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前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加拿大國家公共電台電視臺（CBC）北京奧運特派記者David Gutnick 在博克上，發表了他對鮑彤的專訪。當問及加拿大人應當如何看待北京新體育館的奧運開幕式時，鮑彤回答說，"他們應該將之視作埃及金字塔"，"這個體育館就像一個金字塔，"他說，"美麗，出眾，但是它建築在千百萬貧窮的、超負荷勞動的中國人的脊背上，他們每一天都被盤剝。"
鮑彤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前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在1989年天安門六四事件中，他對共產黨壓制異議的聲音持有不同的看法，後被監禁了七年。
加拿大CBC記者David Gutnick專訪鮑彤全文翻譯如下。
在下車之前，我最後查看了肩包裡的東西。
檢查：數碼錄音機是開著的。
檢查：麥克風介面是連接上的
檢查：信號正在液晶顯示器上跳躍著：我正在錄音。
我輕輕的拉上拉鏈，只留下一個小口，這樣我的高靈敏度麥克風可以伸出包外幾個厘米。然後，我緊張的走上人行道。
我轉進一個小巷裡面......
一般來說我感到安全
街口有警察和士兵在站崗，公寓大樓前面的士兵在玻璃上映襯出來。
一般來說，在北京我是感到安全的，只要你留神（街上的）自行車和瘋狂的出租車，那你沒有什麼可害怕的。但是現在，汗正從我的背上流下來。
我正在去採訪鮑彤的路上，我擔心這個採訪是否給我帶來麻煩，要和警察週旋。這就是為什麼我把麥克風隱藏起來的原因。如果踏入鮑彤的公寓被捕，我需要有錄音（記錄下來）。
1989年5月，鮑彤擁有一份顯赫的工作：他是中共黨中央政治改革辦公室主任。天安門廣場就在他的辦公室窗戶外。
位於權力的中心
他一天又一天的看著窗外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們，這些人要求像鮑彤這樣的共產黨領導者們允許民主改革。鮑一直在聽，他確信這些聲音不無道理。
鮑彤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就加入了共產黨。當毛澤東和共產黨在1949年10月奪得政權，鮑的地位不斷上升。在1989年以前，他一直穩居共產黨的權力中心。
不過，他對共產黨壓制異議的聲音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讓他的黨內同事們瞭解了這種種看法，他們不喜歡聽。
5月28日，鮑被捕。在一個名義上的審判後，鮑獨自一人在一個囚房內度過了接下來的7年時光。鮑於1996年被釋放，之後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一套公寓房內，一天24小時，都有士兵把守。
直言的異議者
他是中國最敢於直言的異議人士之一。不過，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聽到他講的。中國記者不允許出版他的言論，也不允許電視或電臺進行採訪。
我和兩個穿著制服的門衛一起走著，（陪同的）還有幾個人很可能不是門衛。在大廳裡一個接待問我為什麼來到這裡。他記下了我的護照號，奧運安全通行證號，然後打了一個電話。
20分鐘後，他手指著電梯，示意我可以了。鮑住在6樓。一位男子微笑著打開門，歡迎我進門。屋內，一面牆是書籍，貼著家庭照片，電視機上蓋著一塊花布，廚房裡正在燉肉。
僅限於加拿大人
"我一直在等待你的到來。"他說，"我猜當局允許我成為奧運的官方異議人士，如果我只和加拿大人交談的話。" （說完）我們都笑了。但他說的是對的。誰（會）知道為何當權者決定允許他和我交談呢？
在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內，鮑講了，他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如何認定中共統治中國的方式是錯誤的。他微笑著說，當初他在遊說他的共產黨同僚們尊重天安門的抗議者的時候，應該做得更微妙一些。"很大的錯誤。"他笑了。
他說，共產黨領導人現在不聽工人的，只聽有錢人的。他說，共產黨已經腐敗，瘋狂的攫取權力。
他還告訴我，他在80年代在訪問加拿大的時候，對其所見所聞印象深刻。"我喜愛溫哥華、多倫多以及蒙特利爾的旅行。"
埃及金字塔
當我詢問他，加拿大人應該如何看待在那個不可思議的新體育館內的奧運開幕慶祝儀式時，他說，他們應該將之視作埃及金字塔。
"這個體育館就像一個金字塔，"他說，"美麗，出眾，但是它建築在千百萬貧窮的，超負荷勞動的中國人的脊背上，他們每一天都被盤剝。"
我們在門口握手（告別）。當兩週之後奧運結束，世界的目光不再關注奧運的時候，什麼樣的遭遇會發生在他身上呢？
"我今年76歲。"他說，"他們可以對我做任何事情。但是我始終認為，我們生下來就是有權利用嘴來表達我們想說的話的。"
走出門外......一個傢伙倚著牆還在吸菸，我的麥克風還開著。兩年前，一位美國記者在結束訪問鮑彤正在準備離開時被逮捕。
不過，奧運還在進行。大街上，上上下下都是紅色的標語，上面寫著，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我返回到我的車上。
（博客原文連接: http://www.cbc.ca/olympics/blog/beijing/david_gutnick/）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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