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位睿智老人的真言
1998年12月底，我有幸陪同一位曾經在中共體制內影響過一個時代的改革老前輩在北海潿洲島考察。登島的當天晚上，我陪這位睿智的老前輩漫步於海邊時，老前輩問了一個讓我終生難忘的問題--"今天中國社會的問題是個理論問題嗎？"。當時我啞然無對。過了一會，那位老前輩語重心長地說：中國今天的問題不是個理論問題！中國今日探討的一些前衛的社會問題，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並且當時已經作出過解答了，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社會問題的理論探討還沒有超越於一百年前的思考，這是由於中國今天面臨的社會問題仍然是一百前的社會問題。
中國今天的社會問題不是個理論問題！那麼中國今天的社會問題應該是個什麼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身處這個時代的人應該選擇怎樣的人生道路？這些當晚雖然沒有得到前輩的直接指教，但是答案顯然是清楚的。這是我們這個時代任何揹負一份社會責任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而作出抉擇的問題。這也是一個終將影響我一生的問題。
2、統治集團宣示理念與民間追求目標的重疊
中國今天的問題不是個理論問題！這從中國今日社會出現的一系列現象也可以得到印證。
自從那次潿洲島談話十年後，中國社會今日出現了一種讓人覺得困惑的現象--那就是統治集團宣示的理念與民間追求的目標居然出現許多重疊。
首先我們看看2002年12月4日，《胡錦濤在紀念憲法施行二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其中明確宣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都要模範地遵守憲法，嚴格按照憲法辦事，自覺地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 這些簡短的言詞中，應該說反映出一些"依憲治國"的理念。
我們再看身為中國總理的溫家寶先生在幾次答記者問上的講話：（2008年3月18日）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面發展的機會。如果說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職，那麼推動社會公平正義就是政府的良心。
（2007年3月16日）我最近這篇文章講述了一個道理，就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不是悖離的。我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我可以明確地說，社會主義民主歸根結底是讓人民當家作主，這就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環境下，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全面的發展；就是要充分發揮人的創造精神和獨立思維的能力。
胡溫這些講話中所內涵的"依憲治國"理念及對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的認識，應該說正是今天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也是中國社會百年來民間不懈追求的目標。這種統治首領與民間目標的重疊，也註解出中國今天的社會問題不是個理論探討的問題，也就是理論上的中國社會何去何從已經非常清楚。
3、目標與現實的背離
中國社會的問題已經不存在太多理論的爭議，統治首領宣示的價值趨向與民間所追求的價值目標重疊，應該說中國社會發展不會有什麼疑義了。然而，現實中我們卻看到的是與這種價值目標完全相反的情況。那種《憲法》一再被踐踏，憲法中關於公民權利的條款一再被虛置，公然違反憲法精神的"勞教制度"大行其道，為踐行自己權利的公民一批批入獄，等等現象可謂觸目驚心。這種現實與宣示目標的背離，再一次註解出中國理論探討的錯位，說明中國問題不是出在理論上，而是現實與理論的背離上。那麼為什麼理論的清楚沒有換來現實行動的一致？是什麼在左右中國現實的運行？而那些一致認同的價值理念為什麼不能成為現實的真正指針？看來我們得尋找理論背後支配現實的因素。
中國今天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準則不能成為社會現實行動的準則，統治集團所宣示的目標與現實行動的反向性說明這種目標只是他們口頭不得不承認的價值，但支配統治行動的仍然是與宣示價值相反的東西。社會如何扭轉這種行動與目標背離的形勢？應該說決定性因素是推行目標的社會力量！也就是中國社會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現實力量的問題！
二、中國社會變革的現實力量
人類千萬年的發展之所以能稱其為發展，就在於人類形成了一些共同認同的價值準則，是這一些價值準則的積累，讓人看到了進步、改善。人類發展到今天，人權、自由、尊嚴、民主、憲政、公平等等價值成為普遍衡量一個社會現代文明程度的標尺，那種動物性的物資滿足程度，雖然依然成為人類必不可小的東西，但是隨著人類技術提高，那已經日益退出現代文明考量的範疇。同時世界已經普遍認清一個社會的物資持久而平穩的改善最終取決於這個社會人權、自由、尊嚴、民主、憲政、公平價值落實的程度，而不是相反。所以人類社會實現人權、自由、尊嚴與民主、憲政、公平，是這個時代的主流，是人類不可跨越的價值準則，因而是普世的文明準則。人類只有遵循這個準則，才有共處的依據。任何拋開這些普世價值而企圖特立獨行、自封特色的行為，本質上都是想逃脫普世價值的束縛，而將個人或小團體意志凌駕世界文明之上，最終目的就是成全個人與小集團的私利與惡欲。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普世文明準則已經成為世界的共識，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究竟該向哪個方向發展，已經如日月之昭昭。這種大道昭示的力量是人類任何個體與集團所無法迴避，更無可左右的。這就是人間正道，世界潮流。這種力量的巨大與永恆就在於任何民族與國家絕不能因為其特殊性而逃避與背離，否則就必遭天譴，社會必然淪於動盪不寧、災難頻臨的境地。
中國社會任何特殊性的強調總不能否定也是人類一部分的現實，除非那些標榜特殊的自詡是"非人"。問題是就算那些特殊到非人的人，畢竟不能否定中國廣大民間社會中的普通大眾的人類屬性。所以中國遵循人類普世價值準則也是無可逃避的路徑。正是在此規矩下，前面所言統治首領宣示價值趨向與民間目標追求才會重疊。而這種不得已的價值重疊，卻在現實上表現出完全的背離，這就說明中國社會還沒有形成主導普世價值實施的社會力量。那麼今天中國社會有些什麼促成普世價值實施的現實力量呢？大概而言，中國今天促成普世價值落實的現實力量有如下幾方面。
1、馬英久先生為代表的地區性憲政執政派力量
隨著臺灣再次政黨輪替的順利實現，臺灣地區在融入現代文明社會，落實普世人類價值上，實現了一個質的飛躍。華人世界對普世文明準則的踐行，昭示了華人是人類文明進步大潮的一分支，是積累人類文明準則的一分子。馬英久先生所代表的臺灣地區踐行普世價值準則派成為華人社會現代文明的先行者。
應該說國民黨曾經也走過喊普世價值口號，行獨裁專制實際的時代，但是在臺灣歷經風雨，走過由執政到在野的過程後，國民黨實現的政黨合法化與執政合法化的質變，使一個非法的黨，由一個非法掌握的政權（靠槍炮來搶奪），變成一個民選的合法的執政黨，這種由非法到合法的過程，就是一個遵循普世文明價值的過程，是一個政黨完全重生得救的過程。這個變遷意義之重大，將隨歷史延續而更顯現出來。
馬英久代表著華人世界實踐人類普世價值的執政派力量，其對中華民族的昭示作用將青史永垂！同時這支力量將成為中華民族整體邁入現代文明的先頭軍！這支力量對中國社會根本性轉型將起到日益重大的示範與促進作用！
但是這支力量要想肩負好參與中國社會轉型的使命，必須堅守中華民族整體性大局觀念，要有民族的使命感與危機感，中國社會整體性文明的轉型是臺灣地區長久和平、繁榮、發展的根本保證。否則臺灣的文明將成為極權統治的忌恨，臺灣危機將會與日俱增。
2、達賴喇嘛為代表的宗教信仰派力量
任何稍有國際社會常識的人都不敢否認達賴喇嘛在世界的影響力。那是一種人類對生命根本價值探究的認同，雖然表現於外在的信仰追求上，但達賴喇嘛的信仰給了世界活出生命真諦的見證。這種對生命終極價值追索的努力，從古至今就是人類推崇的對象。達賴喇嘛幾十年不懈的努力，鑄就了他在人類生命史上的價值。
作為一種在世俗社會中追求宗教信仰的代表性力量，達賴喇嘛已經用自己的行動向世界宣示了自己對信仰價值的忠誠。這種對信仰的追求與捍衛，是人類固有的權利，而這種信仰的需求卻也廣泛深藏在廣大民眾的心裏。所以這種為信仰而奮鬥的力量是恆久而巨大的，當達賴喇嘛成為華人世界為信仰而奮鬥的化身時，社會為信仰而奮鬥的群體就會在此結成認同，匯聚起力量。而信仰自由是現代文明世界的基本價值，所以達賴喇嘛事實上也是個實踐現代文明價值的華人先行者。
達賴喇嘛宗教信仰派力量對中國今天社會轉型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3、公民社會憲政理性建設派力量
中國大陸在多年風雨如磐的歲月中，依然頑強地挺立著一批致力民間建設，踐行普世價值，促進中國轉型的力量，那就是公民社會憲政理性建設派力量。這支力量深刻認識中國社會現實，堅信普世文明價值準則，為普世價值在中國本土生根發芽而默默奉獻、辛勤耕耘。
近年來隨著中國維權運動的風起雲湧，中國大陸憲政理性建設派力量一直為中國維權運動理性、持續、平穩、健康發展提供著精神資源，同時對維權運動的成果進行著社會積累，為中國社會根本性轉型作著基礎性準備工作。
這支力量保留著牽引人類前行的理想主義情懷，延續了人類固有的良知，也因為歷史性原因而使他們中一批人直接繼承著胡耀邦、趙紫陽那種歷史責任與為人間大義而不計名利、勇敢無畏的犧牲精神，他們將人類普世價值結合中國現實集中概括為"新三民主張"：一、培育公民社會。憲政民主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撐，猶如蓋大廈需要一個結實的地基。故首先要重視培育公民社會，這裡面要特別注重的是發展私有和民營經濟，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壯大中產階級；發展社會中間組織，逐步完成社會的組織化過程。二、啟蒙公民意識。公民社會的主體是公民而非臣民，公民就得有現代公民意識。公民意識（民主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權利意識、責任意識、民主意識、法制意識、憲政意識、納稅人意識等。這些意識的樹立要靠啟蒙。三、積累民主實踐。民主意識的增強、民主資源的涵養、民主運動的推進、民主制度的創建均有賴於實踐的累積。荀子《勸學》篇有言："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古訓"行勝於言"。
這支力量是人類普世價值中國化的承載體，也是中國社會健康力量的聚合體。
4、中共體制內改良派力量
基於對人類固有天良的信賴，基於人類存在理性對歷史潮流的認同，我始終對中共現政權體制中改革派力量的存在懷抱期待。雖然這種期待經常讓我覺得是幻想，但歷史的經驗與世界文明轉軌中的事實一再提醒我們不要放棄這種期待。
應該說最能直接而快速促進中國社會向文明世界轉型的力量是中共體制中的掌權派，他們有著現實的社會資源，然而由於人性的罪惡與制度的孽障，常常使這些最能給人類進步帶來事半功倍效果的人舉足不前，甚至使他們成為歷史前進的阻礙。儘管如此，讓我們還是給人類的良知最後的復甦留點空間，讓我們真誠期待那些最後能認同歷史大潮的人。
中共體制內改良派力量最終能否出現，事實上將取決於民間力量成長的情況。中國民間力量的健康與強大將成為激活體制改良派的動力。當然中國社會最終轉型可能還是需要這支力量作為標誌性事物的出現。
作為有著沈重歷史包袱的中國社會，要想實現平穩轉型，以上四方面力量的默契與互相援助的自覺，在共同價值理念上的榮辱與共，與對中國社會責任的擔當，決定著他們必須建立起針對專制極權的統一戰線。這四支力量的配合優劣與否將對中國未來轉型快慢起著決定性作用。
三、民間力量與領袖成長
中國目前已經出現的促成中國落實普世價值的力量有前面所提到的四個方面。在這四支必將促成中國文明轉型的力量中，民間力量的健康成長，即憲政理性建設派力量成長，無疑是目前最重要的，也是中國社會目前最可依靠而最有可為的。那麼如何更好促成這支力量健康成長呢？
追求普世價值的實現無疑是中國民間的主題，然而如何成長起一支能信任推動普世價值實現的力量，這就直接牽涉到民間應該建立起怎樣的信任主體？根據現代自由主義的理念，原本追求個體權利的落實是不會依賴於外在主體的，但是在一個極權社會向現代民主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這種不需要依靠外在主體，或不需要結成現實理想主體，顯然是不現實的，是不利於促成社會根本轉型的，也就是不能回答中國問題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什麼問題的，也就不能最終解開中國之結！所以民間力量面對歷史責任的自覺結隊聚力，是走出中國困局的必然。
中國民間要實現自覺結隊聚力，必須解決基本價值取向問題，即我們是要重新選擇個毛澤東，還是期待選擇個華盛頓的問題？今天如果將毛澤東與華盛頓擺到世人面前，供大家做出選擇，相信絕大多數人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華盛頓，因為歷史已經極其鮮明地對二者的是非功過做出了回答。但是毛澤東與華盛頓究竟有何本質區別，可能並不是那麼為人清楚，也就是今天人們知道毛澤東華盛頓之不同，但並不知他們何以不同。當然要列舉他們的不同肯定有許多方面，但他們最根本不同在於對權力認識的不同，毛澤東沿襲著封建專制王權意識，視權力為私器，以擁有權力高過擁有生命，由此希望王權永續，雖然不一定續在自己的至親之上，但也希望延續在自己意志執行者即信得過的人身上，而華盛頓卻具有現代民主意識，視權力為公器，以擁有權力為一份對社會的責任，堅信權力根本是在民手中，自己不願意，也通過權力設置，使權力不可能淪為某個血統與某脈意志的延續，使權力只能是天下意志的時代反映，是普世文明價值的凝聚體。在這樣對權力意思的前提下，華盛頓對權力是提防、警惕，將權力視同人生的負累，只是迫於時代所需而勉力為之，因而決沒有想法攝取權力的動機，並且他還儘可能地逃避權力。華盛頓這種對權力的態度奠定了他為美國開國與憲政之父的地位。
比較華盛頓與毛澤東對權力的態度，我們翻看中國歷史，就會發現那纍纍白骨下的爭權征戰與分利殺伐，而很少看到那種功成而身退，棄權如草芥的高尚義舉。難道華人血脈中就沒有那種人類高尚的權力意識？現代胡耀邦、趙紫陽的最後甘願放棄權位，甚至忍受囚牢生活的選擇，鮑彤、朱厚澤、張煒、張祖樺等一批棄權擇義的壯舉，捍衛了我們這個民族面對權力依然保持聖潔與高尚的尊嚴。由此可見中國人也一樣在權力與大義前有捍衛大義而輕視權力之士。也就是我們這個民族也是一樣可以產生華盛頓的，是一樣存在華盛頓的人格的。
所以今天中國民間要建立起自己的信任主體，必須選擇那種敢於放棄權力的人作為肩負這個時代轉型使命的領袖，而不是選擇那種視權如命，為爭權不擇手段的人。這也是選擇毛澤東還是華盛頓的根本區別所在。基於這樣的權力價值認識，我們民間力量建設應該聚焦於那些經過權力考驗的人，那些在大義前敢於放棄權力而甘願承受苦難的人。這種人才是值得天下托付權力的人。對於那些為了權力而大言滔滔，輕諾狂拋的人，我們一定要保持一份警惕，因為半個多世紀的中國苦難，已經證明了那種為爭權的承諾是靠不住的。
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儲存起了大量民間反對力量，但這些力量中哪種力量真正可以符合歷史，那種人是可以擔當起社會的責任，完成好歷史的重托，將中國社會平穩健康地引向文明的領袖？這是很值得每個關心中國社會問題者認真思考的。
中國今天是個五千年歷史的大轉型時期，民間力量成長與民間領袖產生是相輔相成的，前面所講中國社會變革的現實力量，我們看到前面兩支力量因為領袖的產生而成熟，而後面兩支力量卻急需在社會變局到來前成長成熟。應該說中國今日廣泛存在著民間變革的力量，這種民間不滿與思變的普遍性情緒，可能人類歷史上沒有多少時候有如此強烈。在這種廣泛思變的社會基礎上，中國急需一支健康而理性的代表民間意志的力量。這支力量及其領袖的產生，可能將根本性的決定著中國轉型時期的命運。
對此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秦暉先生在《聖雄人格與和解進程》一文中針對南非危機轉型時期領袖與團體力量有過精闢的論述：曾經有人聲稱現代政治不依靠英雄。的確，作為一種程序化、形式化與理性化操作的民主政治在其成熟時應該是不依靠英雄的。然而締造這種制度的過程需要"英雄"嗎？這就看我們怎麼定義"英雄"了。如果是像曹操煮酒所論的那種"英雄"，那恐怕是靠不得的。而像曼德拉那樣代表公平、正義的道德感召力的"聖雄"，則有之誠幸大焉。
"聖雄"們（無論其意識到與否）所推行的實際上是自由主義的事業。自由主義本是個低調的主義：它承認人人都有"自私"的權利--當然，這並不等於褒獎自私--以防止專制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黃宗羲語）。然而，在面對嚴酷壓迫時人們如果各懷私心、一盤散沙，就無法衝破重壓去實現自由事業。這就形成了一種悖論："消極的"自由必須以積極的態度來爭取，低調的制度必須用高調的人格來創立，為了實現一個承認人人都有"自私"權利的社會，必須付出無私的犧牲，為世俗自由主義而鬥爭的時代需要一種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這就是聖雄的精神。
僅以此對秦暉先生的引文作為本文總結語。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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