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人口多，並非不利經濟發展；人口少，反而可能限制經濟發展。比如，當年的西德與東德（人口：前者為後者3、5倍），如今的南韓與北韓（人口：前者為後者2、5倍），經濟差距懸殊，不僅在於西德和南韓的制度優越，也在於他們的人口優勢。美國與加拿大（人口：前者為後者10倍），香港與澳門（人口：前者為後者15倍）等，在同等的環境條件下，反而都因人口多寡，形成經濟強弱的對比。世界經濟的前三甲，都不是人口稀少之國：美國人口密度適中，日本和德國則均屬人口稠密（稠密度超過中國）。
近十幾年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經濟有所起色。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人口多，勞動力廉價，成為這兩個人口大國"經濟崛起"的關鍵。
在中國，東部比較發達，西部相對落後，形成東西部差距，其實也源於人口的差距。東部人口多而稠密，西部人口少而稀薄（四川省例外，故為西部最發達的身份）。西藏人口極少和極稀薄，也是發展滯後的原因之一。所有這些，都證明，人口多，並非不利於經濟發展。以人口多作為"難以發展"和"慢慢來"的理由，是無能的或腐敗的當權者推卸責任的藉口。
2、中國人口多，就不適合搞民主嗎？
世界上許多民主國家，都是人口多而稠密的，如印度、日本、德國、韓國、印尼、巴西，等等。僅以印度和中國對比：印度人口10億，中國人口13億；印度國土面積，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其人口稠密度遠遠大於中國。
印度人口眾多而稠密，宗教流派林林總總，社會極為複雜，如果沒有民主制度，多少矛盾與衝突都難以想像，也難以化解。雖然印度經濟曾經發展稍慢，但社會相對和諧。正是在政治民主和社會和諧的基礎上，今天的印度，經濟開始起飛，前景不可估量。
二次大戰前，嚴格說來，世界上以公開選舉和新聞自由為主要標誌的民主國家，只有兩個：美國和英國。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民主國家發展到102個，佔全球國家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在這些民主國家中，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事實證明，人口多寡，從未構成是否適合"搞民主"的標準。
3、中國人素質差嗎？
中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在這個歷史長河的大多數時期，無論在文化、經濟、政治、科技等領域，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中華民族智慧、勤勞、善良，堅韌，創造了獨特而燦爛的東方文化，傲於世界。以這樣巨大的創造力和文化影響力，中華民族不可能是一個劣等民族，中國人民的素質也不可能低於任何其他民族。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執政，作惡多端，倒行逆施，每每與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馳。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文物、環境等，為之遭受毀滅性破壞，中國與文明世界差距急劇拉大。與此同時，因為中共蓄意貶低綱常倫理，踐踏傳統美德，導致中國人道德水準嚴重滑坡。由此造成"中國人素質差"的錯覺。而每當國內外有民主改革的呼聲，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就暗示：中國人素質太差，不適合"搞民主"。
縱觀全世界，除了中國大陸，華人集中的國家和地區還包括臺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這些地區，經濟均高度發達；臺灣擁有高度民主；香港享有高度自由；澳門和新加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沒有人懷疑，在這些地區，華人的素質會遜色於任何其他民族。
指責或暗示中國人素質差，並由此推論中國人不配享受民主，是對中國人民的最大侮辱和歧視。當印度、泰國、菲律賓、印尼、柬埔寨、阿富汗、喬治亞、海地、奈及利亞等各大洲各國的人民，都能夠心情舒暢地享受自由和有序展現民主程式的今天，中國人民沒有理由淪為例外。
4、西方民主是否適用於中國？
有人習慣於區分"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習慣於比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最鮮明、最有意義的區分和比較，還是民主與專制。有人又把民主與專制，區分為西方的和東方的。中共就以"西方民主不適用中國"為由，拒絕民主。儘管中共本身就從西方抄來"馬克思主義"。
其實，專制的意義很單純，就是當權者獨斷獨行，鎮壓和迫害異己。民主的意義也很單純，就是人人享有自由與平等，公眾對當權者構成監督和制衡。所以，無論專制還是民主，都無所謂東西方之分。
以公開議政、自由選舉、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為主要標誌的民主形式，儘管近代首先誕生於西方，但就民主思潮而論，在古老東方也自有其發源。大約兩千年前，中國先賢孟子就立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其實就是最原始的民主思想之一。
如今，民主不僅在西方成為現實，也在東方成為現實。甚至在一些宗教和文化極不相同的國度成為現實，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近代世界歷史證明，民主適用於西方，也適用於東方，適用於大多數民族與國家。必然地，也適用於中國。
5、民主意味著動亂嗎？
恰恰相反。大量統計顯示，經濟成功和長治久安的國家，大多是民主國家；經濟貧困和動亂不止的國家，大多是專制國家。政治民主，與經濟成功和社會穩定，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另一項統計顯示：區域性衝突和世界大戰，往往由專制國家挑起。可見，民主政治，不僅有利於本國穩定，也有利於世界和平。
道理很簡單，民主國家重法治，專制國家重人治。民主與法制密不可分。在民主國家，公民權利受到高度保護，公民對他人和社會權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規範。在專制國家，公民權利不受保護，公民對他人和社會權利也沒有尊重的習慣。人民權利輕易遭當權者踐踏，人與人之間、人民與政府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動亂和衝突便容易發生。
比較中國和印度，最能說明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印度實行多黨民主制度，中國保持一黨專制體制。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發生在中國的種種慘禍：印度沒有出現諸如中國"大躍進"似的胡搞瞎鬧；印度沒有發生諸如中國因經濟崩潰而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印度沒有上演諸如中國"文革"大規模破壞文化文物、摧毀經濟教育、彼此羞辱仇殺的醜劇；印度沒有釀出諸如中國"六四"般的大屠殺；印度沒有發生諸如中共當局對法輪功信眾的群體滅絕......
這一切都是因為，印度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及其所有對權力構成監督與制衡的社會機制。事實證明，正是這類透明的社會機制，能夠有效緩解矛盾、化解衝突、平衡利益，從而保持社會穩定。
6、言論自由危害國家安全嗎？
古人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說的就是，暢所欲言，對人有利。同樣，公民議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利於國家。中國古人鑑定明君，有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樣板；鑑定忠臣，則有"武死戰，文死諫"的標準。一個"聽"字，一個"諫"字，都體現言論的珍貴，及其對國家安全的重要。
歷代獨裁者為一己之私，才奉行"防民之口勝於防川。"還有一個成語：殺人滅口。換一個說法：滅口，是為了殺人。要麼是肉體上的屠殺，要麼是精神上的謀殺。所有阻礙言論、封鎖新聞的獨裁者，奉行的，都是殺人政治。殺人政治，使這個國家淪為危險之邦，絕無安全可言。
據統計，就殺人而言，凡共產黨當政的政權，都創下該國歷史最高記錄。其中，中國共產黨更是高居榜首，屠殺中國民眾數千萬！足可證明，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人民的安全，也沒有國家的安全。有的只是當權者的安全罷了。當然，當權者的這種安全也只是暫時的。當獨裁者最終遭到歷史審判和清算的時候，他們才會意識到，正是他們當初的所作所為，為他們凶險的結局埋下了伏筆。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頭目，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維奇......都殷鑒不遠。
當代文明國家的一個基本標誌，就是言論自由。包括交談自由、演說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言論自由，不僅保證了公民的說話權利，也保證了這個國家的公共安全。
7、穩定能夠壓倒一切嗎？
民主國家，新聞自由，信息高度曝光，所有不良現象和社會矛盾得以公開化、表面化，僅僅從視覺上感受，似乎"很亂"。然而，恰恰是這種曝光，這種由媒體呈現的"亂象"，使民怨得以宣泄，民意各獲歸宿，衝突得以避免。社會因而具有高度穩定性。
中共宣揚"穩定壓倒一切"。它聲言的"社會穩定"，其實是"政權穩定"。放眼中國社會，到處都是矛盾、衝突、與仇恨。貧富懸殊，仇富心態瀰漫。更不用說，上訪群眾的冤屈，拆遷戶的血淚，失地農民的憤怒，等等。人民抗爭不斷，烽煙四起。連中共當局自己的統計都顯示："群體性抗爭事件"急劇上升，最近三年，就分別達到每年6萬多起、7萬多起、和8萬多起。況且，大量內幕被中共宣傳機器嚴密遮蓋。如果全面曝光，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動亂之中，極不穩定。遍地乾柴，隨時可能燃起烈火。
民主國家，人手一張選票，定期選舉。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尋找自身利益代言人，官員被換來換去，看上去，政權很不穩定，然而，社會穩定；在專制國家，人民被剝奪選舉權利，當權者乾坤獨斷，把持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權穩定，但社會極不穩定。
政權穩定，不可能壓倒一切。比如，它壓不倒因官場腐敗而醞釀的民怨；它壓不倒因極權迫害而引發的民憤；它壓不倒因渴望自由而彙集的民心。一句話，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穩定。
8、沒有"六四"屠殺，就沒有中國的經濟發展嗎？
"六四"屠城，震驚世界。每當人們提到這件影響中外歷史的大事件，中共當局就辯解說：那是為了保持中國的穩定，沒有"六四"屠殺，就沒有今日中國的"經濟成就"。且不說這一"經濟成就"的虛實，"六四"慘劇釀成，本身在於當時中國缺乏民主機制。"六四"屠殺，不僅葬送了中國民主改革的最佳時機，即便在經濟上，也直接帶來至少三大後果：
其一，官場腐敗空前加劇。"六四"時期，示威學生的主要口號之一，就是"反腐敗"，當局鎮壓，等於為貪官撐腰。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鯨吞中國經濟成果，貪官外逃，資金外逃，國有資產被嚴重掏空。其二，舊的政治體制得以延續，不僅為大規模官場腐敗提供了最佳氣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長官意志繼續凌駕於民主與科學決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費、高污染的惡性循環。
其三，中共製造"六四"屠殺後，一直受到國際制裁。一些關鍵的經濟制裁，至今沒有解除。比如，美國、歐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都限制向中國輸出高精技術。與西方75%的生產力來自技術進步相反，中國75%的生產力仍然來自人力、原料、能源等原始資源。換言之，搞了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仍然處於出賣資源、充當苦力、承辦初級加工的原始階段。
毫無疑問，"六四"屠殺，阻礙了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邏輯，今日中國的經濟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殺的基礎上。推理下去，"六四" 不僅不能平反，一旦再現，還要再度屠殺；為了取得更大的經濟成就，面對任何民主呼聲，都要一直鎮壓和屠殺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一，更要鎮壓和屠殺，因為，不那樣，何以保持第一？
9、怎樣看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經濟建設，從來就是一個政府的基本職能。連秦始皇這樣臭名昭著的暴君都懂。這就好像父母要送孩子上學、供養孩子吃飯一樣，是為父為母者的起碼責任。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共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迷惑了很多人，彷彿只有中共當局才搞經濟。
原來，中共執政的前三十年，對中國經濟、環境、文化、道德等進行有目的、有計畫、有系統的全面破壞。"反右"，開創大規模清洗與迫害；"大躍進"，導致經濟崩潰，引發大飢荒，數千萬中國人被活活餓死；"文革"，更使所有破壞登峰造極，文化、文物被毀滅殆盡。無數家庭遭受浩劫，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整個民族道德淪喪，禮儀盡棄。無論在哪方面，中國與世界差距都空前拉大。
回觀歷史，歷朝建政，都首先注重發展經濟，獎勵農耕。政府修文堰武，讓民眾修生養息。中共建政，反其道而行。和平時期，居然大規模屠殺民眾，全面摧毀經濟。創下的記錄，史無前例，空前絕後。
罪孽深重，人神共憤。在高喊了三十年"政治挂帥"和"階級鬥爭"的口號之後，中共突然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種聽起來完全多餘而又極具欺騙性的口號。
很顯然，中共發展經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真正目的，是為了保住政權，保住其高官厚祿等既得利益，繼續愚弄人民。
"六四"屠殺前夕，武漢軍區一名中共"老幹部"曾直言不諱道：共產黨絕不能在這個時候下臺，如果現在下臺，被載入歷史的共產黨，就只能是亂臣賊子。我們一定要抓住權力，搞幾十年經濟建設。只有那樣，才能抵消過去的罪行。
這名"老幹部"的"肺腑之言"，反映了中共高層的普遍心態。然而，他很天真，殊不知，任何罪行都是無法抵消的，何況是殺人。在韓國，主導該國經濟起飛的兩任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因鎮壓民運和貪污腐化，下臺後分別遭到清算，甚至被判處重刑，就是現成的例子。
10、怎樣看待中國城市"翻天覆地的變化"？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急於彌補中共人為破壞國民經濟三十年的罪孽，企圖挽回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進而保住其既得利益，帶領中共，從政治"大躍進"一步跨入經濟"大躍進"，從政治狂熱一步滑向經濟狂熱。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旗號下，全民皆商，金錢至上。為了提前嘗一口"現代化"的洋葷，鄧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櫥窗"，搞"西洋鏡"，集內外巨資搞了一個深圳"特區"，猶如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促成的"十里洋場"上海。
之後，中共更是犧牲農村，裝扮城市。中共高層傾舉國資源於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對外"櫥窗"，地方當局則群起仿效，也在各地城市大搞"政績工程"、 "首長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無數工程，自有撈不盡的油水。中共官員們樂得利用手中權力，隨意批發土地。低價批地，換取高額回扣。
大興土木，大肆燒錢，的確製造了中國城市外觀"日新月異"和"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因為在工程建設中，權錢交易，各方伸手，偷工減料，以次充好，層層吃水，製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橋跨路陷樓塌人亡，醜劇悲劇比比皆是。
大上海高樓林立，地面因之急劇下沉；北京城氣派輝煌，卻經不起一場暴雨的沖刷（2004年7月）。這已經證明，即便是表面光鮮的中國城市，也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穿。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進出中國、感嘆中國"驚人變化"的人們，看到的，不過就是這類華而不實的"櫥窗"。
同時，官商黑勾結，急於牟利，動輒上演"鬼子進村"，實施強行拆遷、暴力拆遷，強行征地、暴力征地。在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背後，血腥滿目，哀鴻遍野，激起天怒人怨。拆遷戶和失地農民抗爭不斷，成為中國特色的一大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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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為什麼中國富豪大都鋃鐺入獄？
每當美國《福布斯》雜誌公布中國富豪榜，人們不久就發現，這些樹大招風的人物，紛紛從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先富起來，等於先捕起來。在這個長長的囚犯榜上，擠滿了名列前茅的富豪：牟其中，楊斌，袁寶璟，周正毅，禹作敏，劉曉慶，李經緯，胡志標，陳凱等等，還沒有算上那些亡命天涯的，如仰融、賴昌星等。中國富豪榜，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囚犯榜。
1989年，中共血腥鎮壓民主運動。其間，一個鼎鼎大名的富豪，責備學生"太過份"，"耽誤"了他"做生意"，因而"支持政府鎮壓"。此人就是當時的"中國首富"牟其中。1999年，牟其中以"詐騙罪"入獄，被判無期徒刑。正是他當年舉雙手支持的那個政府，10年後又把他送進了監獄。
人治的要害就在這裡：政策變來變去，今天你是合法的，明天你就是非法的。自以為精明的牟其中，竟不明白一個極其簡單而又淺顯的道理：沒有政治上的權利，就沒有經濟上的權利。沒有健全的民主與法治，就沒有發財致富的長遠保障。
豈止是牟其中，那些目光短淺的中國富豪、商人們，都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熱衷於權錢交易，官商勾結，黑白兩道。他們急功近利，唯利是圖，追求一夜暴富，枕於為富不仁。他們的致富模式，具有典型的"中國特色"：權力經濟，外加假，大，空，騙。"我不關心政治，我只關心賺錢。"是他們的不二信條，對此，他們頗為自得，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實際的人"、"精明得了不得。"
的確，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將一干貪官與奸商培植成"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尤其"三個代表"理論出籠後，官商合謀，沆瀣一氣，攜手致富，更形登峰造極。然而，政策一變，權爭一起，他們頓時淪為犧牲品。
今日座上賓，明日階下囚。中國富豪們的下場，證明，在極權與人治的環境裡，所有發家致富，都不過是黃梁一夢。所有榮華富貴，都不過是過眼雲煙。搭載於一艘即將沉沒的巨輪，覆滅的結局可想而知。
12、為什麼中共官場腐敗無可救藥？
人人腐敗，遍地貪官。這是當今中共官場特色。各省市或中基層官員的糜爛性腐敗自不待言，根據中共審計局報告，所有49個中央部委，"全都有問題"，足見中共官場腐敗的大規模、大面積、和高規格。所謂"反腐"，愈反愈腐。國內因此流行一個比方：讓中共大小官員排隊，如果朝他們每人開一槍，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開一槍，肯定有漏網的。
有人說，即便民主國家，也還存在腐敗，沒錯，但數量極少，比例極低。通常而言，在監督完善的民主國家，官場腐敗率在5%以下；而在中共一黨把持下的中國，官場腐敗率卻在95%以上。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2004年發布報告，中國清廉指數僅為3、4分，與敘利亞並列世界第71名，屬於重度腐敗國家。
哲學上有句話：量變帶來質變。如果說，某種腐敗，來自人性的貪慾，即便再過一萬年，還可能存在。但在民主國家，人性的貪慾，受到制度的強力約束，殘存的，僅僅是一點人性的腐敗。但在中國，人性的貪慾，卻得到制度性的張揚，變成制度性的腐敗。這便是兩者質的差別。
排斥透明與公開、拒絕監督與制衡的一黨專制制度，為官場腐敗大開了方便之門，有限的資源朝權力傾斜，不斷為"強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或者，越靠近權力越富，越遠離權力越窮。可以斷言：只要制度不改，人治不廢，中共官場的腐敗就無可救藥。
中共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和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都不約而同道："共產黨遲早會玩完，咱們得準備一條後路。"這類"大實話"，也恰當反映了中共貪官的深層心態，準確解釋了他們飛蛾扑火般"將腐敗進行到底"的行為心理。
13、中國人民負擔有多重？
眾所周知，教育昂貴，醫療昂貴，住房昂貴，成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在這"三座大山"之上，還有更大的"大山"，其重量，超過"三座大山"的總和。那便是：中國人民被迫養活的中共龐大官僚集團。
當今中國官民比例，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1比26。同一數據，10多年前為1比40；二十多年前為1比67。目前的官民比例，比清末高出35倍；比西漢高出306倍！也就是說，被稱為"封建剝削社會"的西漢，每8千個老百姓，才養活1個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國"，每26個老百姓，就要養活1個官。誰是名副其實的"封建剝削社會"？一目瞭然。
官多如蟻，消費巨大。每年，中共各級官員車馬費就達到3000億（僅此一項，就超過中國教育和醫療經費總和）；招待費就達到2000億；出國"培訓考察"費就達到2500億。官多如牛毛，醜聞滿天。跑官、買官、賣官，明碼實價，司空見慣，使中共官場腐敗成為"絕症"。
"黨領導一切"，"黨指揮槍"，在這類口號下，中國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黨國"。上到中央，下到基層，所有機構，都重疊設置黨政兩套班子，連軍隊、公檢法、企業、以至於大中小學都不例外。比如，除了省長，還有省委書記；除了局長，還有局黨委書記；除了法院院長，還有院黨委書記；除了廠長，還有廠黨委書記；除了校長，還有校黨委書記；除了師長，還有政委；除了連長，還有指導員......至於團委、團委書記、團支書，等等，更是多如群虱。
僅為養活中共這黨政"兩套班子"，中國民眾就要承受相當於他國民眾兩倍的負擔！更何況，中共自己承認：不止"兩套班子"，而是"五套班子"！韓國的鄉一級機構，平均只有5名官員，而中國的鄉一級機構，平均卻有高達30至40名官員！
在"解決組織問題"的利益驅使下，中共黨員人數繼續膨脹，僅從1997到2002年，5年間，中共黨員人數，就暴漲了近600萬，達到6635、5萬人，相當於或超過世界上一些大國的人口。為了養肥這些密如螞蟻、多如牛毛的寄生蟲和吸血鬼，中國人民被迫用自己的血與汗，承受堪稱世界上和歷史上最最沈重的負擔。
14、為什麼有些中國人滿足現狀？
最近三十年，中國經濟取得一定發展，民眾生活得到一些改善，有人為此產生"自豪感"，陶醉於"強國夢"中。這本無可厚非，也可以理解。然而，有些民眾因為自己滿足於現狀，而反感和抵制所有批評中共政權的言行，則不免迷失。
反右、大躍進、大飢荒、文革，在中共執政的前三十年裡，一場接一場的人間浩劫被人為製造出來，經濟崩潰，國力衰落，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中共對中國進行了有計畫、有系統、有組織的長達三十年的破壞，把中國經濟、以及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狀態，推到了歷史的最低點。
今天的一些中國人之所以滿足現狀，就是因為，他們只是拿現狀與歷史的最低點比較。有一種從地獄的深淵回覆到人間常態的感覺，由此產生巨大的心理反差，使他們覺得，現狀好像"還不錯"。沒吃沒穿的時候，有人說：吃的穿的都沒有，搞什麼民主？聽上去"有道理"；有吃有穿的時候，有人說：吃的穿的都有了，還要什麼民主？聽上去也"有道理"。實際上都沒道理。因為，天賦人權，人生而自由，與物質條件無關。
上述"心理反差"，也來自於中共當局的蓄意製造。一方面，為了防範人民清算，中共封殺歷史，製造遺忘，要求人民"向前看"；另一方面，卻拿現在的經濟成就，處處與"文革"或"大躍進"時期相對照，無意間，讓人民"朝後比"，營造"進步"的假象。這樣，即便社會再不公平，民眾再多怨言，似乎也算不了什麼。 "總比文革和大躍進時期強唄！"有人就這樣自我安慰。
殊不知，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是鼎盛時代。周朝文王之治、漢朝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清朝康乾盛世，等等，均國富民強，國泰民安。那些年代裡，中國經濟產值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往往佔世界總產值一半以上。而今日中國，號稱"高速增長"，經濟產值也不過只佔世界總產值的4%，人均產值更是敬陪末席。
說到底，沒有歷史長河中的縱向比較，也沒有世界空間裡的橫向比較，比較的範圍，就只在過去的五十多年，對中共來說，是它自己跟自己做比較，對一些民眾而言，是拿他們短短人生中的前後經歷作比較，由此得到的"心理反差"，就是部分中國人滿足現狀的由來。
15、中國人站起來了嗎？
中國人民首次站起來，是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誕生。從那一天起，至少從形式上，中國廢除了沿襲數千年的跪拜式，那種臣民對君王、百姓對官吏的跪拜禮。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人民首次站了起來。不僅如此，民國初年，國會選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使中國人民從精神上也站了起來。
雖然不盡完善，但舉世公認，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然而，新制度立足未穩，殘餘專制勢力作祟，各種野心家紛紛出籠。他們利用新生民主的種種空隙，和民眾尚未完全適應民主與共和的守舊心態，蠱惑民心，醞釀復辟。最後，打著"解放"旗號的共產黨陰謀集團，憑籍暴力手段，在中國實現了專制總復辟，把中國重新拉回到血腥恐怖、人人自危、以至於鴉雀無聲的舊時代。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此時，1949年，中共竟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實際上，從此，中國人民重新跪了下去。因為，隨後，中共掀起"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接一波的極端政治運動，進而製造"六四"大屠殺、鎮壓法輪功等驚天慘劇，大規模迫害和屠殺中國人民。至少從精神上而言，中國人民又被逼重新跪了下去。
不僅精神上跪了下去，形式上也沒有例外。當年的軍閥或國民黨，處決政治犯，還允許政治犯選擇站著或是坐著，甚至允許高呼口號，甚至允許舉行"刑場上的婚禮"。但中共處決政治犯，必強迫其下跪。如果不從，就打斷其膝蓋骨（林昭）；為防高呼口號，甚至割斷其喉嚨（張志新）；甚至用竹籤穿連其下顎與舌頭（李九蓮）；甚至摘除其器官（鐘海源）；甚至活體摘除其器官（法輪功學員）。
中國人跪下去了。最鮮明的寫照，莫過於發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世界主要媒體都刊登了一幅新聞照片：一批汕尾村民跪倒在一群荷槍實彈的中共武警腳下。
至為可悲的是，這些跪下去的村民，乞求的，竟不是"還我公道"或"懲辦凶手"，而僅僅是乞求領回被中共武警槍殺的親人屍首。足見中共專制的淫威，和這種淫威下，部分中國民眾深深的奴性。
16、中國人富起來了嗎？
常常聽說"中國人富了"。諸如：幾個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經"跨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到境外旅遊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尤其在東南亞，中國人出手闊綽，"把日本人都比了下去"；在世界各地賭場，中國人成了主要客源......
中共當局聲稱：中國貧困人口僅剩2900萬；然而，國際社會卻認定：中國貧困人口至少還有2、1億。國際貧困標準：每人每天生活費低於1美元；中國貧困標準：每人每天收入低於0、2美元。國際標準以消費支出測定，中國標準卻以經濟收入測定。以國際標準換算，中國貧困標準實為每人每天8美分。比國際標準相差 13倍！而且，中國貧困標準，二十多年不變，掩蓋了大多數中國人的貧困真相。
農村人口依然高達7、5億，構成中國人口的大多數。他們收入極低、負擔極重。就在風景名勝黃山腳下，貧困戶竟高達80%，每戶家庭僅以5塊錢就過一個年。農村子弟大批失學，並不時傳出悲劇：考上大學前後，因交不起學費，或孩子臥軌，或母親上吊，或父親服毒。
進城打工的民工，工資微薄，且慘遭拖欠，無數民工為討薪而走上絕路。在世界範圍內，中國工人遭受最深重剝削，工資低，工時長，這恰恰是中國產品低廉的根本原因。拆遷戶、上訪群眾等弱勢群體被驅趕、被鎮壓的淒涼處境更是自不待言。
中共自吹"高速增長"，但二十多年來，這個號稱"世界最大的市場"，卻一直面臨"內需不足"的尷尬。原來，中國人消費水平極低，竟低於世界平均消費水平的 20%！等同於非洲窮國。中國人不敢花錢，而執著於存錢，為的是應付"三座大山"：昂貴的教育、醫療、房價。他們辛苦賺下的，不過就是活命錢、保命錢罷了。
鄧小平有言在先：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富起來的"少數人"便是：貪官、奸商、以及投靠權貴的"社會精英"。在現行中國政治制度下，致富離不開權力，越靠近權力者越富裕，越遠離權力者越貧窮。以至於，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社會兩極分化。有消費能力的，已不太需要消費；亟需消費的，卻匱乏起碼的消費能力。
如今，中國富人消費，寧願選擇到境外，為世界人民"做貢獻"，也不願呆在國內，為中國人民"服務"。一方面，他們在國內已經吃膩、玩膩、游膩；另一方面，大量金錢來路不正，只有到了境外，才能放開手腳，痛快揮霍。
眾所周知，出國消費的中國人，大多是中共黨員幹部，他們在境外一擲千金，揮霍的，要麼是公款，要麼是直接從老百姓身上搜刮的不義之財。竟至於，國內稍稍限制官員到境外賭博，在中國周邊國家，就有四十多家大型賭場應聲而垮。正是這些中共"貪官"，給世界製造了"中國人富起來了"的假象。
17、中共代表中國人民嗎？
中共聲稱自己代表中國，代表中國人民，甚至是無所不包的"三個代表"。這種宣傳，加上中共把持國政五十多年的事實，也使部分民眾誤以為，中共代表中國、代表中國人民。
早期中共，宣稱是"工農聯盟"的"先鋒隊"，提出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然而，"鬧革命"時，把土地分給農民，奪取政權後，卻又以"公社化"的名義把土地收回，一場騙局而已。說是"收歸國有"，實際是收歸共產黨私有。
即便今日，中共也僅僅是把土地"租"給農民，隨時可以收回。中共貪官往往在"開發"的名義下，強行奪走農民土地，不惜使用暴力。由此製造了大量失地農民，也製造了無數社會矛盾、官民衝突。在中共統治下，農民淪為中國最貧窮的大多數。
中共曾宣傳"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然而，工人階級不僅從沒有擔當過"領導階級"，而且，到如今，在低工資和動輒下崗失業的威脅下，工人階級已經迅速淪落到社會底層。
說到知識份子，毛澤東咒罵他們是"臭老九"，在歷次運動中，予以殘酷整肅；鄧小平用"尊重"而非"依賴"去對待"知識和人才"，證明他仍然把知識份子放在客體而非主體位置上，實際對知識份子充滿提防；江澤民給知識份子加薪，擺出一幅討好的樣子，卻不准他們說話，實際上是用鈔票貼封知識份子的嘴。
顯而易見，共產黨不代表農民、不代表工人、不代表知識份子，更不代表拆遷戶、不代表上訪民眾等弱勢群體。說到底，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換言之，中共絕不代表中國人民。
如果說共產黨是"三個代表"，那便是：代表貪官，代表奸商，代表所有既得利益者，即那些依靠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而"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另外，中共用"商人治港"，代替"港人治港"，證明，即便在香港，共產黨也只代表大資本家的利益。
18、中共代表中國文化嗎？
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中共就以反中國文化自居，且對此毫不掩飾。明確提出"砸爛孔家店"，同時從德國和俄國，引進西方糟粕"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愚化和駕馭中國人民。1949年，中共建政，中華文化從此慘遭厄難。
中共通過血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後，立即開動全部國家機器，有系統、有計畫、有目的地，全方位地和最大程度地，破壞和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在史無前例的 "文革"中，中共竭盡瘋狂，破壞了絕大多數古蹟，毀滅了絕大多數文物，焚燒了無數珍貴書籍典籍。其罪行，遠遠超過古代暴君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孔廟，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之廟，歷經數千年戰火，都不曾毀滅。也就是說，即便是舊時代的舊軍閥們，也懂得敬畏聖靈。然而，就在沒有戰爭的和平年代，在共產黨上演的"文革"鬧劇中，中共竟悍然砸毀了孔廟，等於砸毀了我們的祖宗牌位。中共踐踏先賢、數典忘祖的倒行逆施，超過歷史上任何暴君與軍閥。
中共惡意貶低和誹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如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敬天畏神、重德行善、樂天知命、以民為本，等等。與此同時，中共建立了它自己的一套"黨文化"，也就是暴力文化、謊言文化、欺騙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這一破一立，把中國人道德水準推落到歷史最低點。
這一切表明，中共，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破壞者，絕無資格代表中國文化。如果有人硬要說中共黨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還有一點點關係，那只能是，中共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壞最黑最邊緣的部分，諸如不擇手段的帝王術，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玩陰謀，耍詭計，造謠言，搞內鬥，損人利己，坑人肥己，以整人為樂，以殺人為快，甚至人吃人。
"文革"結束後，在海內外華人的強烈譴責和壓力下，中共恐懼於自己的滔天罪行，勉強做了一些對傳統文物古蹟的所謂"修復工作"，即搞了一些贗品。然而，正如藝術上的仿造一樣，贗品就是贗品，是假貨，而不是真跡。連當今人們看到的孔廟，也都是贗品。事實上，包括孔廟在內，中國絕大多數文物古蹟，都在"文革" 中，被中共永久性地毀滅了。
在炮製這些贗品的過程中，中共大小貪官，利用工程，以次充好，偷工減料，中飽私囊。所有這些，都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進一步褻瀆。此外，中共也開始在海內外舞台上"表演"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往自己臉上貼金，藉此來矇騙世人，矇混過關。然而，披著羊皮的狼，徒勞的表演，改變不了中共破壞中華文化、進而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永久印記。
19、誰是海峽兩岸分裂的禍首？
1949年以前，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國家：中華民國。至少從1945至1949年，情形如此。1949年，中共自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硬是將海峽兩岸切成兩國。如果以統一和分裂為標準來論功罪（中共宣傳如是），那麼，毫無疑問，以暴力手段顛覆國民政府的共產黨，是製造海峽兩岸分裂的禍首。
在此之前，中共大搞武裝割據和武裝叛亂，自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為"兩國論"和"一邊一國論"的始作俑者。如今，中共大張旗鼓地反對"台獨"，實際上另有目的：為了掩蓋中共壓制和迫害中國人民的罪行，淡化自身惡劣的人權記錄，中共以反"台獨"為名，煽動民族主義（假裝的"愛國主義"），以期轉移國內外視線。
為此，中共堆積大量導彈、軍機、軍艦，作勢恐嚇臺灣人民。中共不惜耗費國脂民膏、窮兵黷武的劣行，威脅和損害的，不僅是臺灣人民，也是中國大陸人民。近年，中共製定《反分裂法》，而不敢稱其為《反獨立法》或《國家統一法》，反而暴露，中共名義上"反對‘臺灣獨立'"，實際上是破壞兩岸現狀（兩岸本來就處於分裂狀態，中共曾經指責臺方"改變兩岸現狀"）。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反分裂法》，實際上指向中共自己。依此"法律"，首先要被繩之以法的，就是兩岸分裂的最大禍首----中國共產黨。
從西藏問題，也可以看出同樣的端倪。西藏與中國，有三百多年的共同歷史。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達賴喇嘛或者班禪喇嘛出走境外，並在第三國長時間客居。只有到了中共統治時代，才出現了這樣的"奇蹟"：西藏最高宗教領袖長期流亡國外。中共玷污西藏宗教、毀滅西藏文化、破壞西藏環境，才造成藏人與漢人之間的深重裂痕。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共，也是西藏問題的"麻煩製造者"。
20、誰是海峽兩岸統一的障礙？
當今臺灣政壇，有泛藍和泛綠兩大陣營，分別代表統派和獨派，體現臺灣社會的多元民意。傾向與大陸統一的泛藍，並不主張"急統"，而留待兩岸都實現民主和均富時。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立場具有代表性："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
傾向獨立的泛綠，也沒有把話說死。而稱：不排除未來與中國大陸統一的選項，但如果中共不放棄獨裁和武力威脅臺灣，臺灣就不可能與大陸統一。換言之，臺灣獨派的立場，是對中共獨裁、打壓、威脅的本能反應。
事實上，臺灣獨派力量的增長，與中共專制時間成正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蔣經國在臺灣開啟民主政治時，如果中共也能同步啟動民主改革，那麼，兩岸的統一，在那個時候就可以完成；1989年，當民主之花開遍中國大陸時，如果中共不是選擇鎮壓和屠殺，而是選擇和解與改革，順應民心，實現民主，兩岸的統一，在那之後，也很容易達成。
有目共睹的是，正是在1989年，中共製造震驚中外的"六四"屠城後，臺灣獨立的聲浪才漸次高漲。在隨後的臺灣民主選舉中，臺灣獨派不僅贏得了立法院的半數席次，而且兩度贏得了政權。臺灣民意的走向，清晰可見。
無論是臺灣統派還是獨派的立場，都可以反證：中共才是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道理很簡單，拒絕民主，就是拒絕統一。中共頑固阻擋大陸民主化，阻擋得越久，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就越小。
2006年初，臺灣國民黨中央刊登廣告，聲明："臺灣未來有很多可能的選項，不論是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都必須由人民決定。"這一聲明，標誌著國民黨立場的重大轉向。表明，兩岸統一的條件正加速喪失。從中國大陸的角度而言，毫無疑問，堅持獨裁、拒絕民主的中國共產黨，是造成這一後果的主要和直接肇因。論及歷史責任，中共無以推卸。
說到底，如果以統一和分裂為標準來論功罪（共產黨宣傳如是），可以說，1949年，以暴力手段推翻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不僅是當年分裂兩岸的禍首，也是今日阻礙兩岸統一的罪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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