被中共拒絕了。她嚎淘大哭，把前來通知她的陸定一驚得不知所措，只能用「當一個黨外記者作用更大」來安慰這個美國女人。

史沫特萊延安教舞惹風波史沫特萊投身中國革命的熱情受到了中共最高層的欣賞。他們雖然身處中國西北的黃土坡，但也景仰西方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而這是斯諾沒有教他們的。當時正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停止，但抗戰還沒有全面爆發的時候，延安有一段為時半年多的相對安定時期（即1937年上半年）。史沫特萊到延安後的第二個月，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等親自要史沫特萊教他們跳社交舞。他們告訴史沫特萊：在艱苦鬥爭之餘，革命者需要休息和放鬆。為了開展工作，他們替她找來了一臺舊留聲機和一些西方音樂唱片。史沫特萊一開始不太相信這些穿著厚棉襖的農民革命家會合著維也納小夜曲翩翩起舞，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三請諸葛亮，終於使她相信了他們的誠意。於是延安的窯洞裡響起了30年後被批判為是靡靡之音的西方音樂，每天深夜史沫特萊都教舞教得筋疲力盡，覺得雙腳好像被一個師的士兵踩過了。那年她已經四十四歲。

男女勾肩搭背在一起歡舞，固然讓毛周朱等領導人和其他高級幹部開顏，但卻讓他們的老婆怨恨起來。這些女性多半是經過長征的，到了延安後男多女少，奇貨可居，加上丈夫的高位，日子本來過得稱心如意。雖然有一批又一批年輕的知識女性從北平和上海等大都市來到延安，吸引了一些老幹部的目光，但這些學生丫頭屬於受教育的，一直被女紅軍大姐們壓著一頭。

而跳舞的風氣一開，白天在「老大姐」們面前規規矩矩的女青年一個個在晚上和那些「姐夫」們跳得興高采烈。女紅軍們開始還去光顧舞場，後來越看越窩心，便集體抵制起來。冤有頭債有主，她們漸漸覺得是史沫特萊的存在給自己帶來了威脅。毛澤東的老婆賀子珍就是她們當中對史沫特萊積怨最深的。

深受西方女權主義教育、對婚姻和性關係態度開放的史沫特萊本來以為自己是在做好事，既幫助男性革命家通過跳舞培養對婦女的紳士般的尊重，也給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裏的婦女介紹進一種男女平等的娛樂形式，壓根沒想到會受到女革命家的反對。當她發現這些「大姐」們是害怕失去丈夫和地位時，便對她們回以輕蔑。不但如此，她還覺得這些女革命家是利用自己的革命經歷，建立起了新的等級制度，壓制剛參加革命的年輕女性，這使得崇奉平等並以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創造平等的她深惡痛絕。她認為賀子珍不但生活乏味，而且心胸狹窄，根本不配做革命領袖的妻子。她和賀子珍互不答理，彼此敵意極深。

賀子珍夜闖莉莉的窯洞

史沫特萊多次採訪毛澤東和朱德，她的翻譯是一個叫吳光葦（WU GUANGWEI）的女人，她年輕漂亮，剛離過婚，和史沫特萊一起工作後起了個英文名字叫莉莉(LILY）。她是史沫特萊的得力助手和舞場上的夥伴，也是「大姐」們怨恨的對象。她就住在史沫特萊隔壁的窯洞，很多高級幹部都瞞著他們的老婆到她的窯洞裡去聊天，很多時候莉莉要史茉特萊也在場。史沫特萊覺得自己扮演著西方社交場合下陪伴初出道的少女的年長婦女的角色。

毛澤東對莉莉非常感興趣，他不但利用一切時間要她做翻譯，而且教她寫詩，時間一長莉莉也會和著毛詩的韻腳湊出幾首詩。每到黃昏日落時分，毛就帶著一個警衛來到史茉特萊的窯洞，就著米酒或茶吟詩作賦或是談天說地。毛和史年齡相當，他對西方人的愛情生活十分感興趣，經常問她西方文學作品中描寫的那些愛情細節是否是真實的。史沫特萊後來告訴斯諾說：「他那種孩童般的幼稚好奇真是讓人吃驚。」

史茉特萊漸漸覺得在莉莉為毛澤東做翻譯時，毛的很多有關男女感情的話其實是在向莉莉傳達著一種信息。有一天晚上，史茉特萊剛剛上床要休息，聽見窯洞外面有腳步聲，接著有人敲隔壁莉莉的房門。從說話的聲音中史茉特萊知道這是毛澤東。她聽見門開了又關上的聲音。很快，從窯洞外面又傳來急促的腳步聲，接著史茉特萊聽到莉莉的房門被猛地撞開，一個女人高聲地在叫罵。史茉特萊從床上一躍而起，披上外套就衝了出去。莉莉的窯洞裡，毛澤東坐在桌邊，仍然戴著軍帽，穿著制服。賀子珍狂怒地用手電筒筒敲他的頭，一面哭一面繼續叫罵。毛澤東沒有制止她，警衛不知所措地立正著站在門口。莉莉則背靠牆站著，被暴怒的賀子珍嚇壞了，就像母老虎面前的小貓。

毛澤東終於發話了：「子珍，安靜點，我和吳同志之間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我們只是在談話。你在敗壞一個共產黨員的聲譽，趕快回到你的窯洞去罷。」賀子珍突然止住了對毛澤東的叫罵，她扑向莉莉，罵道：「小資產階級！舞場上的母狗！你大概和每個男人都睡過覺罷？你膽敢愚弄起主席來了！」然後她開始抓莉莉的臉和頭髮。

莉莉逃到史沫特萊的背後，於是賀子珍開始對史沫特萊發威了。「帝國主義者！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滾回你自己的窯洞去！」她開始用手電筒筒打史沫特萊。從小在密蘇里就幹過農活的史沫特萊奮起反擊，一拳把賀子珍打翻。賀子珍躺在地上對著毛澤東哭道：「你還算是丈夫嗎？你還算個人嗎？你是不是個黨員？我在你面前被這個帝國主義者打成這樣了，你連吭都不吭一聲？」 毛澤東教訓她道：「難道不是你先動手打她的嗎？她保護自己是不錯的。是你讓我們大家覺得難堪。你的行為像個美國電影裡有錢的壞女人。」然後毛澤東命令衛兵進來將老婆扶起來帶出去，但賀子珍拒不服從，賴在地上。一個警衛弄不動她，毛澤東無奈只好另外再叫來兩個警衛把她弄走。

三個女人都離開了延安

賀子珍大鬧莉莉窯洞的事第二天傳了開去，全城議論紛紛，毛澤東被迫在中央會議上介紹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中央決定黨員幹部不許再議論這件事。史茉特萊被通知說她會受到保護，但她也不要和任何人再談這件事。但賀子珍不干。她逢人就告莉莉和史沫特萊的狀，還召集一些女紅軍商議對付史沫特萊和莉莉的辦法，要把他們趕出延安，還要禁止跳舞。一場男女自由交往和保護婚姻之間的鬥爭展開了。

很多人還有這樣的疑問：要是毛澤東連自己的老婆都管束不了，怎麼領導中國革命？不久毛澤東來到史沫特萊的窯洞，鄭重地說：「我們答應過不要再談那件令人尷尬的事，但我的老婆破壞了這個決定。現在城裡到處是流言和誹謗，這種局面不能再持續下去了。我相信現在有必要反擊造謠者。這次我要和子珍完全決裂。我相信每個人都會知道真相和我離婚的原因。所以你現在可以說話了，你可以公開為自己辯護。」

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再次提出他的婚姻問題，當時中央領導人的婚姻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也是要由組織作出決定的。毛澤東要中央政治局批准他離婚，並要在有關文件中寫上離婚的原因和背景，這樣才不至於給他的權威造成損害。恰在此時，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開始。延安全力應付事變，中央已經顧不上在毛澤東的婚姻問題上耗費時間，於是匆忙作出批准離婚的決定。賀子珍受到嚴厲批評，說其行為完全與共產黨員和革命者的要求不符，必須接受政治教育，並且離開延安，前往蘇聯。莉莉雖然沒有受到批評，但也被責令離開延安，隨同丁玲的戰地劇團到前線去。莉莉無辜受牽連，得到通知後哭了一場，在窯洞裡焚了毛澤東送給自己的詩稿。

史沫特萊沒有受到任何批評，但兩個月後她也離開延安去了漢口。「大姐」們背後施加的壓力顯然起了作用。她知道朱德和周恩來對自己仍然是不錯的，但毛澤東的態度卻讓她厭惡。儘管她和毛一度比較接近，但後來她這樣概括了自己對毛澤東的印象："在延安，我在很多場合下見過毛澤東，有時在窯洞裡有時在其他地方。我起先覺得他的在場令人感覺很不舒服。要正視他的目光很困難，他常常用一種不著邊際的毫無個性的話來回答問題。有時他甚至對問題不理不睬，好像沒有聽見一樣。雖然他的權威和聲望沒有別人能與之相比，但他看上去對這一點並非很有自信。」史沫特萊的感覺還是敏銳的。雖然大權在握卻反而感覺不安全，這是毛澤東成為領袖人物後日益惡化的心理病灶。

從毛賀婚變看中共黨史這是斯諾從史沫特萊那裡聽來後轉述的故事。斯諾的第一任夫人海倫·斯諾也記載了這個故事，她當時也是由史沫特萊介紹來到延安，寫她的有關延安生活的短文集《紅色塵埃》。但她和史沫特萊關係不佳。史沫特萊長她十歲，認為她政治幼稚，思想浮淺，對她的年輕漂亮懷有一點嫉妒。而海倫·斯諾則覺得她自負，虛榮，有點神經兮兮，屬於典型的左派女知識份子性格。她在延安和那些男革命家的關係不如史沫特萊和他們那麼密切，和康克清、鄧穎超等倒常在一起。在有關跳舞和莉莉的問題上，她支持那些大姐們，反對自己的美國同行。但她們兩人後來一起去漢口，在路上消釋了前嫌，成了朋友。

從毛賀婚變的風波中，人們不難窺見被神聖化的所謂「延安作風」的另一面。在中共的「革命隊伍」中，政治上的等級制、性別關係上的男性中心主義，都集中表現在領導人的特權上。那些號稱要解放全中國婦女姐妹的「大姐」們自己被這個制度所壓抑，反過來又建立了革命婦女內部的等級制，處處壓著那些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女性，唯恐失去丈夫，從而失去地位。

這和她們口口聲聲要打翻的舊制度下妻妾之間的關係和矛盾倒是有幾分相似。一旦爭風吃醋起來，這些「大姐」一樣耍賴撒潑，只不過會給對手戴上「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類的政治帽子。由此可見這些政治概念在共產黨那裡本來也很難說有什麽嚴格的內涵，只不過也是一種罵街和栽贓而已。

此外，毛澤東在這場風波中的處境也頗值得回味。作為一黨領袖，夫妻失和要由政治局會議來干預，這對霸氣十足的他來說決不會是一個愉快的記憶。賀子珍的放逐，莉莉的上前線，何嘗不是對他的間接打擊？可以想像，一向不信邪的毛氏自此蹩了一口氣，一旦日後和藍蘋生米煮成熟飯，他便不顧黨內高層的反對，執意要和這個上海灘上的二流明星結合。這股蠻勁恐怕是其來有自的。而政治局卻通過一個決議，不准藍蘋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亮相，更不能直接參與政治活動，只能「照顧」主席，充其量是個生活秘書。這就怪了：明明是老婆，卻不准以老婆身份出現；明明參加了革命，卻不准公開「革命」。

這種「革命隊伍」奉行的是哪家封建倫理？這不和舊時代從良的風塵女子在大家庭裡的地位差不多嗎？難怪江青後來要口口聲聲說被壓制了幾十年。也難怪毛澤東發動文革，要整老同志時，先給江青解掉頸圈，把她放出來，因為他知道這個女人苦大仇深。更難怪當初拍胸脯力保藍蘋的康生會在文革中被委以重任，因為他當初就是毛澤東在和政治局的婚姻戰爭中的戰友。

而那些看不慣藍蘋的老同志，如彭德懷和賀龍，都被活活整死。從淺裡說，最高領袖的家庭內部都有這麼一筆孽債，這就注定了黨內政治鬥爭會和個人恩怨難解難分，從而鬥得死去活來。外人看得莫名其妙，當事人個個心中有數。往深裡說，一個政黨非要把家庭生活也政治化，讓政治權力干預到人類生活最私密之處，甚至最高領袖也不例外，那人們還能指望這個政黨當權後能把國事和家事分開，清明理智地治理好國家嗎？

在此文完稿之時，看到陶鑄造夫人曾志今年剛出版的回憶錄，內中有一段曾志與毛澤東的對話可印證史沫特萊和斯諾所敘述的故事。當曾志在延安問毛澤東為什麼賀子珍要離開他時，毛說：「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

這段話是曾志時隔半個世紀再寫下來的，細節當然不能苛救其準確，但毛承認有史沫特萊的影響這應該是可信的。在此書發表前，中共正式文獻（或回憶錄）中從未如此披露過毛賀婚變的細節。

（原文標題：毛澤東與賀子珍婚變記 --史沫特萊敘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