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一個戈培爾化的國度

中國民族狂熱蜂起,把西方媒體比為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但究竟誰超過戈培爾千萬倍?大漢族主義怎能理解獨善其身的藏人?周恩來怎樣解釋中國不接受民族自決權?

西藏的事,真是輪迴不息。繼一九五九、一九八九兩次大騷動之後,今年三月又爆發一次震撼全球的藏人抗議示威,中共的鎮壓、國際社會的反彈,再次激起中國大陸 的民族主義狂潮,不僅反西方、反藏獨,甚至連西方媒體也成為攻擊對象。美國電視網路CNN主持卡弗蒂評論西藏事件時說:「他們過去五十年來基本上是一夥暴 民和惡棍。」(根據美國世界日報翻譯),此言一出,中共外交部、大陸民眾、海外華人群起而攻之,要CNN為此「辱華言論」道歉,還要CNN 炒卡氏魷魚。CNN響應說,卡氏言論只是針對中國政府,不是中國人。如果有人對號入座,他們可以表示歉意。

在言論自由的傳媒上,批評一個政府或者某些人,有輕有重,至少香港新聞界是奉行「事實不能歪曲,評論各抒己見」的原則,認為是非善惡的判斷,絕對是各有 各的立場、角度和價值觀,那是正當的權利。在中國組織大規模奧運火炬傳遞和同時發生的西藏事件中,西方傳媒顯然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重要角度,他們同情西藏 人的遭遇,抨擊北京奧運飛揚跋扈、踐踏人權。這已經使中國一些人很不爽,惱羞成怒,卡佛蒂一句話便成為發泄的靶子。

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兩大名言

令人關注的是,大量憤怒的網民,都把西方傳媒比作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1897-1945),用「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成為真理」這句話形容西方媒體如何欺騙民眾,污蔑中國。他們利用個別鏡頭的失真,或是個別詞句的失當,拿自由社會的傳媒和一個極權社會的謊言治國相提並論,重複著歷史性的錯誤。

研究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人們,千萬不能忘記兩大經典名言,那就是戈培爾的「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成為真理」,和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是極權主義 的兩大支柱,可以概括為洗腦與暴力。納粹和蘇聯帝國相繼沉入歷史之後,中國共產黨接棒,藉以維持政權迄今不墮。靠的就是這兩個支柱。CCTV和人民日報領軍的龐大傳播系統,五十多年的假新聞和黨八股說教,塗脂抹粉,顛倒黑白,掩飾禍國殃民真相,「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何止一千次!那是千萬次,億萬次而不止。他們那些從中宣部到風情萬種的大小主持、名嘴,是戈培爾的毫無愧色的真傳和發揚光大者。

從林彪銓釋「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到鄧小平鎮壓六四學生、江澤民鎮壓法輪功到胡錦濤鎮壓西藏,他們都是槍桿子奪權、槍桿子保權的毛的血腥暴力論的接班人, 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敢於向百姓出手。和平統一,也不會忘記武力。對臺的武力恐嚇,大罵收回香港不駐軍的耿飆、黃華「胡說八道」,他們深信毛的遺詔:「這個世 界只有槍桿子才可以改造」,視民主自由為無物。

這次處理西藏事件,繼承戈培爾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共自己。且看他們在事件一個多月來撒下的三大謊言:

一大謊言是,只提三一四打砸搶燒,不提三一○開始的要求獨立的和平示威,不提藏人的政治訴求,不提藏人高喊達賴喇嘛萬歲。掩蓋事件的實質,反覆播放砸商店、縱火燒房場景,把事件描繪成只是一場「暴力犯罪事件」,為鎮壓有理鋪路。

二大謊言是,把藏人示威、暴亂之因,歸罪於「達賴集團策劃、煽動」,甚至由國家最高當局溫家寶總理,宣稱「有足夠證據」。但至今沒有任何顯示,完全無損於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崇高信譽與形象,這樣國家規模的誹謗運動,舉世罕見。

三大謊言是,四月八日,外交部發言人姜瑜竟然指達賴是農奴制總代表,發動暴亂是為了在西藏恢復農奴制,要把百萬翻身農奴打入黑牢籠。這種彌天大謊可以欺 騙大陸人,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達賴領導的達蘭色拉流亡政府早已實行民主的代議政制,甚至達賴提出以選舉代替靈童轉世制度。

推到極致的戈培爾化的國家

大陸又放映毛時代電影《農奴》,給人民灌輸達賴回來就要復辟人頭骨當碗、剝皮抽筋的舊西藏的印象。研究西藏的大陸作家王力雄在其著作《天葬》中,專門調 查過西藏的酷刑問題。他指出,那不是從活人身上剝取的器官,而歷史上西藏當局的刑罰,絕不比中國歷代的刑罰更殘酷。透過這三大謊言就徹底顛覆了事件的真 相,混淆了中外的視聽。共產黨這樣的手法用了何止一千次,對西藏、對西方,一貫如此。每當中國人權被指責時,他們便輕而易舉地拿出西方傳媒上的材料,讓人 民相信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黑暗、反人道。而對他們五十年殘民以逞,害死數千萬人的暴政,則絕不准報導,官方檔案也不解密,不擇手段堵絕黨內外的政治異見,若 有違抗者,動輒以泄密罪嚴懲。同時,豢養大批專家精英炮製謊言,愚弄人民。

在官方壟斷的媒體上,高分貝地、數十年不斷地,大面積覆蓋地宣傳、教育、灌輸、洗腦,使謊言變成真理,再變成集體行為,這樣推到極致地戈培爾化,比納粹 高超一千倍的統治術--就是今天氾濫全球華人的民族主義瘋狂的根源,再輔之以金錢的引誘收買,這個巨霸民族的精神墮落和腐敗就錦上添花,無以復加了。

大漢族怎能理解純樸天然的藏人

這樣的大漢族意識,怎能理解一個純樸天然、天人合一,慈悲為懷的佛教民族的心靈與生存方式?漢人以為給了你數百億的財物支持,一條耗費數百億的鐵路,死 了五千人的一條公路,你應該歸順了。遺憾,他們不明白藏人不是一位見錢眼開的妙齡女郎,他們是一個獨善其身,可以「適應缺氧狀態的獨特人種」;他們不希罕 豐田、奔馳的風光,而寧可跋涉數月,五體投地長跪磕頭去崇拜心中的神靈;他們不仰慕備極哀榮的八寶山追悼儀式,而情願死後粉身碎骨,讓蒼鷹啄食,靈魂升 天。

和追逐聲色犬馬、榮華富貴的現代世俗相比,這樣的民族怎能不落後、不封閉?又怎能為漢人所接受?這樣的族群矛盾如何調和?奇怪的是,現代化程度早超過中 國的西方民族,發現這塊高原的香格里拉之後,他們有更多的包容、疼惜和欣賞,北京的漢人們卻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主子心態,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要 「百萬農奴站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毀掉二千七百座大小廟宇,只留下八座。僧侶們成為革命鬥爭對象,逼走達賴,關押班禪,西藏天空的「太陽」和「月 亮」消失了,雪域高原成了「黑地方」。胡耀邦去視察時,才發現可憐的藏民連一只吃飯的木頭碗也沒有!

這是一九八九年去世的班禪喇嘛生前撰述的《七萬言書》中記錄的斑斑血淚。我們看到從歷史到現實,都提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為甚麼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六百 萬藏民如此「頑冥不化、軟硬不吃」?胡錦濤最近對外賓說:「西藏問題不是人權問題,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民族問題,而是統一和分裂的問題。」

胡錦濤說了一句老實話

這位從來是言不及義的總書記,這番話似乎接近了要害。中共的意識形態,經過毛的暴虐革命和鄧的全民走資,已經顛覆了載入憲章的馬列教條,剩下的可共利用的資源只有民族主義一途。因此,胡的談話,便將統一與分裂擺上神臺,賦予至高無上的價值。

但是,這個最高價值觀是否不可以被質疑、被挑戰呢?共產黨人也否定絕對真理,就如毛天神般的權威,實際上被拋棄一樣,大一統觀早已在思想界貶值。中國憲 法「總綱」三十二條中,沒有一條明定「統一」是高於一切的立國原則。胡的講話,也表明他們為了統一,可以不顧人權、宗教和民族。

五年前,香港劉慧卿議員赴臺出席研討會,說了一句「臺灣前途應由臺灣人民決定」,返港後竟然遭到大肆圍攻辱罵,指她「支持台獨」。我曾寫文聲援,引述 毛、鄧談臺灣獨立問題的資料。結果被左報指為「誤導讀者」,稱毛是支持臺灣從日本統治下獨立出來。和今天台獨分裂祖國不同。--和他們爭論下去是乏味的。 其實,這些統派論者完全脫離歷史事實,中共領袖及黨的決議在三、四十年代至少八次論及臺灣,表示支持臺灣獨立建國,而從未提到要與中國統一或回歸。二○○ 三年十一月我再次論述〈台獨與民族自決權〉,談到共產國際、列寧、蘇聯的民族自決政策和聯合國憲章對民族自決的肯定。其中也及中國怎樣從支持民族自決轉 變為「民族自治」。

周恩來解釋為何否定民族自決權

今天,被中共稱為三大禍害的三獨:台獨、藏獨、疆獨,其本質上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民族自決權,適不適用於中國?中共早期是完全承認適用的,甚至在蘇 區起草憲法大綱時完全照搬蘇聯憲法,稱中國各少數民族可以加入中國,也可以脫離中國,少數民族包括蒙古族、藏族、臺灣族、回族等。

但一九四九中共建國後,便隻字不提「民族自決」。對此,權威的解釋出自總理周恩來之口,他在一九五七年八月的報告〈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已收入《周恩來選集》下卷。其中為中共民族自治作辯甚詳,理由如下:

一、俄國周圍各民族是沙皇的殖民地,比較聚居,中國許多民族則是雜居狀態,而且彼此同化,不適於像蘇聯那樣成立獨立的民族共和國,而宜於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二、列寧提出民族自決權,允許民族分立,可以參加蘇聯,也可不參加而獨立建國。有利於爭取這些民族支持蘇俄革命。中國則不同,革命中已與各民族結成友誼關係,命運是共同的,不需要實行民族自決,民族分立政策。

三、中國如果強調民族分立,將會被帝國主義利用,造成民族關係中的麻煩。如東土耳其斯坦曾發生過分裂活動,故我們不稱「維吾爾斯坦」,只稱維吾爾自治區。

四、中國各民族發展不平衡,需要各族合作互助,民族宜合不宜分。不能分立,也不要想「單干」。

從這四點可以看出,中共處理民族問題是從利害關係出發,完全沒有顧及自決理論的民主實質。第二、三條表現的實用主義最為明顯,列寧是強調「一切民族」而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可以分離。這當然可以理解,因為毛的革命之隨心所欲,遠超過蘇共。

王力雄在雪原之夜的感受

即使以周恩來的解說來看,第一條尤其不適用於西藏。雪域高原的藏民族的聚居,已是高度的罕見的聚居,應有分立條件。民族自決權在戰後尤其是聯合國成立後,已成為一個普世的重要價值觀,是公認的人民享受一切人權的前提和基本條件,是一項人類社會的集體人權。這比列寧時代帶有革命功利性的自決論,已升華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十次進藏的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深入探索西藏問題的來龍去脈之後,充滿了無奈感。說了他在一次攀登珠穆朗瑪峰途中的故事,他遇到一個美國人布朗和他僱用的一 名藏人扎西。是晚,大風雪。他和裝備精良的布朗都有如末日來臨的感受,但扎西和他的藏人同胞在享受酥油茶和糌粑中陣陣喧嘩,若無其事。這種對比讓他畢生難忘,他寫道:「那夜裡,我深切體認到西藏高原永遠屬於藏人,無論主權、國境、法律歸屬如何變化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如果有一天末日來臨,布朗會死,我會 死,缺乏抗受苦難能力的文明也會死,而扎西不會死,他是自然之子。只要人類還剩下一個種族和文明,那一定是藏人和他們天人合一的古老文明。」

(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香港)

(作者為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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