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政權往往可以在短期內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成果，例如三十年代的德國、五十年代的蘇聯、六十年代巴西以及九十年代的中國。沒有財產權、法律追索、公眾辯論這些障礙物，專制政權可以利用重要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創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工業和經濟壯舉。
反之，民主政權往往要應對公眾的不滿、活躍的媒體、頑固的土地所有者以及無數種公民自由。政府往往不能集合經濟資源，常常必須擔任監管者。結果就是很少政府主持的大項目。而市場無形的手卻驅動私營領域的無數主動。儘管有人羨慕專制政權，但從長期來看，這種社會經濟模式往往會導致經濟和社會的扭曲。
這就是中國如今面臨的困境。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政府把重點放在發展出口主導型經濟，並以人為低估的貨幣作支持。外國直接投資受到鼓勵，而國內消費有限。開啟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項目，不斷增長的貿易盈餘助長了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在內地萌芽，宛如神話中的鳳凰。多年來，中國經濟從這些政策中獲得經濟好處，GDP呈雙位數增長，擁有巨大的外匯儲備，以及不斷增長的資金流。
但如今經濟與社會扭曲已經開始伴隨著通脹現形：無數的資產泡沫，迫近的生產力過剩，以及猖獗的制度腐敗。中國政府發現自己身處困境。如果政府允許它的貨幣迅速升值以減少通脹，出口將放緩，失業率上升。如果它每年制服通脹，社會不穩定回迅速呈現。
但即使這隻野兔撞上自己造成的障礙物，印度會否因此獲得競爭優勢？優勢來自於確立的、充滿活力的民主，印度最終可以在社會上和經濟上勝過中國。表面上看來，印度的民主一團糟。但如果你深入觀察，你很快就會發現這隻烏龜為何終將贏得這場比賽的原因：
財產權：在印度城市化的過程中，很多家庭將選擇出售或者抵押土地，以便開始創業，買公寓，或者給子女提供教育機會。高端製造業和其他朝陽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半熟練和熟練的勞動力，驅動印度開始漸進的移民。移民將創造一個越來越城市化的印度，預計到2025年，將吸引超過兩億農村居民到城市中心。
這個轉變將推動大約3000萬農民以及其他1.7億跟農業有間接關係的個人出售土地所有權。所有權的出手到2025年將產生超過1萬億美元的資本。這些資本對印度經濟回產生多層效應。抵押支持的政權和資產支持的政權市場將創造解放資本所需要的流動性。
而中國沒有農村財產權。中國的7.5億農村居民租用土地，當他們的土地因開發而被徵用，他們得到的賠償要看地方和地區政府的臉色。而且他們的租約無法抵押，這樣他們就沒有資產。結果呢，2005年報告超過8.7萬起群體事件，比2003年增長50%。
法治：法治是任何現代社會的基石。印度的法律體系已經到位超過一百年。這個法律體系受到國際尊重，而且包括保護知識產權以及物質財產的法律。法治創造了可預言性以及穩定性，讓企業蓬勃發展。在印度，有超過6000家公司上市，而中國只有大約2000家。更驚人的是，印度600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大約100家是國有的。中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2000家上市公司中有超過1200家是國有的。
哪裡可以創造下一個微軟或因特爾（Intel）？肯定不是中國。
當法治得到投資者和外國企業的認可，它就可以推動額外的研發投資。
中國的法律體系沒有為保護知識產權和物質財產權做多少事情，在2007年國際財產權索引（International Property Rights Index）上，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和奈及利亞同列。
當一個民主社會均等公正地應用法治，也有助於確保財富的積累不偏向於那些有政治權力或與政治權力有個人關係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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