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大鬧懷仁堂
亂局中的隱忍順守之道
自從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澤東的部署，進入"全面奪權"的階段以後，各地展開了激烈的奪權鬥爭。儘管中央文革掌握的宣傳機器開足馬力，竭力宣揚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偉大的創舉"和"最盛大的節日"，然而，墨寫的謊言決然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整個國家陷入了巨大的分裂和內戰之中。
自從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澤東的部署，進入"全面奪權"的階段以後，各地展開了激烈的奪權鬥爭。儘管中央文革掌握的宣傳機器開足馬力，竭力宣揚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偉大的創舉"和"最盛大的節日"，然而，墨寫的謊言決然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整個國家陷入了巨大的分裂和內戰之中。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中共黨內高層中積聚已久的不滿文革的憤懣情緒，在周恩來所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爆發出來。與會的黨內軍中元老們拍案而起，慷慨陳詞，痛斥中央文革的種種惡行，釀成政壇上的一場軒然大波。最後在毛澤東的雷霆震怒之下，這場抗爭被強力壓了下去，黨內元老派幾近全軍覆沒。而周本人則安然度過這場劫波，充分表現了其政治上的隱忍之道和順守哲學，同時也把他表裡不一的雙重人格展現得淋漓盡致。
大鬧懷仁堂
中共黨內元老派的集體諫諍被毛澤東強力壓下去，潰不成軍。善於在政治風浪中游泳的周恩來雖然度過劫波，卻失去了與文革派相抗衡的陣地，勢單力孤，淪為中央文革的小夥計，不得不對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來："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這場史稱"二月逆流"的抗爭，首先是從軍隊開始的。自從去年十月間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根據林彪的提議，發出《緊急指示》後，軍隊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 校一樣蜂擁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門的群眾組織，踢開黨委鬧奉命，四處串連，在查找"黑材料"的名義下，衝擊上級軍事領導機關，進而圍攻國防部大樓，軍隊由此 日益捲入文革的狂瀾之中。
本來，林彪此舉是想配合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戰略部署，並趁機在軍中排除異己，結果卻引火燒身，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包括國防部等最高統 帥甙在內的各級軍事領導機關不斷遭到衝擊，軍隊的各級領導人也遭到和地方黨政領導幹部一樣的厄運，被揪鬥、遊街，罰跪、撕掉領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 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就慘死在造反派的手裡，就連林彪的親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也未能倖免造反派的揪鬥，不是被迫東躲西藏，就是被關在地下室裡，悶得半死。一時間，各軍區紛紛來電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對這種自毀長城的搞法，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軍中老帥憂心忡忡，認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軍隊的穩定，提出"地方越亂，軍隊越要穩"。這 樣，在軍隊是否也像地方一樣開展"四大" (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問題上，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帥等人始終按兵不動，與急於把文革禍水引向軍隊的中央文革形成頂牛，雙方發生過多次面對 面的交鋒。林彪則首鼠兩端，既不想改變緊跟毛澤東的姿態，同中央文革鬧翻，又不願意軍隊大亂，禍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後避免明確表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常委碰頭會，商討軍隊開展"四大"的問題。會上，幾位老帥與江青、陳伯達的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 讓。陳、江轉而遷怒於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指責軍隊運動沒有發動起來，總和中央文革唱對臺戲，責任在總政，宣稱"解放軍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並給蕭華戴上了"資產階級政客"的帽子，責令蕭華當晚到他們已經通知召開的工人體育場十萬人大會上作檢查。對此，葉劍英、聶榮臻兩位老帥提前退出會場，以 示抗議，並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此事。
周恩來看出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蕭華一倒，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也將難保，軍隊勢必大亂。於是，他立即回話：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作檢 查。並和葉一同趕到毛澤東那裡請示匯報，制止了這次大會的召開。但是，還沒等毛保蕭的指示傳達下來，軍內造反派已經聞"風"而動，連夜抄家揪人。蕭華從後 門逃脫，跑到西山葉劍英家躲了起來。
第二天，軍委當委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繼續開會。參加會議的各大軍區負責人知道了毛澤東不同意揪鬥蕭華的態度後，紛紛向中央文革開炮，批駁他們企圖搞亂軍隊 的作法，有的還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江青。像當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就在發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 話。"江青也不甘示弱，繼續在會上糾纏蕭華的問題，追問他昨晚躲到哪裡去了?剛剛擔任改組後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被夾在當中，既責問了中央文革搞亂 軍隊的作法，也跟著批評了蕭華，並拍了桌子。
在這種情況下，看出江青是在殺雞儆猴，衝著自己而來的葉劍英也拍案而起，為昨夜收留蕭華一事承擔責任，說："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他嚴辭抨擊中 央文革企圖把文革禍水引向軍隊的作法，警告說：誰要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結果!說話間，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傷及右掌骨。
與會的軍中高級將領見兩位老帥對拍桌子，誰也不敢說話，有的見勢不好，乾脆溜走了。一時會場大亂。會後，葉劍英以軍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頂頭上司 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對軍隊的指責攻擊全部端給了林彪。這就是所謂"大鬧京西賓館"的來龍去脈。
這件事情一直鬧到毛澤東那裡。毛深知軍方將領和地方黨政領導幹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會逼反。再加上毛這時正在為各地開展奪權鬥爭後，不少地方的左派 組織(即造反派)勢單力孤，而領導權落入保守派手中而傷腦筋。在這種情況下，出於籠絡軍隊支持造反派奪權鬥爭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撫群情激憤的軍方 高級將領。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接見了他們，一方面要求軍隊要站在革命左派一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著性子聽取了軍方將帥們訴說挨整被斗 的情形，表態說軍隊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不要鬧分裂。
在這種情況下，一直在一旁窺測形勢的林彪，這回也站在軍方將帥與中央文革鬥爭的行列裡，對中央文革責難軍隊的作法表了態，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隨 後，他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家中，對她大發了一頓脾氣，說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和領導的，現在走到了修正主義邊緣，怎麼解釋?我這個國防部長怎麼交待?是修正主 義，我們國家還有什麼希望，不就完了嗎?!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給掀翻了，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並要到毛澤東那裡告狀，辭職不幹了。葉群嚇得大 哭，拚命拉住林彪，勸說他千萬不能和江青鬧翻，無論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
在葉群的死活勸說下，林彪的氣慢慢消了下來，打消了要到毛那裡告狀的念頭。挨了一頓斥罵的江青自知理虧，見林彪正在火頭上，只好老老實實聽著，勉強作了自我批評。不過，江青這次著實領教了林彪的厲害，兩人之間從此結下心結，成為日後廬山會議雙方鬧翻的遠因。
林彪的態度轉趨明朗，給軍中老帥們很大鼓舞。他們又趁熱打鐵，由徐向前登門當面向他反映情況，敦促他參與制定了旨在穩定軍隊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並 報送給了毛澤東。周恩來對此表示很讚賞，積極拉住中央文革進行討論，雖然最後作了一些讓步，但總算獲得通過。在毛表示同意照發後，林彪也如釋重負，高興地 對毛說："你批了八條，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樣，以毛親自批准軍委《八條命令》的下發執行為標誌，軍方老帥打贏了二月抗爭的第一個回臺。
毛澤東在安撫軍方將領的同時，作出了派軍隊"支左"的決定(後來演變為"三支兩軍" ，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這是因為自全國開展奪權鬥爭後，局勢益發混亂，各地區、各部門的兩大派組織為爭奪領導權打得不可開交，情形遠比原來 所設想的要複雜嚴重得多。在黨政系統已經完全癱瘓的情況下，毛手中只剩下軍隊這一張牌可以利用了。
為此，毛澤東決定讓軍隊介入運動，以期控制局面，幫助擁護響應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奪權。"大鬧京西賓館"的風波，讓毛意識到軍隊與中央文革的關係緊張。為 了平息軍方將領的不滿，善於玩弄權謀的毛澤東故作姿態，拿軍隊意見最大的陳伯達、江青兩人"開刀"，題目選的是擅自點名打倒陶鑄一事。
二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批評陳伯達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過去專門在他和劉少奇之間搞投機；批評江青"眼裡只有一個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並提出中央文革小組要開會批評陳、江二人，不過只限於文革小組內部範圍。
其實，批陶的決定正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陶鑄在政治上被拋出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江青不過是拉上陳伯達將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罷了，就像早先在文革運動中 屢屢幹過的一樣。毛對此雖然不大高興，但事後已經表態默認了這一點，因此並不真想算江、陳二人的賬，還陶鑄一個公道，以免損及中央文革的聲名。
實際上，毛澤東在發動全面奪權的同時，正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讓其企實際上取代中央書記處。比如，前述中央對上海奪權的賀電，就是毛親自提議把 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署名的。這樣一來，中央文革成了黨政軍的最高領導機構之一。二月初，毛更在小范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上，以談論"既成事實"的方式，造輿論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
可惜，當時中共黨內高層的多數人並沒有看透毛澤東極力扶植中央文革的真實用心，相反卻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一時間，毛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消息在黨內高層 中不脛而走，大快人心；再加上副統帥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頓，表態支持穩定軍隊的措施。這種形勢使黨內軍中的元老們士氣大振。他們早就對文革運動的這種搞法 憋了一肚子氣，對中央文革的種種胡作非為更是深惡痛絕，於是借毛批評中央文革的東風起來進行反擊。
應該說，周恩來是當時中共黨內高層中真正看出毛澤東用心的少數人之一。他並沒有因表面上有利的形勢而過於樂觀，知道事情並不那樣簡單，毛批中央文革不過 是故作姿態，所以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和黨內軍中元老的抗爭保持某種距離，冷眼旁觀。其實，他的心情和老帥們是相通的，對於他們展開的反擊也樂觀其成，希望 藉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囂張勢頭，同時規勸毛適可而止。不過，經過幾十年政治鬥爭的磨練，周深知政治上的攻守往往轉於一瞬之間，所以十分擔心老總們開炮走 火，過猶不及，導致整個形勢逆轉，把他自己也給牽連進去。
因此，在隨之而來的"大鬧懷仁堂"這一幕中，作為會議主持人的周恩來從一開始就刻意降低姿態，保持中立，盡量避免直接介入雙方的鬥爭之中，至少在表面上 如此。與此同時，他又利用會議主持人的身份，以默許的態度聽任老總們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干人開火，只是偶爾出來糾正一下發言中過火的地方，以防在政治 上落下把柄。
二月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原定議題是研究"抓革命，促生產"等問題。會上，軍方老帥首先站出來批駁中央文革。葉 劍英指斥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下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激憤地拍著桌子 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當時清華大學造反派領袖--作者注)這類人來 指揮軍隊嗎?
中央文革一干人因為剛剛挨了毛澤東的批評，收斂了許多，在會，正處於守勢，只是偶爾出來強詞辯解，周恩來則一直靜聽雙方的爭論，同時批閱處理壓在手上的 文件，始終沒有表態，聽任雙方交鋒，直到最後才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會，說：今天的議程沒有你們爭論的問題。你們願意爭論，可在以後再說。
二月十二日繼續開會時，雙方鬥得更加激烈。這次在會上唱主角的是國務院的兩位副總理譚震林和陳毅。素有黨內"大炮"之稱的譚震林早就對張春橋藉口"群眾不答應"而扣住上海第一書記陳丕顯不讓來北京一 事火氣很大，在會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 散。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譚震林越說越激憤，最後表示："讓你們這些人干，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 也要鬥爭到底！"。說著夾起皮包，拂袖而去。
接下來，陳毅講得更厲害，已經超出對中央文革的批駁，直接針對林彪，而且影射毛澤東了。說："這些傢伙上臺，就是搞修正主義。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 曉夫，他一上臺不是搞修正主義嗎?"激憤衝動之下，陳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風，說：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 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 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
在上述"大鬧懷仁堂"的整個過程中，周恩來出於保持晚節和隱忍順守的雙重心態，一直嚴守中立，很少說話，對雙方的爭論基本上沒有參與，也沒行出來制止。 只是在一旁聽著。這與"三老四帥"拍案而起、慷慨陳詞的態度大相逕庭，形成鮮明對照。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地在群眾 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老幹部統統打掉了"時，責問了康生一句：這麼大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有意和會上"出格"的言行劃清界限。比如，當譚震林準備拂袖而去，以示抗議時，他對譚是拍了桌子的，叫他回來。目前大陸官方出版物在涉及"大鬧懷仁堂"時，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都有意迴避了周對譚拍桌子的這件事，而這恰恰是後來周本人在修改懷仁堂會議記錄時親筆加進去的。
又如，當陳毅提到周恩來當年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一事時，他立即表示：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再如，當陳毅講了前述明顯針對林彪，並且對毛澤東有所影射的話後，周又馬上接過來說：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然而，周恩來在會下卻又換了另一番面孔。顯然，老總們大鬧懷仁堂，對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漓的批駁，乃至延安整風中的種種往事，深深地觸動了他，道出了 他鬱結心中多時的塊壘，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為快。"大鬧懷仁堂"後的第二天，周在連續接見財貿部和國防工業部的造反派代表和幹部和講話中，對文革運動中要 不要黨的領導、該不該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等問題，態度十分鮮明，措辭嚴厲，與"三老四帥"在會上的講法並無不同。
比如，周恩來在申斥造反派奪權後讓黨委靠邊站的作法時，說：你們簡直沒有邊了!部黨委上面還有中央，不能叫黨委靠邊站，革命不能革到無產階級司令部，革 到毛主席頭上；並宣布：中央各部奪權，凡是未經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數，國務院各部黨組要恢復，責任還是部長、廳局長負。
在談到揪鬥幹部的問題時，周恩來更是痛心疾首，激憤之情難以自抑，反覆強調老幹部是黨的財富，不能搞無休止的鬥爭，揪住不放，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他 們。他甚至把現在對幹部的批鬥同三十年代肅反擴大化相提並論，還聯繫到延安整風審乾時的經驗教訓，說：這次對幹部的批判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時間不到一 年，發展速度卻超過十七年。想到這，我就難過。"這不是毛主席的作風，這是左傾路線的惡劣作風。如果不告訴同志們，這樣發展下去，我就有罪廠。"
在二月十六日"大鬧懷仁堂"時，周恩來知道事情鬧得有些"出格"，特別是陳毅的發言和譚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會讓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他本人作為會議的 主持者脫不了干係。所以他採取主動，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為此毛派汪東興前來聽會，不過等汪趕來時，高潮已經過去。會後，周採取了息事寧 人的態度，不想把事情鬧大，因此沒有再向毛作進一步的匯報，希望通過冷處理來平息這件事。
然而，中央文革那邊卻不想放過在政治上轉守為攻的機會。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馬上向江青作了匯報。為了逃避批評而在家稱"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 經抓住對手的把柄，馬上精神大振，對此定調說：這是一次大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錯誤路線，周恩 來、康生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作者注)一人站在正確路線一邊。並立即安排張、王、姚二人連夜向毛澤東當面匯 報。
毛澤東早已分別從不同的渠道獲知了"大鬧懷仁堂"的一些情況。一開始似乎並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當葉劍英向他報告說"今天和伯達打了一仗"時，甚至還 表態支持葉的看法。不過，毛的態度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據作者當年採訪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時，他回憶說，毛在聽取張春橋、王力、姚文元三人匯報時，開始 還面帶笑容，像是在聽笑話，但在聽到陳毅發言中講到延安整風那一段後，隨即變色，不過當場雊沒有發作，只是在張春橋匯報周恩來對《紅旗》第十三期社論沒有 送給他看有意見時，毛說了一句：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上的社論要送常委審查。在聽完匯報後，毛沉吟了一會兒，表示：第一要抓軍隊，第二要抓地方，第 三要抓幹部，第四要抓鐵路和煤炭。
顯然，這次黨內高層集體"大鬧懷仁堂"事件，讓毛澤東內心受到很大的震動。他非常清楚其中的矛頭所指，名為批中央文革，實則是衝著他發動的文革運動而來 的。中央文革不過是替罪羊。這麼多人竟然在黨的高層會議上對他發動的文革群起而攻之，情緒如此激憤，批評得如此尖銳，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特別是陳毅關於延 安整風的那段話，更是觸到了毛澤東的痛處，這不啻是揭了毛在黨內一貫玩弄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當年的延安整風中，毛正是依靠 了劉少奇這一派人為他打天下，鬥垮了所謂黨內教條和經驗兩個宗派，才確立了他自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如今劉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腳踢開，淪為文革的斗 爭目標，罪名比當年的王明還大。
被人當眾揭了老底，對習慣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澤東來說，還是多年來的第一次，其內心的惱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下馬上採取斷然手段，把這次黨內高層的 反對聲浪壓下去的話，不僅文革運動會半途而廢，而且他本人也將威信掃地，劉少奇一干人也將乘機殺回馬槍，在政治上清算自己，這樣一來，他的一世英名就會毀 於一旦。這是毛無論如何也嚥不下這口氣的。
不過，毛澤東在著手反擊前，是做過精心的盤算和準備的。這也是他沒有急於發作的原因。在毛看來，在黨內高層中，有兩個人是必須爭取的：首先是林彪，其次 是周恩來。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軍權的林彪和他一條心，大局就亂不了，就不，舊這些老傢伙鬧翻天。而爭取林彪支持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陳毅在"大 鬧懷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話端出來，告訴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穩，在黨內軍中有很多人不服。
為此，毛澤東在反擊前，特意把葉群找來單獨談話，做了工作，說：現在老帥們不聽我的，我準備帶著林彪到南方去鬧革命，打游擊，重建一支解放軍。為了籠絡 林彪，毛並特許葉群今後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隨後，毛又專門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江青雖然剛剛挨了林彪一頓臭罵，不過她知道拉住林彪在政治上的 重要性，軍隊和文革小組是毛澤東的左膀右臂，關係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團結，共同保護文革大局。為此，她暫時把心裏的不快放在一邊，執行毛的意圖，登門拜 訪，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至於周恩來，毛澤東很清楚他在"大鬧懷仁堂"中的曖昧態度和實際所扮演的角色。對此，毛當然不悅，不過還是準備放他一馬。這並不是對周有意遷就，而是著 眼於大局的緣故，在目前亂局的情況下實在離不開他，需要依靠他來維持支應局面。所以毛在著手反擊時有意保護了週一下，制止了中央文革準備印發涉及周的材 料。毛相信周是聰明人，只要自己表明態度，他就會緊跟上來。對此，毛是心中有數的。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其中包括周恩來、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葉群。會上，毛髮了雷霆 震怒，指責"大鬧懷仁堂"的矛頭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為劉少奇、鄧小平黑司令部的復辟鳴鑼開道，是為王明、張國燾翻案，等等。其實，這還是後來在傳達時經 過閣恩來修改得比較委婉的說法。毛的原話遠比這個厲害得多，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 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
接下來，慣於逢場作戲的毛澤東又故意對葉群說：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不穩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然後又危言聳聽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就和林彪 離開北京南下，再上井岡山打游擊，讓劉少奇、鄧小平上臺，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陳毅當組長、譚震林當副組長，余秋里、薄一波當組 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
在場的人無不被毛澤東這一番盛怒之下說出的充滿要挾的語言所震懾住，一個個面面相覷，沒有人敢吭聲。用後來康生的話說是：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見 過主席發這麼大脾氣，主席發的是無產階級的震怒。其實，毛髮這樣大的火，有相當成分是在做戲，因為不如此就無法壓住黨內強大的反對聲浪，文革運動也將半途 而廢。同時，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點周恩來的名字，把他與黨內元老派分割開來。這樣對周既是一種拉攏，也是一種警告，讓他好自為之。
在這種情況下，一直試圖在政治上走鋼絲的周恩來已經沒有迴旋餘地：或是跟著毛澤東走而與直言諫諍的老總們劃清界限，或是站在老總們一邊而與毛決裂，兩者 必擇其一。周在認明形勢後，既為"保持晚節"的心態所困，也深知硬頂無異於以卵投石。為了緩和當時會上的緊張氣氛，周恩來出來打圓場，為幾個老總緩頰轉 圓，主動檢討承擔了責任，說在懷仁堂會議上，他們幾個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發了脾氣，講了過頭話，這主要責任在於他自己沒有掌握好會議，懇請主席息怒。
毛澤東則趁勢下台階，要求政治局立即開會認真討論這件事，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並責令陳毅、 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就這樣，這場文革期間在黨內高層中僅有的一次集體抗爭，在毛澤東的淫威和周恩來的幫襯下，頃刻瓦解，整個形勢隨之逆轉。
周恩來這種在政治上對毛澤東的隱忍屈從和幫襯迎合一直是最為人詬病之處，同時也是目前海內外評周分歧的焦點。褒者認為這是周氏實出無奈，不得已而為之， 是一種"以柔克剛"的鬥爭方式。批評者則認為恰恰是由於周的屈從和退讓，逢君之惡，毛才更加一意孤行，為所欲為，因此周恩來實乃毛澤東禍國殃民的幫凶。
其實，這種不同看法並非始自今日。中共黨內高層中對周恩來的這種做法早就存有非議。當年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就對周恩來明知國民經濟面 臨的困難形勢，卻不敢在會上講出來，擔心"誤會成泄氣"，"像訴苦會"的作法，非常有意見，曾當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姦巨滑"。這次"大鬧懷仁堂" 的風波後，氣猶未平的譚震林寫信給當年在井岡山共過事的林彪，斥責江青"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真比武則天還凶"，同時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他寫 道：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 等候等候。
等更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下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碰下去。請你放心，我不會自殺。"
鄧小平後來在黨內高層談到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時，曾說過兩句值得玩味的話。一句是：如果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沒有總 理，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拖得那麼久。儘管歷史是無法假設的，但鄧小平對周的這段評價卻切中要害，點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間所扮演的雙重歷史角色--既減輕了歷史 災難，又延長了歷史災難，周恩來所扮演的這種近乎悖論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們在評周時見仁見智，各執一端，結論判若天淵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預見的將來， 這種站在不同的立場，出於不同的動機對周恩來其人的爭論仍將繼續下去。本書的寫作只是為此提供基本的歷史事實，以供人們作出自己的判斷。
毛澤東在以自己"無產階級的震怒"壓服了黨內高層"大鬧懷仁堂"的反抗後，並不想輕易放過這件事，他還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勢肅清文革的反對勢 力，把他們從中央領導層中清除出去。根據毛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從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懷仁堂連續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批鬥譚震林、陳毅、徐向 前等人。
周恩來本來就和這些直言諫諍的黨內元老派在思想上有著不少共鳴，歷史上也有著很深的關係，被認為是他們的"總後臺"。因而批鬥他們，對周本人來說，無異 於是陪綁。更令他難受的是，毛澤東偏偏又不放過他去，指定由他來主持這一批鬥會，讓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雖說周本心並不願意這樣幹，但在中央文革一班人馬 全部出動，大張撻伐的情況下，又豈能獨善其身?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節，周恩來再次屈從毛的意志，硬著頭皮充當了會議主持者這一尷尬的角色。
不過應該說，周恩來不愧是個善於在政治漩渦中游泳的老手，能夠在各種情況下恪守中庸之道，左右兼顧，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政治平衡。為了打消毛澤東對他 的疑慮，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與黨內元老派的過激言行是有過鬥爭的，他特意讓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記錄，並在緊要之處作了若干修改，以 供政治局生活會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當譚震林準備拂袖而去時，記錄稿中原只註明"總理要譚回來"，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個字。又如， 當陳毅提及周恩來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時，周除了加上了自己當時的對答："應該檢討，整得對嘛"，還特別註明："陳先挑撥康老，後挑周"。
另一方面，周恩來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評會中刻意保持低調，同赤膊上陣，大張撻伐的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拉開距離，寧可被指為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和 稀泥"，也不願對黨內軍中的老總們無限上綱。他利用自己擔任會議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數時間裏保持緘默，只是在最後作會議總結時，對譚震林、陳毅等進行了批 評幫助，按照毛澤東定下的調子，對他們所犯的"錯誤"在政治上從嚴進行批判，同時又為他們作了某種開脫，認為他們所擔錯誤的性質還是屬於"思想認識"問 題，是一時衝動而講了錯話。
與此同時，周恩來檢討了他作為會議的主持者沒有掌握好會議，應對"大鬧懷仁堂"事件負責，同時也為自己作了某種辯護，委婉地反駁了江青一干人對他在路線 鬥爭中"動搖"、 "和稀泥"的指責，只是承認他自己在路線鬥爭上"有些遲鈍"，"不那麼敏銳"，說：我這個人，對待黨內問題，是不那麼尖銳的，但牽涉到原則性問題，第一， 在敵我問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從來是明確的，是堅持原則的；第二，在組織紀律問題上，我也是從不含糊的，黨員總要遵守紀律。並舉例說明對譚震林、陳 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支持。
在"大鬧懷仁堂"這一回合中，中共黨內元老派的集體諫諍大敗虧輸，不僅未能扭轉時局，反而遭受滅頂之災，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原先由周恩來所主持 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這一在黨內高層中曾與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陣營，從此不復存在。參加碰頭會的幾位國務院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不是被責令請假檢討，就 是陷入聽命於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轟"、"火燒"的糾纏之中，即使一時"打而未倒"，也無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原有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的中央 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被迫中斷，在無形中散攤，被中央文革碰頭會所取代。
這種局面，正是毛澤東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確切地說，是他的全盤謀劃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奪權部署的組成部分。對此，大陸學術界和官方出版物避免論及這 一點，不敢觸及毛本人在這場近乎宮廷政變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籠統地把它說成是林彪，江青一夥"篡黨奪權的一個嚴重步驟" 。實際上，毛澤東本人才是這場"逼宮''戲中的幕後主角，中央文革不過是在前臺奉旨行事罷了。
"大鬧懷仁堂"事件後，先是張春橋，後是江青輪番找周恩來談話，打著貫徹毛澤東關於"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指示的旗號，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當作中央書 記處來看待，今後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區籌備建立革委會的權交給文革小組。很顯然，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如果 沒有毛的首肯，江、張等人是不會如此明日張膽地進行要挾，逼周恩來交權的。
如前所述，周恩來已經在這個問題上與江青暗中週旋多時，幾次挫敗了其覬覦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圖謀，但這一次卻不得不吞下這一苦果，讓黨內文革派的逼宮如 願以償。無獨有偶，周氏這時所表現出來的軟弱和退讓，恰好和當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情形如出一轍。這就是周為人弱點的故態復萌，同時也是當年歷史在某 種程度上的重演，是周個人政治生涯中的宿命。當年正是在周恩來心目中享有絕對權威的共產國際極力扶植王明為首的黨內教條宗派上臺，而如今則是他矢志效忠的 毛澤東有意讓中央文革全面接管權力中樞。在看出這是毛澤東本人的意圖後，一心想保持"革命晚節"的周恩來明知這是違背黨章規定和組織原則的，卻不敢有任何 異議，對毛的這一決定俯首聽命，把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權力拱手交給中央文革。
此後，中央文革取代廠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為行使黨內最高權力的執行機構。黨內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挫了大局，文革女掌櫃江青更是權勢大增，驕橫跋 扈。而周恩來則失去了原有的權力基礎，淪為中央文革的小夥計，在文革碰頭會中勢單力孤，事事受制於人，不得不對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來順受，乃至說出這 樣的話來："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隨著文革運動的全面展開，特別是"大鬧懷仁堂"事件夭折以後，周恩來已經愈來愈清楚地看出毛澤東發動文革這場運動的實質，不過是在冠冕堂皇的旗號下所進 行的一場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在這種情況下，既為保持晚節的心態所困，同時又善於在政治上求生存的周氏對文革採取的態度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 更加謹言慎行，對毛亦步亦趨，而把他內心的真實想法深深地隱匿起來。
如果說，周恩來以前對文革運動還有幾分真誠投入的話，那麼此後則更多的是採行順守之道了，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已經很難再找到原先那種對文革運動屢屢流露出來的內心憂疑和困惑，改為一概高唱讚歌，充滿頌揚吹捧之辭。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政治上的處境也變得更加尷尬。由於黨內元老派在"大鬧懷仁堂"事件後幾乎全軍覆沒，他已經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助力而成為" 光桿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組成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中覓得棲身之地。後來，毛澤東出於大局的考慮，看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純粹是個書生，辦事能 力很差，根本應付不了眼前的亂局，才轉而指定由周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
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闆江青卻並不買賬，相反還感到憤慣不平。在江青看來，沒有追究周恩來在"大鬧懷仁堂"事件中實際護湏的角色已經是手下留情了，現在 他竟然來染指它的領地，而且罩喧賓奪主，成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這是江青無論如何也嚥不下這口氣的。她雖然對毛的這一決定無可奈何，卻更加遷怒於 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動輒訓斥辱罵，找碴刁難，極盡拆臺排聲之能事，令周恩來的日子十分不好過。
不過，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隱忍功夫堪稱超一流，遠非一般常人所能相比。無論江青怎樣胡攪蠻纏，他始終不動聲色，表現得極為克制，甚至到了唾面自乾的地步。 他之所以對江青如此忍讓，說到底還是因為已經看出毛澤東有意讓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來越重聲的角色，所謂文化大革命，不過是毛、江兩人合開的夫妻店而已，就 連"副統帥"林彪也還要讓江青三分。在這種情況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陶鑄的垮臺就是前車之鑒，落得晚節不保的下場。這是讓周恩來內心深為憂懼的 地方。
當然，周恩來這樣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慮，那就是決不輕易退出政治舞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相忍為黨"。這是周氏對他自己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心境的剖白，而他此時的處境正好和當年相彷。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傳統影響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當濃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濟時艱的傳統，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
周恩來非常清楚，一旦離開了權力圈，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結束。反之，則總可以有所作為，對政局施加自己的影響。在目前天下大亂的情況下，更是需要有人出 來支撐危局。在這一點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澤東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無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站穩腳根，就 讓江青無理取鬧，而他則可以利用繼續留在權力核心的地位，對時局發揮自己的影響。
在以後的歲月中，周恩來一直是這樣做的。
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節，但是許多省、市，自治區由於激烈的奪權鬥爭，處於無政府狀態，農業生產無人過問，工礦企業生產大幅下降，紛紛吃緊告急，鑒 於這種情況，毛澤東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奪權之外，賦予軍隊更大的責任，表示："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 之不理"。隨後，他又作出派軍隊對局勢混亂的地方實施軍事管制的決定，說："凡條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條件成熱，然後舉行，處於無政府狀態者，則先實行軍 管"。
早就為這種局面而焦慮的周恩來立即見機而作，在毛澤東作出這一決策的當天，就起草了中央復廣州軍區的指示電，要其立即對地處中國南大門的廣東省實行軍事 管制，提出："軍管會之下，可設兩個班子，一個抓革命，可名為革命委員會或支左委員會，領導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強和促進真正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推動 和實現革命'三結合'(即軍隊、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三方面的結合--作者注)的奪權鬥爭。另一個促生產，可名為生產委員會，把農業、工交、財 貿，衛生等都管起來。"
隨後，周恩來又把實行軍管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國務院所屬部委，首先從隸屬國防工業部的各個機械工業部入手，然後擴及其他。罵此，他專門向毛澤東寫了報 告，說："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門，亦實行軍管"。在徵得毛的同意後，他迅速對鐵道、交通、 郵電等部門實施了軍管，其餘的部委則是派出軍代表。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借毛澤東上述批示的東風，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呼，敦促軍隊幫助地方春耕生產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並親自起草電文，向全國推廣北京市懷柔 縣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的經驗，將電文轉送毛批閱，說："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接近於'三結合'的籌備小組，但以抓生產為重 點，或者就是軍管會下抓生產的班子。如能組成，不論何屬，都是好事。"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些事情時，十分注意站穩自己的政治立場，總是不忘強調"要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爭取革命、生產雙豐收"一類的話，盡量左右兼顧，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這種心態在對待那幾個在"大鬧懷仁堂"中陷進去的副總理的態度上，表現得更為明顯。
四月下旬，毛澤東在成功地平息了黨內對文革運動的反對聲浪之後，有意鬆動一下與黨內元老派的關係，親自出面找他們談話，表示"團結"的願望，說：碰頭會 上的發言，對運動有意見，是老帥發牢騷，是陽謀，不是陰謀。毛還笑著問譚震林：譚老闆，你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咱們訂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這 次談話後，周恩來馬上見機而作，擬定了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的名單，將"大鬧懷仁堂''的幾位主角一一列上，報請毛批准，希望通過這種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亮 相"，多少改善一下他們的政治處境。
但是，周恩來在做完這件事之後，又擔心這幾位"炮筒子"因此而"翹匡巴"，再度惹事闖禍，隨即又給陳毅等人寫了一封信，預先對他們進行敲打。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陳毅、震林、先念、秋裡、谷牧五同志並告富春同志：
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志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復，那就又來一個欣的反覆。你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失 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一課。為著預防你們五位同志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 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周恩來在信中的用語雖然較重，但陳毅，譚震林幾位在經歷了"大鬧懷仁堂"的風後，領教了毛澤東的翻臉動怒，看到了形勢逆轉後黨內文革派的囂張，都能體會到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禍從口出，處處謹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樣隨便亂放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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