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宮廷政變"被趕下臺 赫魯曉夫用回憶錄"復仇"（圖）
《赫魯曉夫回憶錄》
1956 年2月24日在蘇共二十大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鞏固了尼·謝·赫魯曉夫的黨內地位；8年之後，被以勃列日涅夫以"宮廷政變"方式趕下臺的他無法忍受心中苦悶，決定再次使用"秘密報告"武器--通過撰寫回憶錄、披露前蘇聯歷史內幕的方式"復仇"。
據俄羅斯《論據與事實》週刊報導，1956年2月24日在蘇共二十大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鞏固了尼·謝·赫魯曉夫的黨內地位；8 年之後，被以勃列日涅夫以"宮廷政變"方式趕下臺的他無法忍受心中苦悶，決定再次使用"秘密報告"武器--通過撰寫回憶錄、披露前蘇聯歷史內幕的方式"復仇"，這自然引起克里姆林宮的擔心。俄最新一期《論據與事實》週刊發表文章，披露了《赫魯曉夫回憶錄》在黨政部門施壓、克格勃百般阻撓之下出版的內幕。
心中苦悶：決定寫回憶"復仇"
在前蘇聯歷史上，赫魯曉夫無疑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在聯大會議用鞋敲桌子的舉動，充分展示了他既"粗魯"又"可愛"的個性；他主張東西方緩和，但對外政策仍然導致美蘇核對抗，並成為第二次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的主要策劃者；他的領導風格被認為充滿活力，也被認為是激進冒險......
而奠定赫魯曉夫在前蘇聯和整個世界歷史地位的，實際上是他的兩部秘密作品，第一部是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第二部則是被迫辭職後秘密撰寫的回憶錄。由於回憶錄中涉及太多有關前蘇聯政治生活的"內幕"，因此撰寫和出版過程受到當局的重重阻礙，而它最終得以在西方出版，也成為令莫斯科難堪的"大醜聞"。那麼，這位前蘇聯領導人，為何要寫這部新的"秘密報告"？
1964年10月被解除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之後，賦閑在家的赫魯曉夫感到非常苦悶，因此產生了寫回憶錄的想法，而他創作這部作品的唯一目的，就是試圖解釋清楚自己當政期間沒有得到什麼、且為什麼沒有得到的問題，並以此向排擠自己的人"復仇"。
赫魯曉夫的回憶錄利用磁帶錄音機錄音、由兒子謝爾蓋·赫魯曉夫整理的方式完成。在1968年夏天創作工作接近尾聲時，突然產生了包括磁帶、手稿等各種材料如何保存以至於不落入無孔不入的克格勃特務手中的問題。這一任務又落在了兒子謝爾蓋的肩上。他建議父親把資料送到國外，並開始尋找能夠勝任這一工作的人。
當然，這有很大的困難，有時甚至要冒相當大的風險。
怒火中燒：罵黨內戰友是"惡棍"
謝爾蓋·赫魯曉夫曾回憶說："1968年4月，就在父親生日前夕，我像以往一樣在休息日到彼得羅沃-達裡涅耶看望父母。媽媽對我說：‘你父親的情緒非常壞，昨天基裡連科（安德烈•帕夫洛維奇，時任蘇共中央委員會秘書，政治局成員）把他叫到中央委員會，要求停止創作回憶錄，並交出已經完成的。你父親非常激動，在那裡大吵大鬧，發生了大衝突。'"
提及這件事時，赫魯曉夫本人氣不打一處來，他說："這幫惡棍！我說出了對他們的所有想法--違反憲法在別墅裡到處安放竊聽裝置，甚至連茅房都不放過。浪費人民的錢，就是為了偷聽人家放屁！"
在外出散步、避開竊聽器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又對兒子說："他們非常不安，會把所有材料拿走銷毀。"
把磁帶和手稿留在國內絕對不安全。因此，赫魯曉夫一家想到了把它們藏到國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首先想到要把手稿藏起來，在遭遇錄音和其他材料被收繳的特殊情況時，以發表回憶錄作為回應手段。公開出版將最終解決保管問題。
5月臨近，謝爾蓋摸到了把資料轉移到國外的路子。
雙料間諜：英國記者幫忙保管資料
還是在1967年的時候，謝爾蓋·赫魯曉夫就被介紹認識了一個叫維塔利·葉夫根尼耶維奇·路易的人。路易的本名叫維克托，斯大林時期曾被以政治罪名判處十年監禁，直至蘇共20大召開之後獲釋。
他決定開始新的生活，並找了個英國某報紙駐莫斯科記者的工作，這讓他有了令普通蘇聯人艷羨不已的出入境和與人接觸的自由。後來，他又娶了一個在莫斯科工作的英國婦人，"特殊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作為准許為英國媒體工作的條件，克格勃要求路易也為自己做些什麼。於是，他就成了國內權威人士與國外相關人員之間的非正式聯繫人，並且開始完成來自越來越高層面的"委託"，有時甚至可以和國家領導人打交道。
在與謝爾蓋·赫魯曉夫結識之際，路易正忙著斯大林女兒斯韋特蘭娜·阿莉盧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書的出版事宜。書原定10月、即"十月革命"勝利50週年前出版，路易向克格勃提出建議：取消其中最令克里姆林宮不安的部分，並讓該書早於預定日期幾個月出版。
這些建議被接受，路易拿到了先前由斯維特蘭娜子女保管的手稿複印件。書在1967年夏天問世，沒有引發人們預料的那種狂潮，這樣的結果也讓路易在前蘇聯當局心目中的威信大大提高。瞭解這件事後，謝爾蓋得出結論：他就是那個能夠幫助自己把父親回憶錄隱藏到國外的人。
謝爾蓋在回憶中強調："父親比我勇敢得多，認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回憶錄應該面世，可以先在國外出版，然後在某時候在國內出版。當然，如果這個程序能夠倒過來最好，但是怎麼才能等到那一天呢？"
保持中立：克格勃默許回憶錄出版
在與基裡連科發生衝突之後，謝爾蓋去了趟路易所在的巴科夫卡，開始和他討論相關問題。幾天後，謝爾蓋把錄音磁帶和自己整理的文稿帶給路易。又過了一段時間，路易出國了，並在一個月後返回蘇聯，他告訴謝爾蓋："一切都在安全地點。現在它們被保存在銀行保險櫃裡，誰也無法得到它們。"
謝爾蓋再次去彼得羅沃-達利涅耶時，把一切詳細地講給了父親，作為回答，他點了點頭。從那時起，新的材料一準備完畢就被轉移到國外的保險櫃中。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赫魯曉夫就提起了在國外出版的話題，他對兒子說："我想，中間人關於盡快出書的建議並不怎麼愚蠢，事情可能發展到不只是我和你，甚至他自己都不能接近那個保險櫃。你和他談談。"
再次與路易見面時，謝爾蓋把父親的想法說了，路易預感到會有一筆巨大的收入，因此非常高興，他說："主要一點，是最大限度地避免遭到打擊，應該有個什麼人來保護我們。好吧，讓我來想辦法吧。"
赫魯曉夫一家不清楚路易是如何具體操作的，只聽他說從"頭兒"開始--當時他已同身為克格勃首腦的安德羅波夫建立了秘密關係，他們雖然從未在捷爾任斯基廣場的克格勃總部辦公室會面，但在某個共同朋友家"偶然"的非正式會面卻不只一次。
有一次，路易冒險提到赫魯曉夫回憶錄問題，安德羅波夫聽後沒有插話，只是滿意地點頭。對於是否想瞭解一下赫魯曉夫的回憶錄問題，安德羅波夫微笑著說了一個字："不"。這讓路易和赫魯曉夫一家明白：克格勃即使不會提供幫助，至少也會保持中立。
防偽標誌：赫魯曉夫演"帽子戲法"
此後，路易同美國的利特爾·布勞恩公司達成了出版協議，並就相關事實在哥本哈根進一步協商。談判之初，美國出版商對稿件的可信程度表示懷疑，提出如何確定回憶錄材料不是偽造品的問題。雙方最後商定通過照相的方式來確認。
謝爾蓋回憶說："他們從維也納給父親送來兩頂大沿的禮帽，一頂是艷紅色的，一頂是黑色的。他們要求寄一張父親戴著這兩頂帽子的照片，以證明他就是回憶錄作者並且同意出版。當我拿著兩頂帽子到了彼得羅沃-達利涅耶，它們古怪的樣子引起了普遍注意。
我對父親說了是怎麼回事，他聽後笑個不停。當我們外出散步回來，他決定開始演戲，坐在屋前的長凳上，大聲對我說：‘來，把兩頂帽子給我，我想試試。'媽媽大吃一驚，而父親卻戴上帽子說：‘給我照張相，看看是不是很有趣？'"
就這樣，他照了一張相：一頂帽子戴在頭上、一頂帽子拿在手裡。很快，出版商就收到了照片，相信自己沒有上當受騙。
手稿的準備工作被交給了一年輕人，後來在比爾·克林頓時期出任美國副國務卿、而當時還默默無聞的牛津大學學生斯特羅布·塔爾伯特，這項工作耗費了他大量精力，日常生活都靠同宿舍的克林頓幫忙。
1971年1月，路易給赫魯曉夫一家帶來了期待已久的《赫魯曉夫回憶錄》--黑色封皮，封面上印著赫魯曉夫微笑的照片。
再次衝突："我厭倦了生活"
然而，等待赫魯曉夫的，絕對不是微笑。早在《回憶錄》出版之前，他曾被請到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談話。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阿爾維德·亞諾維奇·佩爾謝說："我們請您到監察委員會來，是要您對回憶錄相關問題做出解釋，回憶錄可能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政治損失。您能否能直截了當地說出，這些材料被轉交給誰拿到國外出版？"
赫魯曉夫回答說："我沒把材料轉交給任何人。"
"那它們怎麼到了國外？"
"您告訴我，它們怎麼落到那裡！我想，它們沒有落到那裡，這是挑釁行為......我任何時候都沒有向任何人轉交任何回憶錄，也不會允許這樣做。我清楚記得自己口授的東西。現在不是所有東西都能出版。"
"我們曾和您談過話，討論過您表述的保密內容可能落到國外的問題，而它們已經落到國外了......您當時沒有接受建議。"
"沒有。那來吧，逮捕，槍斃！我厭倦了生活。我是個誠實、忠誠的人。也許，您能幫助我死，我想死......"
"現在怎麼擺脫這種狀況？"
"我不知道。都是你們的錯，所有領導層的錯......這可能是資產階級媒體的挑撥離間，因為我的姓名能產生轟動，也許是他們以我的名字偽造了材料。"
談話最終以赫魯曉夫發表如下聲明結束：
"據美利堅合眾國和某些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報刊稱，目前有一部所謂的尼·謝·赫魯曉夫回憶錄即將問世。這是偽造的，令我感到氣憤。我從未向任何人轉交過任何回憶錄或者回憶錄性質的材料......因此我聲明，這一切純屬捏造。賣身投靠資產階級的報刊的此類謊言已不只一次被揭穿。"
尼·謝·赫魯曉夫
1970年11月10日
1971年9月11日，赫魯曉夫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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