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胡錦濤個人電腦裡保存的一篇文章

曾勛:傳胡錦濤個人電腦裡保存的一篇文章

1989年，上帝似乎有意把它設置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多事之秋。波黨與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會議達成了關於團結工會合法化、進行議會大選的協議。在選舉中，波黨下臺，團結工會獲勝，著手重組政府。民主德國政局動盪，經濟幾近崩潰，政府宣布開放東西柏林邊界，拆除"柏林牆"；在東方，一場偉大而孱弱的反抗終於在長久的積壓後暴發，又在血腥而殘酷的鎮壓下灰飛煙滅。這一年，成為了一個致命的分界線，一邊是共產運動蓬勃發展、開花結果的時期，另一邊是這種新興的國家邏輯在實踐中宣告失敗最終走向破產的時期。

在90年代發生政變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有一個獨特的國家，它一度擺脫了蘇聯老大哥的束縛，甚至不把後者放在眼裡，與其它為蘇聯馬首是瞻的"社會主義兄弟" 相比，它曾彰顯出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特異氣質，但是最後，它終究逃脫不了高度集權的悲劇。最終，憤怒的人們把依靠謊言和暴力維持的反動政權踩在了腳底下。這個國家就是羅馬尼亞。

下面的資料可以在《辭海》、《世界地理大全》中找到。羅馬尼亞，歐洲東南部國家，面積為23.75萬平方公里，位於東南歐巴爾幹半島東北部。北和東北與烏克蘭、摩爾多瓦接壤，西北與匈牙利為鄰，西南與塞爾維亞和南斯拉夫相界，南依保加利亞，東南臨黑海。境內平原、山地、丘陵各佔約1/3的國土面積。喀爾巴阡山脈以半環形盤踞中部，西為特蘭西瓦尼亞高原，以東為摩爾多瓦丘陵，以南為瓦拉幾亞平原，東南為多布羅加丘陵。大陸性溫帶闊葉林氣候，夏季暖熱，冬季寒冷，年平均氣溫10℃左右，年降水量大部分地區為600-800毫米，東南部在500毫米以下。其地理環境的封閉性適合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紅軍進入羅馬尼亞，一面幫助羅馬尼亞共產黨發動反法西斯武裝起義，一面在這塊溫潤的東歐大地上播下共產主義的種子。 1947年12月30，羅馬尼亞宣佈成立人民共和國。1948年2月，羅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併，成立羅馬尼亞工人黨，在合併代表大會上，曾經五度入獄的反法西斯英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當選為黨中央候補委員。之後，他以黨政負責人的雙重身份參與制定羅馬尼亞農業合作化綱要工作。1954年，齊奧塞斯庫順利地進入中央書記處，在羅共七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兩年後，年僅47歲的齊奧塞斯庫開始擔任中央第一書記。1974年3月，他被選為共和國總統，此時，他還兼任團結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科學院名譽院長和經濟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等要職，成為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最高領導人。這個曾經坐在金字塔頂端的政治偶像，這個毫無瑕疵的"國父"卻在1989年12月25日被淪為階下囚，被自己的士兵亂槍打死在加勒斯特市的郊外，留給了歷史一具佈滿彈孔的骯髒而醜陋的軀體。

在權力氾濫毫無節制的國家，像齊奧塞斯庫這種"農民的兒子"最後被"雙規"的悲喜劇一直層出不窮，這不是對某種制度的辛辣諷刺嗎？在羅馬尼亞建立新政權之初，齊奧塞斯庫積極投入建設新社會的工作中去，他工作非常賣力，經常到部隊裡去慰問即將開往前線的青年，他還到工廠鼓勵堅守在生產崗位上的工人努力增加生產。到達權力的頂峰後，齊奧塞斯庫不像其它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對蘇聯言聽計從。勃列日涅夫宣稱，蘇聯在感到社會主義受到威脅時，有權對任何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進行干涉。

1968年8月，華約五國軍隊浩浩蕩蕩地開進捷克斯洛伐克。齊奧塞斯庫斷然拒絕參加此次對捷的入侵，在華約軍隊入捷的第二天，演講天才齊奧塞斯庫就在布加勒斯特共和國宮廣場召開會議，嚴厲譴責蘇聯的暴行："五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部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是一個重大錯誤......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去踐踏別國的自由和獨立，是不堪設想的。武裝干涉一個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事務的念頭，是毫無道理的，是不能被允許的。"在齊奧塞斯庫高昂而洪亮的語調中，熱情的羅馬尼亞人民大批大批地走上街頭，高呼"堅決扞衛祖國"，他們被齊奧塞斯庫不畏強暴的正義言行深深感動。於是，"齊奧塞斯庫時代"悄悄地來臨了。

解放前的羅馬尼亞可謂一片狼藉，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78.6%，工業及不發達。齊奧塞斯庫執政後，開始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綱領。經過十年奮戰，正如社會主義國家都喜歡"翻番"那樣：羅馬尼亞的農業總產值翻了一番；國民總產值翻了兩番；工業總產值翻了三番。翻完番後，羅馬尼亞在經濟建設和外交方面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績，國際威望提升，保證了在對蘇關係上的自主性。這時，有人見風使舵，立即提出了"齊奧塞斯庫時代"，齊奧塞斯庫欣然接受。作為一國之首，他開始飄飄然了。齊奧塞斯庫開始著手組建家族王朝，強化黨政一體的機制。

據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統計，齊奧塞斯庫家族成員在黨政軍界擔任要職的不下30人。齊奧塞斯庫的話成為了聖旨，報紙要登載，官員要熟記，誰敢說不，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秘密警察散佈在全國各地，他們幾乎深入到公民的每個毛孔。在窒息的空氣中，壓抑的羅馬尼亞人大批外逃，無數窮困不堪的農民企圖越過邊境，但都被軍警打死在羅境內。獨裁者的最終結局只能是眾叛親離，曾與齊奧塞斯庫同生共死的戰友都相繼離開了他，1978年，內務部部長級國務秘書揚•帕切帕叛逃國外。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80年代之後，羅馬尼亞的國民經濟衰退，農業發展遲緩，嚴重威脅到人們的生存。有人開始提出批評，甚至出現了一些持不同政見的秘密組織。面對一個即將沸騰的火山口，齊奧塞斯庫沒有去疏通，而是採用了堵的暴行。1986年之後，內務部規定，平時居民不能和任何外國人交流；任何批評齊氏政權的人都要遭到逮捕，甚至擁有私人打字機也需到警察局備案登記。詩人德什柳向記者談話指責齊奧塞斯庫搞獨裁統治，他的一舉一動都被人監視，當局不允許他給別人通電話。暴力機關採用最惡劣的手段監禁、毒打提出意見的人。一些知識份子和遊行的工人離奇失蹤。大清洗、個人迷信、絕對權威是專制社會的必然產物。齊奧塞斯庫以"國父"自居，利用羅馬尼亞所用的宣傳機器大肆歌頌自己，"神人"、"完美無缺的天才"，一切歌頌上帝的詞彙都被用在了齊奧塞斯庫身上。

任何一個專制王朝，在臨死前都要強化專制的思想文化統治，都會演繹一番奢侈豪華的"最後的晚餐"。沈重的外債和嚴峻的經濟形式已經讓人們不堪重負，在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時候，齊奧塞斯庫卻悠哉游哉地生活在他的"皇宮"中：豪華的私人游泳池，網球場，健身中心，別墅，足以讓無數他國的總統羨慕不已。原先和羅馬尼亞有過外交關係的國家紛紛出來指責齊奧塞斯庫，美國對其進行經濟制裁，逼羅馬尼亞在"人權"問題上讓步。歐洲共同體也中斷了和羅馬尼亞的貿易往來。

齊奧塞斯庫仍然頑固地防守著自己的獨裁政體，並最終把自己推到了同胞的槍口上。1989年，維護少數民族利益拉斯特神父被開除公職，以此為導火線，羅馬尼亞全國上下站起來了，他們打著"羅馬尼亞人，覺醒吧！"和"打到齊奧塞斯庫"的標語在街上遊行，流亡國外的知識份子也紛紛支持國內的民主運動。面對憤怒的群眾，齊奧塞斯庫非常惱火，他三番五次命令指揮鎮壓的官員下達開槍命令："應該開槍打到他們，一個也不放過，要徹底消滅。"但一切都結束了，齊奧塞斯庫令人髮指的暴行已經弄得天怒人怨。在第一次血腥鎮壓示威者後，起義的火苗延展得更加寬闊。齊奧塞斯庫知道大勢已去，帶著夫人倉皇而逃，當他們來到機場準備乘飛機外逃時，發現機場已被封鎖。

12月23日，人民同一陣線在鬥爭中取得勝利，電視臺宣布了齊奧塞斯庫夫婦被逮捕的消息。兩天後，特別軍事法庭宣布了齊奧塞斯庫的五大罪狀：大屠殺，受害者6萬多人；破壞國家政權；破環公共財產；破壞國民經濟；憑藉存在外國銀行的10多億美元企圖潛逃。立即執行死刑，憤怒的子彈呼嘯著奔向了齊奧塞斯庫夫婦，羅馬尼亞人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

《聖經•馬太福音》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齊奧塞斯庫從"羅馬尼亞天空上的一顆恆星"隕落為一個人民公敵，這既是他個人的墮落，也是人類歷史上新興政制的墮落。當我們用人性、良知等詞語去審判歷史上的獨裁者時，往往受益匪淺，有多少人進而相信人性勝過相信律法。中國幾千年反反覆覆的以新專制代替舊專制的悲慘模式就是相信人性善的惡果。歷史又毫不吝惜地用一個又一個事實告誡後人，權力只能使人變壞，所以，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之初，就在防止權力異化人上做足了文章。

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在就職演講中說："國家的政策將奠定於個人道德純淨並且始終如一的原則之上，而且，自由政府的卓越體現在它的所有優點之中，而這些優點不僅得到本國人民的愛戴，同時也贏得了世界的尊敬......除了托付你們關照的一般事務外，憲法第五條所賦予的臨時權的執行範圍，將由你們的判斷力去決定它在現有法令下的權宜性，即根據反對這個制度的理由，或根據產生反對意見的不滿程度。"華盛頓在這裡沒有向他尊敬的美國公民開 "空頭支票"，美國憲法修改條款在1791年12月經足夠的州聯合簽署後正式生效，以最崇高的形式保障了民眾能夠獲得最大的自由，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權利法案"。

華盛頓為自己的國家獻出了畢生精力，他在第二期滿後，拒絕連任，退隱到忙特弗農的農場老家。於1799年12月染病離世。華盛頓之後，憲法"拜物教"的光榮傳統就在美利堅紮下了根，正如第一位進駐白宮的約翰•亞當斯所說："在我執掌政府期間，若企圖或故意觸犯法律，除承受憲法懲罰外，還接受在現在這個莊嚴的儀式（就職演說）中所有見證人的嚴厲譴責。"一屆又一屆的總統進駐白宮，又帶著人們的尊敬離開，與其相信他們天生都有一顆善良的心靈，不如相信他們在莊嚴而又令人敬畏的制度面前都有一顆謙卑的心靈。齊奧塞斯庫們與美國總統的主要區別不在於人格，而在於他們所棲身的制度。

在東歐劇變中，齊奧塞斯庫是結局最悲慘的一個領導人。他的命運充斥著"前因後果"的邏輯，他的個體遭遇又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央集權體制。羅馬尼亞人對民主的追求浸染著慷慨悲涼的色彩，讓後來人不禁望"民主"生畏。民主難道必須用暴力換取嗎？前蘇聯用事實告訴了人們。

戈爾巴喬夫和葉爾欽和平地解決了蘇俄共產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轉換，這說明，用和平演變的形式來解決專制向民主的最後過渡，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中國人永遠停留在八九年，對現實政治缺乏理性思考，顧作驚人語，今天"自由主義"談得頭頭是道，明天"新左派"談得天花亂墜，那我們的民族永遠只能原地踏步。有學者指出："我們無須鼓吹暴力，更無須把暴力革命當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們只需要堅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堅定民主制度必將取代專制制度的信念，堅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當代的專制統治者們同樣不採取欺騙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動、甚至是迫動下，願意逐步完成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我們都應該在不求激進與不算舊賬的總前提下，為了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的福祉，而採用非暴力的形式，將偉大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

當然，如果當代的專制統治者們，其對暴力鎮壓、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撲的迷信仍然冥頑不靈，則來自人民非自願的暴力，即被迫產生的、並且同樣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會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標緊密連接在一起，為民主能夠最終地戰勝專制而犧牲奮鬥，並且在所不惜。"

當代中國民眾的話語自由權雖然極有限，但是，人們可以選擇說出來。哈維爾在《政治與良心》一文中指出："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機構的政治。政治來自人的內心，而不是來自一個命題。並非偶然的，這種充滿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這種嚴酷的鬥爭的基礎之上，處於‘日常規則'之中，我們必須得先沉到井底，然後才可能看見星星。"替天行道，什麼是道？這才是道。哈維爾們和齊奧塞斯庫身上的九十九個彈孔，讓我相信人性中善的那部分尚未泯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