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到汪兆鈞郭泉上書胡溫

2008-07-18 06:26 作者:張軼東 記得上世紀40年代下半段我念高中時，國文課本上有一篇是孫中山寫的 "致李鴻章書"。孫中山這篇上書應是1893年寫於檀香山，那時他才27歲。孫中山在這篇上書中並沒有提出國家政治制度問題（連君主立憲的主張都沒有，更遑論共和制了），而是建議治國要"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看來孫中山那時是想在清廷謀個一官半職，從清廷"體制內"治理好中國的。

但是李鴻章沒有理會孫中山的上書，尤其是接踵而來的1894--1895年中國在中日戰爭中的慘敗，使得孫中山先生很快地覺醒了。1895年，他在檀香山建立了"興中會"，提出"驅出韃虜，恢復中華"，主張走共和之路。這真是一個飛躍。

相比之下，在孫中山上書李鴻章之後五年，甲午戰敗和興中會成立之後三年的1898年，才有了康（有為）梁（啟超）的公車上書，接著是百日維新和戊戌政變。從此以後十多年間，中國人民始終是在保持君主（包括立憲）還是共和之間俳徊選擇。1911年的辛亥革命回答了這一問題，中華民國成為了20世紀初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

歷史旋轉了一個世紀。到這21世紀初時，中國人民又來到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一個新的厲史性選擇之前：讓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制度繼續保持下去呢？還是徹底結束這個制度走向多黨制民主選舉制呢？

在2007 年中共召開17大之前，許多國內外體制內外的異議人士曾經天真地幻想或許中共從17大起會主動進行政治改革，放棄一黨專政，開放黨禁報禁吧？也有人為此上書中共中央。然而事實粉碎了他們的幻想：中共出動了82萬4千人"保衛"17大，鎮壓黨內外一切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於是17大閉幕之後，就先後出現了汪兆鈞和郭泉致胡溫，要求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僅僅從法理程序上說，給胡溫的公開信也是不會帶來實際結果的。因為17大已經開完了，沒有作出任何關於政治改革的決議。胡溫既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當然只有執行17大決議的義務而沒有超出17大決議再搞什麽政治改革的權力。因此致胡溫的公開信實際上是對中共"與虎謀皮"的宣言，有點像是把當年孫中山的上書李鴻章和成立興中會兩步並作一步走了。接著就是郭泉健立了中國新民黨和汪兆鈞成為了海外中國過渡政府對於中共的談判代表。

不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興中會（後為同盟會）還是今天21世紀初的汪兆鈞，郭泉的新民黨，民主黨和國內外，體制內外的異議人士，都只佔當時全國人口中很小的一個百分比。我們不妨問問，到底是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在當時的四億中國人民中佔的比例大一些，還是當前主張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制度的人，在13億的中國人民中所佔的比例更大些呢？這是需要作一些統計性的研究的，而本人目前沒有這個條件。但根據以下兩個因素，似乎是後者（即今天主張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的人）在人民中所佔的百分點更高一些。這就是：

其一，家族帝王制度，在辛亥革命前已有至少三千年的厲史，在人民的思想中已經根深蒂固，無法設想沒有了皇帝國家會是什麽樣子。在魯迅的"阿Q正傳"中，阿 Q以在城內看到殺革命黨人作為自己看過熱鬧的見識而誇耀。而在"藥"一文中，則描寫人民群眾甚至在處決革命黨人後，爭著用饅頭佔犧牲者的血吃，以為這能治病（據說秋瑾被害時就有這情況）。辛亥革命後，還有許多知識份子因為需要剪去辯子而痛哭流涕。看來，當時主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人士寥若晨星的，甚至被視為瘋子（孫中山也被稱為"孫大炮"）。

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在中國延續至今還不到60年，這不到60年的統治也在大陸13億人民中也形成了一種相對根深蒂固的錯覺，即沒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怎麽辦呢？本人就遇到一個老太太對我說過這樣的話。然而這和三千年的封建王朝統治所造成的觀念還是不能比擬的。

其二，從國際環境上看，孫中山當時雖然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他那時世界多數國家還是君主國，只有十幾個上下的共和國（美國，法國等）。亞洲則或是殖民地，或是君主國。這樣當時的中國人民當然不能想像一旦沒有皇帝，人民怎麽能生活呢？

但是到21世紀初的今天，世界上決大多數的國家已經是民主國家，專制國家（不論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還是其他專政形式的）大約只有十個左右。尤其是東歐大變和前蘇聯解體更證實了共產主義從意識形態（馬列主義）到政治制度（共產黨一黨專政）都被歷史否定了。中國，古巴，北朝鮮和越南這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不過是硬鋌而已。這是全中國人民都感覺到的。

因此我以為主張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在13億人口中所佔比例雖然還不大，但還應該比20世紀初主張廢除君主專制的人在4億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更高一些吧！

有趣的是：孫中山先生曾把人民對於國家大勢的覺醒程度分為三個層次：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曾經有人嘲笑這種劃分方法，現在看來這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

先知先覺者就是站歷史潮流前面的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先知先覺者就是興中會和同盟會的成員們。他們既不同於康梁維新派，也不同於18世紀主張"反清復明"的白蓮教和19世紀末主張"扶清滅洋"的義和團。他們主張的是根本摧毀帝制建立共和。他們的確在4億人口中佔極少數。但是他們代表了厲史發展的方向，因此他們終於完成了偉大的厲史轉變，結束了統治中國三千多年的帝制。

今天的先知先覺者應該是汪兆鈞，郭泉，體制內外和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和他們組織起來的新民黨，中國民主黨等黨派團體。他們的主要特點就是不再寄予中國共產黨任何希望，以為只有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中國才有前途。他們目前在13億人民中，所佔的比例也是很小的。

孫中山先生在成立興中會以後，只能流亡海外逃避追捕。他在倫敦還一度被騙入滿清使館，將被押送回國處決。幸虧他的英國老師康德黎發現，將他救出。相比之下，中共對於汪兆鈞，郭泉二先生的態度卻是有些耐人尋味：汪兆鈞和郭泉均身在國內，而且拒絕出國。中共在奧運前大肆抓捕異議人士（如胡佳等），但對於作為海外中國過渡政府談判代表的汪兆鈞和成立了中國新民黨的郭泉（曾趁人民注意四川救災時期將他拘留十天）卻未敢正式逮捕。這是為什麽呢？可能有兩個原因： 1。中共權衡利弊，以為逮捕汪兆鈞和郭泉得不償失，會導致先知先覺的人猛增，2。中共面對汪兆鈞和郭泉還是有所仗持的。它所仗持的不是金錢和軍警，而是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至今還處於"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狀態。（順便強調一點，即民主方面不可粗心大意，必需經常注意保護汪郭二先生的安全，因為中共在狗急跳牆時還是有可能對汪郭二先生下毒手的）。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20和21世紀之交中國人民中那"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那一大部分人的情況吧！

19 世紀末時中國的後知後覺著應該主要是康梁維新派和中國社會的多數上中層人士了。他們也感到國家危亡旦夕，也有一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感覺。但他們還是幻想從清朝的體制內部改變治國方法的。他們對光緒皇帝乃至慈禧太后（慈禧不是公平處理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件嗎？）都存有幻想。他們在4億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比革命黨人大得多。

現在中國的"後知後覺 "者也是社會中下層的相當一部分。他們不滿意現狀，但幻想在保留中共一黨專政的情況下尋找出路。他們以為中國現在還沒有一股能取代中共的政治力量（前蘇聯解體前在該國也有過這種論調），這其實是一黨專政思維方法的一種下意識反映，已經被歷史否定了。但這種思想方法至今仍然佔據多數人的頭腦。常常可以看到上訪人群打出橫幅："擁護黨中央。。。。"，還有不少 "不明真相 "的知識份子在文章中 "敦促 "或 "啟發"中共說："黨中央應該。。。。"，企圖把中共 "死馬當做活馬醫"。不客氣地說，這些都是過時的廢話了。討厭的是還有不少御用文人和糊塗蟲仍然在散佈什麽"漸進"和"另一種形式"的民主來愚弄人民，使得人民中的相當大一部分至今仍然停留在"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這種"後知後覺"的層次上。但現實是他們在13億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比民運人士等大的多。

最後至於"不知不覺"的人群呢？他們在任何時代都會佔到全國人口中的一半左右，而且上中下層都有。在19和20世紀之交，北京市民中不是有不少過"三點兒"（吃一點，喝一點，樂一點）生活的市民嗎？電視劇"大宅門"表現八國聯軍進攻中國時，還有北京人說："只要洋人不打到京城，我們該怎麽樂就怎麽樂！" 那時中國大多數農民則是信守"誰來了就給誰納糧！"他們是以為"天下興亡，匹夫無責"的。

今天中國人中上層的"不知不覺"者更有一種醉生夢死的群傾向。他們只願自己的"小日子"過得好，只對什麼趙本山，粉絲或"老鼠愛大米"之類的東西感興趣。而中共則竭力用這些東西來麻醉他們，使他們對國家興亡，社會不公麻木不仁。下層的"不知不覺"者們則是"一日三餐足矣！"只要現政權現制度不損害他們的利益，他們是不會關心國家大事的。然而中共權貴集團的貪婪是沒有限度的，他們早晚不可能不侵犯一批又一批人民的利益。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把"不知不覺"者提升到"後知後覺"甚至"先知先覺"的層次上去了。

雖然革命黨人在4億人民中所佔的比例很小，為什麽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就有17個省響應，接著清廷垮臺，中華民國成立呢？當然根本的原因是先知先覺者站在厲史潮流的前列，厲史是沿著他們看清的方向發展的。這裡面還有一個具體化的原因，即當出現某種革命形勢時，人民群眾的覺醒程度會在短時期內大幅度提升，即許多後知後覺的人上升到了先知先覺的層次，而許多不知不覺的人則上升到了後知後覺的層次。這就導致了革命變革的實現。

就拿辛亥革命來說吧！在20世紀初的10年中，革命黨人在兩廣邊陲地區發動過十次武裝起義都失敗了。其實這些起義即使在本地成功也是會迅速被扑滅的，因為全國人民的絕大多數還處於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狀態，無人響應。但是1911年的形勢則不同了：先是3月29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死去72名（實際更多）的烈士，但大大地喚醒了民眾。接著又是四川的保路運動又使得人民的覺醒大大提升，提升到發生武昌起義時連身在美國的孫中山先生也不知道。

從1989 年的六四到2007年的十多年中，雖然反對中共暴政的民間反抗運動此起彼伏，體制內外的民運人士也都在辛勤工作，但總是一種"孤軍奮戰"的局面，根本動搖不了中共的統治地位。但是從2008年起情況不同了。一起一起的事件（雪災，西藏事件，山東車禍，口蹄疫，四川地震，瓮安事件，上海襲警和張家界事件等）正在把一批又一批的後知後覺者提升到先知先覺者的層次，和把一批又一批的不知不覺者提升到後知後覺者的層次。中共想用奧運和奧運後的大整黨來作為它最後的防波堤，但這防波堤在巨大的歷史衝擊前只會越來越薄弱，隨時隨地可能發生決口。因此民主一方應充分估計到這種可能性，在革命高潮到來時因勢利導，引導人民群眾奪取民主的勝利。

2007年7月於美國賓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