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前副總編彭迪：特權還是人權

2008-05-01 01:38 作者:彭迪 "宣傳"這個詞彙我們用得很頻繁廣泛，領導對宣傳工作十分重視，管理的規則很多，有公開的，內部的，有見諸文字的，還有許多口頭指示。本人從事的新聞工作也劃歸宣傳工作範疇，天天都忙於"宣傳。在我們社會生活中離了宣傳就不行。但"宣傳"的涵義是什麼，有哪些規則，這些規則的利弊如何，是通過什麼程序和由什麼人定的，有什麼法律和理論依據，如此等等。，對這許多問題，過去都沒有深究，因為探討這些問題本身就可能觸犯"宣傳"規則。。現在領導提倡改革開放，應該是打破這禁區的時間了。我想就這個問題談點自己的體會感想和經驗教訓。

今年新春前往富強胡同趙紫陽故居祭奠：左起，彭迪、謝恆、李普、趙五軍、趙二軍在書房的院中，門裡是起居內院，紫陽的骨灰在內院。（俞梅蓀攝/新世紀圖片）

第一，從字面的意義談起，"宣傳"是個中性的詞彙，意思是向公眾傳送信息或發表意見，本來應該反映客觀事實和揭示傳播真理，但事在人為，它可以用來傳播事實和真理，也可以散佈謬誤和謊言。作為一種政治手段，就不免被濫用為政黨的主觀意志服務而失去或損害其應有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在中國大陸，"宣傳"實際上就是一種政治手段和官方行為。這種傳統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開始的，共產黨上臺後，一仍其舊。兩家大概都是從蘇聯學來的，除了各自的機關報刊雜誌等以外都有統管全民帶有強制性、排他性和壟斷性的官方宣傳機構。如今，臺灣早已取消了這種制度，而在大陸，這種官僚機構-中央宣傳部(簡稱中宣部)的權力越來越大，達到荒謬的程度，對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國際形象的損害不可估量。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應該是實事求是，宣傳報導應該客觀全面如實反映真實情況。但實際上我黨並不嚴格恪守這個原則。多年來，我們片面渲染領導政績，過分強調人民對黨的歌頌感謝，助長對黨和個人崇拜之風。；對缺點錯誤的報導，往往輕描淡寫，避重就輕。。甚至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宣傳對國家事務的透明度和人民的知情權如何重視，而實際上對重大問題，如官方政策失誤，高層的人事變化，或涉及要人的深層腐敗現象，皆諱莫如深，平民百姓既不知情，也無權問津。本應公開進行的讓人民瞭解監督和參與的國家領導人的產生過程，也成了國家機密。過去是由元老像皇帝那樣指定，現在通過暗箱操作推選，連他們在選舉會上得票多少都不可告人。新聞記者如發表議論和預測就以所謂"泄露國家機密"論處。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我們一貫聲稱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黨的優良作風，強調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而且歡迎批評，有錯就改。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黨領導並不預期或歡迎批評。許多獨立思考，對人民和國家的利益高度負責的好心人，相信黨的宣傳，看到領導的缺點錯誤，發表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的觀點政策，反而被劃為階級敵人，戴上右派份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三反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甚至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受到打擊迫害。受害者不計其數，造成全國政治氣氛恐懼，鴉雀無聲，民意堵塞。。在大躍進運動營造聲勢，煽動群眾，反對右傾，謊假連天的宣傳鼓動下，人疲糧盡，工業混亂凋零，農村大片飢荒，餓殍遍野，數以千萬計，有些地區甚至人相食充飢。。這種明明是領導嚴重失策的人禍造成的惡果，我們卻宣傳說主要是因為天災。事後，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結教訓，認為主要的問題是人禍。。他感慨地說，那時的"人民日報"(的宣傳)沒有比有好。。沒想到正因為他說了一些與主流宣傳不同的真話，後來被迫害慘死。

整風運動是中國人政治生活的必修課，不管是不是黨員，都得參加。更早時期的歷史，我不直接瞭解。從延安開始到全國解放以後，一次又一次的整風運動，沒有哪次是出自群眾自覺自願，都是由領導從宣傳鼓動開始，發表一些理論文章，規定一些思想言論標準，要求大家學習，一方面以強加於人的宣傳手段灌輸我黨的理論思想和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命令各人對照檢查交代自己的真實思想和被領導懷疑的個人歷史問題。整風的方法多樣，時而陽謀，強迫命令，時而陽謀，引蛇出洞，把群眾運動得暈頭轉向，膽戰心驚，從而達到思想上強求一致，組織上整治清洗的目的。對檢查不合標準或不承認錯誤或莫須有的罪行的，就組織大會小會批鬥圍攻，施加壓力，甚至使用逼供手段，製造冤案，有的送進監獄折磨，有的下放山區荒地勞動，造成人身傷害，家破人亡，不知道傷害了多少愛國誌士和知識精英。對這種被人們稱之為洗腦的"整風運動"，我們黨領導和宣傳家們文過飾非，給予高度評價，總是強調整風運動的意義偉大，黨的領導正確，錯誤最多是"擴大化"而已，而且都是下面執行中的問題。至於對數以百萬人計受迫害而造成的身心傷害和死亡的事實，基本上沒有向公眾如實交代和正式認錯，更無道歉一說。

共產黨有缺點錯誤是難免的和正常的，改了就好。但我們的宣傳總是說共產黨和它的領袖如何偉大英明。毛澤東的神話破滅以後，我們的宣傳調子謙虛了一點，但進步有限。黨領導人的講話或黨的決議一經公布，就是定論，領導人的發言，一律被宣稱做作"重要講話"，不管內容是否真的重要。人民群眾還沒有來得及閱讀討論，宣傳部門立即要求全國媒體大力宣傳人民如何熱烈擁護歌頌。為了營造宣傳聲勢，中央往往下達指示，要求各省市響應表態效忠。這種統一思想的宣傳攻勢鋪天蓋地，華而不實，內容大都是重複領導人的原話，很少新意。總之，領導人的形象繼續被宣傳刻畫得高人一等，神聖不可侵犯。沒有人敢公開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或對他們的品行提出質疑。他們沒有一點幽默感。政治漫畫在中國已瀕臨滅絕。政治雜文失去了它的鋒芒。毛澤東倒是不諱言，他說過：魯迅如活到今天，要麼他不寫雜文，要麼他被送進監獄！"

總之，建國以來，封鎖新聞，矇蔽群眾，查禁書報，控制言論，拒絕批評，打擊異己的事例，不勝枚舉。從整胡風，批武訓，反右派，評海瑞，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以咄咄逼人的宣傳攻勢開始，以大規模整肅告終。一言九鼎，以言治罪，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害。問題是直到現在，對有關上述問題的反思、探討的建議和回憶文章，還被中宣部禁止封殺。這種禁令實在見不得人，不敢見諸文件，就用口頭或電話下達，可見其理虧心虛。。

我們的國際宣傳也應該是實事求是，向人民通報，而不是掩蓋或歪曲事實。但我們宣傳部門對已經發生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也向中國人保密，強調根據政治需要，以所謂"輿論導向"的取捨來決定什麼可以報導，什麼不許報導，應該怎麼報導。這些"輿論導向"掩蓋和歪曲事實真相，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二戰後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民生，從恢復到發展，突飛猛進，把我國遠遠地甩在時代的後面，而我們的宣傳方針是大喊"東風壓倒西風"，"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西方一天天爛下去"，竭力誇大近代文明國家的缺點和問題，尤其對國際公認的普世價值觀如個人自由，政治民主，尊重人權，人道主義等，都劃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傳染病毒，採取仇視排斥(實際上是恐懼)的態度，惟恐中國人染上這種"病毒"，中國的專政制度就土崩瓦解了。

本人在新華社總編室工作時，根據中央指示，美國宇航員首次登月這種人類破天荒的創舉，不予報導。轟動一時的由兩個基層美國記者對白宮違法活動的揭發，導致尼克松總統下臺的"水門"事件，也不讓報導。對外國的工會組織，我們斥之為"黃色工會"；對一些反對獨裁專制受到世界尊敬的民主領袖人物，如波蘭的瓦文薩，捷克的哈維爾，緬甸的昂山素姬等道義領袖，在宣傳上受到中國的冷落。大量事實說明，蘇聯東歐的解體主要是由於那些國家的人民對專制統治的反抗鬥爭的勝利，我們的宣傳報導不但不站在各國人民的立場表示歡迎，反而硬說是美國干涉的結果，似乎美國居然能掌握各國人民的命運。。有相當長的時期，我們的領導對外國人民的遊行示威，要求民主，甚至排隊投票選舉的消息都很敏感，要求在報導中要注意分寸。這樣來掌握"輿論導向"，其實就是掩蓋客觀事實，反映了我們領導對人民對自己都缺乏信心。直至今天，我們的宣傳部還在不斷要求媒體掌握好"輿論導向"，不惜偏離實事求是的原則，矇蔽歪曲事實真相。有關部門還耗費了國家大量的財力人力和技術手段，建立防火牆，企圖封殺網際網路中的所謂敏感信息。好在世界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控制輿論的措施越來越失靈了。有些事情是你越禁，人們就越感興趣。如某些被禁止發行的書刊，倒成了暢銷的讀物。官方的查禁，往往為被禁者作了義務推銷廣告。

第二，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有一件罕見的怪事，有一個泱泱大國，沒有一張民辦報刊，可以自由選用新聞信息和發表各種政見。這個大國就是中國大陸。它的依據是"工具論"或"喉舌論"，就是說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共產黨的工具或喉舌，不容許發表異議。根據黨的指示，全國人民說什麼，不說什麼，該怎麼說，甚至該怎麼想，都要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特別是在事關全民權益的問題上，十三億人民只容許一種意見，如有異議，就要受到不同方式的懲罰，歧視，改造甚至迫害。這是我們宣傳部門最荒謬、最落後甚至可以說最反時代的做法。

坦率地說，"工具論"或"喉舌論"根本沒有法律依據，更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既然自己宣布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黨應該是人民的工具，而人民不應該是黨的工具。黨可以有自己的機關報刊，充當它的喉舌或工具，但無權將全國的媒體劃歸己有。每個公民都有談論國事和宣傳自己意見的權利。國家可以根據工作需要，並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將某些物質的東西收歸國有，但不可以隨隨便便由哪一個政黨或政府將人民的精神權利，尤其是思想言論自由收歸國有或黨有。許多有識人士一再建議領導高臺貴手，開放言論，集思廣益，多聽聽不同意見，少要求"輿論一律"，收回強加於全國媒體的"工具論"。但這種積極的建議被領導認為是離經叛道，充耳不聞。

這種做法是地地道道的專制主，違反憲法，不合情理，實際上也辦不到。在世界日趨多元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十三億中國人民怎麼可能只有一種意見。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政黨有什麼權力強迫人民都同黨保持一致。其實，那些口頭表態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有的是真心誠意，但被迫講假話的也不少，有的為了明哲保身，有的為了陞官發財，其中包括數不清的各級領導班子中貪污腐化份子。所幸還有不少敢於公開要求維護人權，反對這種專制統治的黨內外的工農群眾，知識份子和企業家，一直在為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而吶喊。中國人民解放眼看就到60年了，為什麼遲至今日還不能揚眉吐氣，當家作主，而只能匍伏在中央宣傳部這樣一個超權威、低智商的思想和言論警察局之下，充當馴服工具呢?難道這個問題不值得我們深刻反思和堅決改變嗎?我們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維護憲法，爭取民主的黨性到哪裡去了?

多年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聲不絕於耳，共產黨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口號也叫喊了好幾十年。我年輕的時候也充滿著熱情喊呀，唱呀。。現在，按中宣部的示意，在電視節目中聽到這類歌聲和口號時，想起我們黨解放後嚴重的失誤，特別是對人的傷害，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內疚。我的黨性實在跟不上我們的領導。

現在改革開放，情況大有改進，但領導特別是中宣部的基本觀點未變。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一勞永逸杜絕不同政見(包括許多善意的建議)，保證全國各級領導和人大代表和黨絕對保持一致，所謂"政治立場堅定"(政治挂帥)仍然是考核幹部，職員，學生的首要條件，其實就是要求人人都無條件地支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這一套原則是由少數黨領導人提出，沒有經全國黨支部討論，更沒有徵求全國公民的意見，就寫進國家憲法。。

考核幹部的標準，應該超越黨派一家的立場，由廣大人民討論以取得共識。胡錦濤同志向全國人民提出的"八榮八恥"就是一個超越黨派利益的範例。國家對負責幹部和優秀學生的要求主要應該是做人的基本品質，包括愛國愛民，無私無畏，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事求是，敢講真話，勇於獨立思考，善於改革創新，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勤奮工作，廉潔奉公，有仁愛之心和民主的作風等等。這些美德有的來自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有的吸取近代世界文明的結晶，它們具有普世價值，不受黨派偏見扭曲。選拔培養這樣的人才取代那些入黨做官，以權謀私，口是心非，貪贓枉法的腐化份子，國家和黨才有希望。

第三，宣傳自己的信仰主張是正當的，但任何理論或主義都不是唯一的絕對真理，需要在實踐中檢驗修正和發展，不能禁止討論批評質疑或否定，更不能動用國家專政手段強加於人。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鄧小平和胡耀邦領導下，確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理，開始破除各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迷信，批判"凡是派"，向實事求是的科學發展觀轉化。這個歷史性的轉化來之不易，它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奠定了理論基礎。

但是，這個轉化並不是一帆風順。老的"凡是派"已退出歷史舞臺，但新的"凡是派"又接踵而來。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領域開始還政於民，廣大的農民和市民獲得本來就屬於他們的自由權力，釋放他們的智慧和潛能，經濟突飛猛進，不僅改善了他們的家庭生活，也改變了國家的經濟面貌，大步加強了我國的實力，成績偉大。人民和領導都有功勞，但許多改革政策是人民領先，突破"凡是派"領導的阻力而取得的。物權法的制定和通過是很大的進步，但農民要求歸還土地，老百姓要求擺脫惡吏欺壓，人民要求言論自由，律師和記者要求安全保證等基本人權問題的解決還遙遙無期。。

在理論戰線上這個轉化更加複雜。具體政策的是非問題，比較容易識別。理論研究是少數人的專利。相對而言，研究政治理論的人不多，其中不受黨派政治和個人利害影響的理論家就更少了。對一般幹部或百姓來說理論問題相當唬人。本人入黨時宣誓為建立共產主義而奮鬥時心裏嚮導和理解的是為建立一個獨立富強民主自由平等公平的理想社會，並沒有鑽研過理論，只讀過一些一般的政治理論書刊，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非常膚淺，並沒有認為馬列主義是世界上唯一正確的理論。後來通過學習黨組織指定的幹部必讀的馬列和斯大林的著作。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宣傳口號在我國震耳欲聾的年代裡，我對那些書本的學習，囫圇吞棗，緊跟黨的宣傳指示，堅信只能信奉一種主義--馬克思主義，其他的主義和思想都是邪門歪道。實踐證明，這種原教旨主義的態度對待理論問題已經失敗，馬克思本人就反對這種形而上學。但我們有些人至今還充滿懷舊的心情，拒絕以實事求是的科學發展觀對待理論問題。。回想當年胡適倡導"少談點主義，多做點實事"時，我們橫加批判。其實，他重視實踐的觀點比我們高明。成熟的政治家對各種時行的主義或理論，有自己獨立的判斷，他們重視理論，但又不受理論教條的束縛。像馬克思這樣偉大的理論家並不認為自己的理論是唯一的絕對真理。1842年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中指出真理"不屬於我一個人，而為大家所有；真理佔有我，而不是我佔有真理。"他進一步質問那些封殺不同意見，只允許一種觀點的書報檢查官說，"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祇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同樣重要的是，通過實踐發現自己的理論過時或錯誤時，他毫不留情地自我批評修正。顯然，他並不提倡迷信，也反對一花獨放。

馬恩兩位大師給我們做出了榜樣。我們尊重和繼續學習他們的理論，但對他們150年前的著作，也應像黨中央提倡的那樣，以科學發展的觀點對待，結合實際，與時俱進，敢於創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應將馬克思主義神化，成為唯一的絕對的真理，排斥其他更加切合實際和更加進步的理論而作繭自縛，而應該實事求是，兼容並蓄，不受什麼主義的侷限，為真理而奮鬥不息。。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無限的智慧和創新的能量。問題是領導要相信群眾，鼓勵和釋放他(她)們的積極性，多多提供新思想，新經驗，新建議，而不應該專門建立一個黨中央的宣傳部來堵塞和扼殺人民應有的與生俱來的言論自由和表達權。

我最近讀到張博樹先生一篇關於新聞制度改革的文章，使我感慨不已。根據他的資料，1896年中國出版的《強學報》就提出民間辦報有助於"廣人才，助變法，增學問，除舞弊，達民隱"。1902年梁啟超指出"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乃影響中國前途至關緊要的三件大事"。1912年孫中山認為"言論自由，各國憲法所重，從善改惡，古人以為常師。"邵飄萍辦的《京報》以"探求事實，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國民黨的元老於右任1910年也指出有獨立之言論，然後才有獨立之國。。這些歷史資料表明在這方面，我們黨的思想境界比起我們的先輩實在是倒退了一百多年。

比起西方國家，我們在這方面更是落後。例如：美國對外的霸權主義不得人心，對內民主制度也遠非完善，但他們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也不是偶然的。僅舉一例。美國憲法1788年被國會批准後，在人民廣泛的抗議和強烈要求下，1791年增補的第一條修正案就明確禁止國會制定妨礙人民言論和信仰自由的法律。這一條很厲害，它防止了美國走向專制並為美國人在解放思想，發展自然和人文科學開闢了寬廣的道路。

美國的政治家也有許多高人之處。我的學友瀋恆在一篇有聲有色的文章中，對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有一段精彩的描述。這位美國開國元勛戰勝了英國殖民軍，就宣告不再繼任總統。在眾望所歸，萬般無奈下當第二屆總統的就職典禮上實際上只講了一句宣誓的話:"我遵從憲法，努力完成我的職責"。文章指出，華盛頓"沒有豪言壯語，沒有任何主義，你要喊它華盛頓萬歲!他立馬會跟你翻臉，認為你是侮辱他，罵他。"不得不承認，200多年前美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美國政治家的謙虛寬容度比現在的中國人高。

比起香港，我們大陸也相當落後。香港的媒體很活躍，消息靈通，思想開放。儘管它受到北京的約束，但更加像個現代社會。它的鳳凰影視內容豐富生動，敢反映真情和講真話，消息閉塞的大陸視眾尤其歡迎。可惜又受到中宣部的限制，只有部分人能收視。順便指出，大陸的報刊電視可以在香港普及，出入自由，但香港的許多報刊雜誌竟被嚴格禁止進入大陸，電視也受到限制。既然是同一個國家，這種關係不大平等。它也反映了大陸在政治上和宣傳上的被動和弱勢，經不起公平競爭比較。。

應該老實承認我們的差距和弱點。公道地說，這種情況並不完全是中宣部的問題，但它確實很不得人心，比它上級更厲害，被人們稱之為閻王店。它那個既無法律效 力又無學術權威的閱評組更是臭名昭著。中國要迎頭趕上時代，必須搬走像中宣部這樣的絆腳石。於國於民於黨，利莫大焉! (完)

[相關鏈接] 新華社出版的一份《參考消息》報，是專門選登西方通訊社的報導、評論的，最初專供中共黨內高級幹部閱讀，以瞭解國際輿論。後來逐步擴大發行面，如今隨著改革開放，普通百姓也能訂閱了。此前，閱讀參考的讀者，無不遵循毛氏的邏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敵人贊成的，我們就反對。"完全不顧其內容是否客觀公正。現在當然有所不同，因為要面向世界，與國際接軌，好壞話都要聽。為此，編者對外電的處理，除原文照登外，只能在標題上顯示我方的立場，以示導向。隨便撿一個例子：[路透社華盛頓4月23日電]美國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23日在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一個聽證會時，敦促中國政府與達賴進行對話，以達成西藏的和平與穩定...... 他稱達賴是中國政府要對話的最佳藏人對象，"因為他是藏人無可爭議的精神領袖，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公開詆毀達賴無助於緩解西藏局勢"......但是，這條消息的標題卻是：《內格羅蓬特竟稱達賴"愛好和平"》，完全歪曲了路透社電訊客觀報導的積極意義。這就是中國官方宣傳的手法。聰明的讀者正是從這些明貶暗褒的文章標題中，瞭解問題的內涵。 （梁 辛2008/4/25）

（註：彭迪為新華社前副總編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