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五月間，憤青西方多個國家爆發了大規模的憤青紅海洋運動，中共國憤青運動第一次跨出國門。在這些運動中，狂熱的擁共留學生對包括外國人在內的幾乎任何和平異議者暴力相向，中國憤青表現出來的愚昧、瘋狂、殘暴，震驚了整個西方世界；在運動中，以'八零後'為主體的中國海外憤青群體，表現出對自由社會基本常識的驚人殘缺--把和平抗議北京奧運會當作不可容忍的'反華'犯罪，連和平抗議在自由社會合法的基本道理都不懂。
在國內，憤青們在中共的縱容下，瘋狂地打砸、潑污王千源父母在青島的住所，這僅僅因為，王千源在美國說了幾句肯定藏人爭取人權的公道話！
國內網站上，譴責法國政府、聲討西方媒體、打倒漢奸的聲浪洶湧，群憤激昂，輿論也是一邊倒的勢態，一如最近因為瓮安事件而聲討中共地方政府一樣；國內，對中共腐敗和人權迫害從來無動於衷的'八零後'大學生們，這時候卻熱血沸騰地走上街頭，衝擊、圍堵、打砸中國人開的、以國貨為主'家樂福'連鎖商場，要不是胡錦濤擔心玩火燒身、緊急叫停，肯定又要釀成類文革的全國性打砸搶運動。
毫無疑問，憤青群體興起以來，'八零後'年輕群體在其中牢牢地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除憤青隊伍最為聲勢浩大以外，'八零後'群體中網評'五毛'、'截訪'、便衣也最為人才濟濟可以...'八零後'大學生們的整體人文素養，構成了如今中共國社會一道奇特的人文風景對比圖：
二十年前的大學生們，以追求自由民主為愛國；如今的大學生們，卻以擁護中共專制政府為愛國，對他們中許多人來說，'民運分子'成了'反華分子'的別稱，'自由民主'居然成了'反華勢力'的用語！
這是何等可悲的現實！
由此可以看出：'八零後'年輕群體的整體地異化了。'八零後'年輕群體的整體異化，已經削弱了中國民運事業的群眾基礎，成為中國憲政民主化轉型的新的障礙。人的群體性異化（扭曲）是因為被洗腦，可以說，'八零後'一代，是除了'四零後'一代之外，被中共洗腦洗得最乾淨的一代，一九八九之後，中共愚民大獲成功。
為什麼在一九八九之後，中共愚民能夠大獲成功？這是因為中共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愚民新手法。
一般地說：環境越封閉，洗腦的效果越好。'四零'後群體之所以被中共最有效的洗腦，是因為其成長於毛時代鐵幕社會的的全封閉環境，但'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共國社會為相對開放得多的社會，為什麼生、長於這樣環境的'八零後'一代人仍然被洗得如此乾淨？這是因為一九八九年以後，特別是一九九二之後，中共創造性採取了不同於自己以往、甚至不同於所有共產黨國家的新愚民法術，正是這些新愚民法術塑造出了以'八零後'為主體的當今憤青群體。
這種新手法就是'活埋'術。什麼是'活埋'術？簡而言之，就是以隱瞞代替欺騙宣傳，以障人耳目。中共的'活埋'術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反動'或'錯誤'的人物、言論、思潮，以低調鎮壓和封殺代替毛時代的'大批判'。
二是對一切'敏感'的事件、歷史精心迴避、諱莫如深，以隱晦代替毛時代的欺騙宣傳。
'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一九八九年以後，對有真正威脅的異議、民運人士，中共以低調鎮壓代替高調批判，以'活埋'這些人對國內民眾的影響力。這種'活埋' 新手法早在鎮壓民主牆運動時就採用了，鄧小平親自下令以'不點名'、'不擴散'的新手法，鎮壓陳泱潮、徐水良，因為陳、徐二人是民主牆分子中不多的具有系統理論的人，其對中共的威脅超過當時其他人。
一九八九年之後，對一切民運異議人士，中共基本上採取這種'活埋'術，對張林、高光俊、秦永敏、王有才、彭明等富於活動能力的民運分子，對袁紅冰等富於'煽動性'的筆桿子，更是採取嚴密的封殺和消音手段，彷彿這些人根本不存在；對這些人的鎮壓和整肅，也採取極為隱蔽低調的方式進行，一如施行人間蒸發。一九九二年之後，對'六四'大屠殺，中共也迅即採取了這種'活埋'術，代替此前的高調批判：中共對'六四'屠殺的定調，在1989∼1992時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到了九十年代中變為'動亂'，到了江朱時期成了'政治風波'，到胡溫時期中共對 '六四'則諱莫如深；對於'六四'，中共的宣傳，由'反和平演變'三年時期的高調'抓黑手'，到九十年代中輕描淡寫、含糊其辭，到如今的隻字不提、竭力掩蓋、以'六四'為禁忌詞。
不能不說：中共的'活埋'術極為有效，因為這種'活埋'，八六學潮、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們基本上對陳泱潮、徐水良等人極其觀點著作一無所知，這造成了民運的斷代、造成了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嚴重缺乏理論和經驗的支持，這是導致八九民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這種'活埋'，九十年代的青年群體對張林、高光俊、秦永敏、王有才、彭明、袁紅冰等人其人其事其書兩眼一抹黑，不僅沒有可能獲取政治啟蒙的可能，甚至沒有瞭解的興趣。
一九八九年以後，特別是一九九二年之後，中共在教科書和各種文宣資料中精心迴避'土改'、'鎮反'屠殺'；'反右'；'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的的大飢荒； '文革'浩劫；中越戰爭真相；'嚴打'；野蠻計生；八六學潮；西藏鎮壓；八九民運及'六四'大屠殺；鎮壓法輪功；漢源血案；汕尾血案；西藏'暴亂'；汶川大地震'地震門'事件等等大量的事件和歷史，歷史教科書上雖然有'文革'章節，但是語焉不詳、輕描淡寫，令不明其由來的新一輩群體摸頭不知腦。
中共對'六四'事件的'活埋'，造成'八零'後一代年輕人整體性的失憶和無知，中共在中國社會精心營造了一種'六四'等等體現中共暴政的事件和歷史根本不存在氛圍假象，由是，成功地在年輕群體頭腦中培植出（對'八零後'而言）和正在培植出（對'九零'後而言）沒有'六四'、民運、異議的粉紅歷史記憶。
不能不承認，在愚民上，鄧小平率先採用的這種'活埋'術，無疑毛澤東的大批判更有效率。當年老毛的'批林批孔'，反倒激起了大批民眾的覺醒，引來了聲討自己的'四五'運動，而鄧、江、胡採取的'活埋'術，卻能夠在一個歌舞昇平相對開放社會中，把整整一代人的頭腦洗得干乾淨淨，而不激起一點政治漣漪。
比為什麼'活埋'術在愚民上比大批判更有效率？這是人的心理規律決定的。人不可能對記憶中沒有的東西產生興趣，某樣事情，留給人的印象越淡泊，它能激發起的興趣和熱情就越低。例如，近代以前，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鋼琴演奏家，儘管中國並不缺乏具有音樂天賦的人，這是因為近代以前，中國人幾乎沒有可能接觸到鋼琴的緣故；近代以前的五百年間，中國很少科技發明家，中國人學習自然科學的興趣和熱情很低，儘管中國並不缺乏具有科技天賦的人，這是因為近代以前的五百年間，是儒家和科舉制度的的鼎盛期，在儒家和科舉制度的排擠下，科技領域完全邊緣化的緣故，因為這種邊緣化，科技幾乎激發不起的中國民眾興趣和熱情。
歪曲的印象意味著錯誤的瞭解，錯誤的瞭解仍然能夠激發起人的熱情和興趣，這種熱情和興趣既可能換來更大的謬見，又可能激發出人的悟性，從而匡正先前的誤解；即使這種熱情和興趣帶了更大的謬見，沉痛的代價也終究會把犯錯的人扶上正途，而且，由於逆反心理，走彎路會激發出人的更強勁的動力。
但是，如果沒有印象，就不會有探究的熱情和興趣，人對特定領域的認知就會安然停留在蒼白的無知階段，這就導致沒有進步。
毛澤東時代，中共的愚民手法以'大批判'等歪曲信息的狂轟濫炸為主，歪曲信息的狂轟濫炸，在猛烈歪曲人的的認知的同時，無可避免也在一遍遍地強化人對社會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事件的印象，儘管強化的是歪曲的印象。這種反覆的印象強化，導致了毛時代中國社會對政治的極大熱情和普遍關注，儘管毛時代中共當局對' 政治錯誤'者的鎮壓和整肅遠比現在殘酷和血腥。
而要發起'大批判'，就不能不把批判對象的'罪錯'擺上桌面，如批判對象的'黑話集'、'反黨言論集'、'反革命破壞行為匯總'等等，這些批判的由頭、'罪證'，藉助人的好奇心，能夠引發社會大眾強烈的關注，而且，在獨裁者權威衰落的時候，反倒成為毛共政治迷魂藥的解毒湯劑、成為最有效的政治啟蒙教材。'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為了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將《五七一工程紀要》作為林彪'反革命罪證'下發至地市一級幹部，以供批判，不料，老毛的權威已經因為林彪事件大受打擊，《紀要》反而啟蒙了大批深受毛共暴政之苦的中共幹部。
毛共的愚民手法，既造成了民眾登峰造極的愚昧和瘋狂，又把全民塑造成'政治人'，造就了舉國追求'政治進步'的狂熱激情，'階級鬥爭'的慘痛代價，不可避免地把這些人推向政治覺醒之途，而老毛所造就的這一大群'關心國家大事'的群體一旦覺悟，將勢必形成衝決專制堤壩的洶湧洪流。
這就是為什麼毛時代的中國會出現兩種奇特的現象：一是殘酷的'階級鬥爭'浩劫，殺政治犯如割草；二是湧現出大批的政治異見者和異見活動家，如林昭、王申酉、楊小凱、陳泱潮、徐水良、魏京生、徐文立、傅申奇、劉青、王希哲等等等等，甚至體制內高層出現了林立果這一英勇的反對派，林立果反對專制暴政的理念、其謀刺毛澤東的英勇行為，毫不遜色於納粹德國的斯道芬貝格！
'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一九九二年以後，中共很少再發起政治批判運動，很少再進行直接的意識形態宣傳，除了'六四'鎮壓後的短暫時期外，整個九十年代，中共再也沒有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一九九二年鄧小平打開通往權貴市場經濟的閘門之後，中共在經濟上不問'姓資姓社'，在思想宣教領域也大幅度地'非政治化'：不僅去除了89年之前的那種對'文革'的揭露和反思，而且不再吟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復辟資本主義'法性讚美詩，甚至不再念'反和平演變'的政治緊箍咒......
但是，這種'非政治化'，並不意味著中共放鬆一黨專制，整個九十年代，在'非政治化'的同時，中共對政治異見人士、團體的打壓，遠遠超過了八十年代；胡錦濤上臺以來，中共不僅對政治異見、獨立宗教信仰人士、團體全面鎮壓、變本加厲，而且首開將維權群體作為'敵對勢力'打壓的專政記錄。在胡錦濤的倒退統治下，中共國的人權狀況，比江澤民時期都大幅倒退，幾乎倒退到中共建國初'十七年時期'，與'十七'年共產暴政相比，現在就差槍斃思想犯。
但是，一九九二年以來，中共對政治異見、獨立宗教信仰、維權人士、團體幾乎所有的鎮壓，都是低調進行，非常小心地承襲著鄧小平的'不點名'、'不擴散'的手法，92年以來，以這種'活埋'的手法，中共成功地鎮壓了貴州許萬平、廖雙元等民運組織、廖亦武西南詩社、蘭州兵變集團、中國民主黨、中發聯、新青年學會等大批異見組織，在國內沒有引起任何反響。自九十年代開始，中共還大搞'政治案件非政治化處理'，以'嫖娼'、'販毒'、'經濟詐騙'等名目抓捕民運、異議、信仰、維權人士，既達到了專政的目的，又能有效避免政治影響，還能把這些'敵對分子'在名譽上搞臭，使之難以得到國際國內社會的理解和同情。
一九九二年以來，幾乎所有的政治鎮壓中共都採取這種'活埋'手法，只有一次短暫的例外，就是'揭批法輪功'：一九九九年法輪功舉行了中南海門口萬人維權靜坐行動，激怒了江澤民，惱怒之下，江澤民舊病復發，下意識地對法輪功祭出了文革大批判的招數，一九九九年六七月間，央視新聞聯播一連數十分鐘地'揭批'法輪功和李洪志；1999∼ 2001間，中共江澤民中央，連續下發鎮壓法輪功的文件；還在社會上大搞批判運動和'拒絕邪教'簽名運動...結果，當時反而導致法輪功在當時幾乎家喻戶曉，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江澤民下發的文件，也成了授人的'把柄'。
胡錦濤上臺後，立即扭轉了鎮壓法輪功的'大批判'手法，其上臺六年來，'法輪功'三字幾乎從中共國公開的影視媒體和讀物上消失，以致好些國內的人誤以為法輪功在中國不存在，一些國外的人誤以為中共已經不鎮壓法輪功了。這些，都是大錯，胡錦濤不僅繼續鎮壓法輪功，而且變本加厲、更加陰狠，在胡錦濤的領導下，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於2005年發展到大規模活取器官的程度！胡錦濤中央六年來抓捕的法輪功信徒，數倍於江澤民時期。為什麼胡錦濤對法輪功的鎮壓遠不如江澤民當年引起那樣大的社會反響？這正是因為胡錦濤對法輪功的鎮壓，嚴格謹慎地採取了'不點名'、'不擴散'的活埋術；與江澤民不同，胡錦濤上臺以來，其批示下發的鎮壓文件，都以密碼文下發，由各級機關的610專人接受、解讀，胡錦濤企圖依靠這種保密的手法，避免'授國際社會以柄'。如今應該承認，在鎮壓法輪功上，胡錦濤比江澤民大大的狡猾，也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從江、胡鎮壓法輪功的不同手法和效果來看，'活埋'術比'大批判'更為陰狠和有效。
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在政治上的壓迫重新加強，這種壓迫的加強在胡錦濤上臺後更加急驟和明顯，但是，近二十年來，政治壓迫的加強非但沒有激起民眾的任何在政治上反彈，民眾的政治熱情反而降到了中共建國以來的最低點：如今的中國民眾，普遍政治冷漠，年長的只關心股市和'桌市'（麻將），年輕人的只問帥哥美女遊戲薪水。中國民眾，被中共由毛時代政治動物的極端，再次推至經濟動物的另一極端。
年長者不敢過問政治或許有恐懼的因素，但是年輕的群體由於無知、也根本缺乏被'專政'的經歷，對中共不可能有什麼恐懼，他們對政治的冷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共'活埋'術造成的：
一九八九後，特別是一九九二年後，中共對建國後一切'敏感'政治歷史、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統統大力'活埋'，諱莫如深，這就造成成長於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年輕群體整體性的政治失明，對當代政治歷史、中國現行政治環境兩眼一抹黑。
對某樣東西的半知半解、甚至完全誤解都能夠激發起對該東西的興趣，可是，如果根本感受不到那種東西存在，又怎麼會產生對那種東西的興趣呢？
毛時代的'大批判'和大鳴大嗡的欺騙宣傳固然能使人顛倒黑白，但畢竟讓人知道諸多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歷史的存在，讓人知道有那麼一回事；但是鄧江胡時代中共的'活埋'手法，卻讓人感覺不到'政治'（'敏感'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歷史）的存在，人怎麼可能會對自認為不存在的東西感興趣呢？這就是一九九二年之後，中國大陸年輕人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由於中共的'活埋'新手法，現在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胡耀邦、趙紫陽是誰，更不知道王丹、魏京生、陳泱潮、徐文立、徐水良、袁紅冰等反對派人士，你讓他們從何萌生繼往開來的政治熱情？
所以，趙紫陽的逝世，不能夠像周恩來、胡耀邦的死亡那樣激起政治運動；賀衛方根本否定共產黨統治的講話，也沒遠能像方勵之、溫元凱當年的'自由化'講話那樣引發熱烈的社會反響。就此可見：就算胡錦濤、江澤民現在立即死去，也不可能引發多大的社會反響。
毛時代的愚民手法，只有在一個全封閉的社會（如1978年以前的中共國社會）才有好的效果，而一九七九年之後的中共國社會，已不再是一個全封閉社會。中共在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期間，卻很大程度地保留了毛時代的那種簡單粗糙的愚民方式，而且愚民的強度，又因為八十年代專制的鬆弛和社會的開放而大大弱化了。毛時代的愚民手法因為歪曲印象的反覆強化，反而能喚起民眾的政治熱情，在一個社會全封閉不再有的社會裏，這種愚民手法尤其起到反作用，簡直是民主運動的動員令。這就是八十年代中共國社會自由民主春潮湧動、學潮民運一點即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一九八九之後的鄧江胡時代，中共充分汲取了'動亂'的教訓，新愚民手法的日臻成熟，巧妙地營造出一種'政治'本體不存在、更無須關心的幻像，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對政治的熱情和興趣，都因為'政治'本體的虛無的不存在，而統統消失了。
成稿於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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