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眸 看西藏（圖）

西藏布達拉宮(AFP/Getty Images)

西藏問題由來已久。在1951年以前的清朝和民國時期，西藏的噶廈政府和中國政府一直相安無事。西藏問題如此突出是中共執政後，特別在1959年，這年成為西藏問題的一個轉折點。

這一年，「西藏事件」發生，達賴喇嘛開始逃亡。而僅次於達賴喇嘛的班禪喇嘛，因為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七萬言書」，被無休止的批鬥、勞改，文化大革命更是被投入監獄長達十年。達賴喇嘛逃出中國後，於60年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

近50年來，以北京為首的中共政府和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各執一詞，使人們很難分清事實的真偽。要真正瞭解西藏問題的來龍去脈，就要走進歷史，看看究竟什麼使雙方矛盾持續至今。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使雙方如此不能調和。

一．1949－1959年的西藏

西藏有著它獨特的地緣條件和宗教文化。位於世界屋脊的西藏幾乎是與世隔絕，這使它在過去的數千年保存了獨立特有的藏傳文化。藏族人民普遍信仰藏傳佛教，而且極為虔誠，許多人都將宗教信仰放到超越生命的位置上。那些磕頭長跪（走一步雙手匍匐在地叩拜一次），步行數千里到拉薩朝聖的人就是他們對宗教虔誠的最好證明。當有人破壞他們的信仰時，是西藏人最為痛心疾首和不能容忍的。

1949年前的西藏和中國歷代政府——包括清政府和中華民國和平相處。藏漢之間並無矛盾。由於進藏交通不便，巍峨的雪山阻擋了殖民者的腳步，也阻擋了西方文化對西藏的入侵。藏族人生活平靜，那裡是一塊唯一沒有被現代科學和西方文化侵染的淨土。

一直以來，中共把1949年之前的西藏定性為「農奴社會」，而且還是「最反動、最黑暗、最落後、最殘酷、最野蠻」的農奴社會，所以「祖祖輩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百萬農奴日夜盼望「救星毛主席」和「救星共產黨」。

事實上，當時藏民的生活也沒有那麼悲慘。藏民檔珠曲忠解放前是西藏最貧窮的人家之一，她說：「我是中共所說的農奴家庭，我家的六口人擁有圍牆院落的二層樓房，樓下是關畜牲的，有四條牛、二十七隻羊、二匹騾子，還有四畝半農田，家人在吃穿上沒有任何困難。」（摘自王靜雯《西藏詠嘆調》）

但隨著國民黨兵敗大陸，進軍西藏的日程提到共產黨人的時間表上。1950年1月22日毛在訪蘇跟斯大林會晤時，要求蘇聯派飛機幫他運部隊進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們準備進攻，很好，是該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還建議毛向西藏和其他邊疆地區移民說：「新疆的漢族人還不到百分之五，應當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邊疆地區都應當多遷移些漢族人去」。（摘自張戎《毛——鮮為人知的故事》）這後來成了中共對西藏的指導政策。

1950年10月7日，由軍官王其美率領的解放軍四萬餘人分八路向康區首府昌都發起進攻，很快就打敗了只有八千餘人的藏軍。兩天後攻克昌都，俘獲多麥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及其隨行人員，打死四千餘藏軍（出自《維基百科》）。但繼續進軍西藏，共產黨的軍隊卻遇到困難：沒有公路和鐵路運輸，兵力和後勤補給都很困難，士兵不習慣高原氣候，藏民善於騎馬，英勇善戰，地方武裝不可小視。這一切都使毛進軍西藏的計畫受阻。於是毛決定搞談判，以換取準備時間。

同樣，初次較量失手之後的西藏噶廈政府自知根本不是強大的解放軍的對手，也在尋找談判的機會。1951年4月，曾被共軍俘獲的阿沛•阿旺晉美率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和談。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於1951年5月23日，同中共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一共十七條。協議規定：「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驅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現行政治制度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以及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區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統一管理。」協議還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

從內容上看，這個協定很公正，完全能夠保證西藏人民應有的權益。如果上述各項都能保證落實，西藏是不會有問題的。這十七條也僅僅存在於紙面上。毛的目的是用武力徹底征服西藏，只是當時準備還不充分，他需要時間。在此後幾年裡毛表面上極力安撫達賴和班禪，好言相勸，溫柔有加，暗地裡卻加緊軍事步伐。一伺時機成熟，中共就率先將自己親手簽訂的條約撕毀。一九五六年初，通往西藏的公路通車，毛開始變臉。他首先在康巴藏區搞「改革」，鬥爭上層，收繳槍支，實行徵稅，破壞宗教。那裡的五十萬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經拉起一支六萬人的隊伍，有五萬桿槍。其他藏區的「武裝叛亂」也如野火一般燃燒蔓延。毛只得動用軍隊，靠圍剿、重炮，甚至空中轟炸，才把反抗鎮壓下去。這樣的幾乎全民性的參與造反，以及藏軍的強悍善戰，使毛得出結論：在西藏「現在還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我們已經等了好幾年，現在還必須等待。」出自張戎《毛——鮮為人知的故事》）

1957年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狂潮刮到西藏。就像中國其它地區先後出現餓死人情況一樣，西藏人民生活也陷入極端貧困之中。時任人大副委員長的十世班禪卻吉堅讚曾給北京當局上交「七萬言書」指出：「西藏實行人民公社制以後，每個藏民只剩下一身衣、一床被褥、一碗一筷三樣私有產品。很多人吃不飽，只能吃牛馬飼料食，最後連樹葉、樹皮、草根、草籽都拿來吃，不少人家死光了。他回西藏時，很多藏民攔著他長跪不起，流淚向他哀呼：勿使眾生飢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亡。」

班禪還寫道：「過去西藏雖是被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的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樣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舍的好習慣，討飯也完全可以為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也從來沒聽說過餓死人的情況。」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0年兩年中，農牧業產品「收購過頭，甚至連香袋內的糧食和糌粑也收了，對翻出隱藏幾升糧食和糌粑的人家，也進行鬥爭……對大多數家戶，進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庫存的糧食、肉類、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糧很緊，有的斷糧，肉類、酥油、清油等極缺，連燈油也沒有。甚至買不到燒柴。人們恐慌著急，叫苦連天。」

由於大躍進的惡果，藏民開始抵制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不少地區發生了武裝衝突。對待此類衝突，毛的一貫政策是以暴制暴，靠武力鎮壓，這就導致矛盾更為激化。

十世班禪後來在1987年3月28日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次會議上對此描述說：「果洛州在殺死了許多人以後，將屍體從山上滾到山腳埋好已挖好的坑內，然後，軍隊以『慶祝消滅叛匪』的名義，強逼死者親屬在上面跳舞。隨後，又將全部親屬用機槍掃射殺死。如此對康、安多地區的人民實施前所未有的壓迫與殘害，以及將西藏人十個、二十個地成批屠殺所造成的仇恨依然被西藏人所牢記。」

中國軍隊的機密文件《第十一師的總結》中記錄了從1952年到1958年間，該師在安多甘南地區即平息叛亂九百九十六起，消滅一萬餘西藏人的情況。安多果洛地區，1956年有人口13萬餘，到1963年只剩6萬餘人，人口足足減少了50%。（見《中國之春》中文版，1986年6號）

隨著情形不斷惡化，終於在1959年3月10日達到頂點。當天，中共當地駐軍要達賴喇嘛到軍區禮堂看文工團的演出，並規定不准帶任何人，只允許一位僕人隨從。由於此前很多西藏官員和僧侶貴族被召去開會後失蹤，藏民認為中共要劫持達賴喇嘛，於是包圍了布達拉宮，不讓達賴前行。數千人上走上街頭，高呼：「漢人滾回去！」

中共得到這一消息後，迅速做出反應，將這一事件定義為「藏人暴動」。第二天，毛電令中共駐西藏部隊，放達賴喇嘛逃走。（《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87頁）如果達賴喇嘛在中共軍隊鎮壓中被打死，世界輿論將對毛很不利，特別是在毛想搞好關係的中國周邊的佛教國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達賴喇嘛逃出拉薩，奔向印度。他的逃離一經證實，毛就下達作戰方針：「全力抓住敵人在拉薩市區，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達，然後聚殲。」（出自《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90-91頁）

一直以來毛想靠「一次會戰全殲敵人主力」來徹底消滅西藏反抗力量的想法終於得以實現。軍隊在得到命令後便大開殺戒。在短短的兩、三天之內，就有約一萬到一萬五千人被打死。隨後在其它地區的鎮反運動中，將各地的藏民毫不留情的鎮壓掉。西藏軍區政治委員會的一份1960年機密文件中，記敘了從公元1959年3月到1960年10月間，僅僅在西藏中部衛藏地區就消滅八萬七千名西藏人的情況。（出自《中共統治下的西藏人權2002》）

1959年事件被中共定義為「暴亂」，而藏民則聲稱他們是「抗暴」。孰是孰非？如果藏民有暴力行為的話，那麼中共的行為則無疑更暴力、更血腥。短時間內打死如此多的藏人，無異於一場屠殺和清洗。這件事成為此後西藏問題持續不斷爭鬥的焦點。以後歷年的這個時間，藏人都會紀念1959年被中共殺死的藏族同胞，這也是日後1989年和今天再次發生衝突的原因。

二. 1959－1976年的西藏

1959-1962年由於大躍進，三面紅旗政策的失誤，中國普遍經歷了三年最困難時期。這期間，西藏亦未能倖免。十世班禪在這期間在西藏各地考察，親眼目睹了藏民的悲慘生活，寫下了「七萬言書」。書中對當時藏人的生活有如下描述：

「以前作為馬驢、牛、黃牛飼料的油渣、麥糠等，也成為人的難得的有養分的香的食物了」。「別說稍微能吃的一切草類，就連不能吃的樹皮、樹葉、草根、草籽也採集了許多，加工後和那點糧食摻合起來作為豬食一樣的稀糊糊給人們吃，就是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於這種藏族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如此嚴重的飢餓之痛苦，人民群眾抵抗不住這種殘酷地折磨，群眾的體質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傳染病就會使達到百分之數的藏民輕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為斷了糧而直接餓死，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現象。」

不光物質生活條件的惡劣，共產黨最拿手的階級鬥爭也在西藏開展起來。班禪喇嘛的家裡「從我父親開始一個個都挨斗了」。「被斗者雖然沒有特別嚴重的罪行和過錯，也要捏造許多嚴重的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等，不僅毫無根據，一個比一個更尖銳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誇過火地肆意進行誣陷」。「鬥爭一開始，大喊、怒吼幾下，同時拔發揪須，拳打腳踢，擰肉掐肩，推來掀去，有些人還用大鑰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竅流血，失去知覺而昏倒，四肢斷折等，嚴重受傷，有的甚至在鬥爭時，當場喪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殺」。

可以說在西藏發生的一切對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都不會陌生。所有這些暴行，都是當年全國各地類似情況的翻版。不僅僅班禪，其他稍有地位，甚至曾對共產黨和平解放立過大功的人員都遭到批鬥、勞改和遊街等懲罰。物質上的貧乏，精神上的折磨，藏人都能承受，但最讓西藏人不能容忍的莫過於共產黨對佛教和藏人心中神聖信仰的踐踏。

與內地「破四舊」行為類似，西藏當時有「三大」運動，第一「大」就是「大破壞」。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認為是「落後的、骯髒的和無用的」，要「破壞」。毛最致力於消滅的是宗教，早在與達賴喇嘛見面時，他就講西藏喇嘛太多，不利於增加勞動力發展生產。如今在西藏的寺院裡，班禪喇嘛說：「竟有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他(她)們互相挑選[配偶]」。「各地都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燬，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恣意進行了瘋像闖入般的破壞。」「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制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於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因而使各階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眼中流淚，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語中把沒有宗教的地方稱為黑地方]等而哀號。」（出自張戎《毛——鮮為人知的故事》）

藏族女作家唯色在出版的《劫殺》一書也記錄了中共強迫尼姑和尚進行性交，對於那些稍有不滿的僧人即牢刑侍候，被關被殺的僧人不計其數，其慘烈程度令人髮指。

正是由於班禪的「七萬言書」記錄了實情，逆了龍麟，使他遭受和彭德懷一樣的命運——文化大革命中被投入監獄近10年。而有幸逃出國外的達賴喇嘛在印度情況則好得多。他領導的流亡政府一直致力於保護西藏文化和推進藏人的教育事業，受到流亡藏人和中國藏區的藏人擁護和讚揚。在西藏境內，許多人，甚至包括許多藏族共產黨幹部，也偷偷地把自己的子女輾轉送到印度，以便接受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免費初等和高等教育。

中共的錯誤政策終於在文革達到高潮，十年浩劫的血雨腥風使西藏變成了一個極其野蠻的地方。中共一方面加緊對藏民進行武力鎮壓，一方面大肆破壞藏族的文化和人民的宗教信仰，極力詆毀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形象。一群群被中共鼓動起來的紅衛兵們，在西藏進行瘋狂的打砸搶行動。他們在大大小小無數個批鬥會上，將藏人毫無緣由的毆打致死；手持鐵鍬、鎬頭衝進寺院，銷毀佛像，焚燬經書，砸爛法器，將整個寺院夷為廢墟。被紅衛兵洗劫後的西藏，慘不忍睹。就像「炮彈摧毀，戰爭剛結束的樣子」。 「西藏有大、中、小寺廟兩千五百餘座，後來僅存七十多座，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甚至連藏人心中神聖的僧尼人數「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三」，從十一萬多人下降到七千人。（摘自張戎《毛——鮮為人知的故事》）

據西藏流亡政府的統計，從公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間的三十年間，由於中共的殘酷統治，造成了一百二十餘萬西藏人的喪身。

藏民的祈禱彩旗(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三．西藏的經濟

共產黨對西藏的統治，不僅表現在鎮壓藏民，壓制信仰，剝奪人身權利上。經濟上，中共對西藏的破壞更是讓人無法容忍。經歷完文化大革命後的西藏人生活已是極為貧困。一九八零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到西藏視察，痛心地發現，「八零年的藏人生活水準竟還不如三十年前。」「從前在西藏很少有乞丐，而當時僅在拉薩就有近萬名乞丐」，中央三次派到西藏訪問的代表團，「所到之處都是哭訴所遭遇的苦難」。本來，西藏地域廣大，富有資源，養活當地人口是綽綽有餘的。在西藏探明的126種礦產中，鈾、銅、鋰、白硼砂、鐵等的儲存量居世界首位。獨特寒冷的高原氣候，造就了高質量的木材，使那裡成為中國最大的林區，僅靠出賣自然資源，西藏人就可以過上富裕的生活。

但就如同大慶一樣，按過去四十年的產油量計算，大慶應該是比沙烏地阿拉伯那些中東國家更富得流油的地方，但事實是大慶人至今連小康都沒達到。究其原因乃是中共獨吃獨佔，將所有利益抓在自己手上，當地人根本無法從中得到好處。同樣，中共對西藏近乎掠奪的開發和不計後果的開採，徹底破壞了那裡的自然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系統。

據西藏流亡政府統計，從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五年，僅從阿壩運往內地的木材就可環繞地球十三圈，砍伐量高達一億多立方米。如此巨大的利潤全歸中央，當地人根本無法分享。另外，在開採礦產資源時，胡亂開挖，廢棄礦井不及時回填，隨意丟棄有害礦渣，污染水源，汽車肆意碾壓草原，破壞草場，外加砍伐巨量森林，任意傾倒核廢料，對西藏脆弱生態環境的造成致命打擊。中共宣傳在建國後中共對西藏投入了多少多少，但是並沒有說明從西藏掠奪了多少。50年來中共對西藏總的投入還不及從西藏攫取財富的一小部分；而造成巨大的生態環境破壞，則需要數十年，幾代人的代價去恢復。

有人總結說，「中共統治西藏，使西藏的富人變成了窮人，卻沒有使西藏的窮人變成富人」。共產黨所一貫吹噓的「西藏的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西藏人民過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是真的，也是後二十年取得的成績，應該不包括前三十年的統治。

四．文革後的西藏

1976 年，毛終於逝世，他的錯誤政策亦隨著他的死而被拋棄。掌握政權和軍權的鄧小平開始調整對西藏的政策。他釋放了班禪喇嘛，並對來訪的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表示：「除了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但有一點：「如果達賴回國，必須常駐北京」。這就是說，鄧小平許諾給達賴的一切官職都是虛的，達賴回國後不可能和藏民有什麼接觸。說得更明白一點，他會被軟禁在北京。而達賴一旦喪失人身自由，共產黨再拒不履行自己對西藏的承諾，對西藏來說無疑是人財兩空：喪失了達賴喇嘛，共產黨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將海外的西藏流亡政府瓦解掉。那時達賴想後悔都晚了，所以雙方談判再次失敗。

中共一直宣傳的是達賴喇嘛想搞分裂、想西藏獨立；而達賴喇嘛多次明確地表示：西藏追求的不是獨立，而是在中國憲法框架下的地區自治。他希望北京當局同意以「一國兩制」作為西藏自治的基礎，並就自治問題與北京展開了數十年的談判。但談判至今沒有任何進展，達賴喇嘛無奈的表示：「我有時半開玩笑地說，我不尋求獨立已經說了千百遍了，就像念六字真言一樣經常在念，他們還是不相信。」（出自達賴對香港《亞洲週刊》記者的採訪）

不是共產黨不信，而是在他們的眼裡，寧可用武力維持西藏的現狀，也比讓達賴喇嘛回來治理西藏要好。只要共產黨還說了算，他們在西藏的利益就可以不受損失。而達賴喇嘛已經七十三歲了，他的時間不多了。共產黨完全可以靠時間來拖延。只要能應付一天，他們就不會讓達賴回來。所以中共不斷的往達賴身上潑髒水，說達賴要獨立，是分裂者，把和談不能繼續的責任全推到達賴身上。

這種毫無進展的狀態持續到一九八九年。這一年，西藏風波再起。1月28日，十世班禪在西藏視察文革災情時突然病逝。因為死得很突然，西藏人心震動，傳聞四起。甚至有說班禪喇嘛是被陪同他返日喀則的胡錦濤下令毒死的。三月五日拉薩爆發了自一九五七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流血衝突，騷亂持續了兩日。不久大昭寺升起了一面雪山獅子旗，當幾十名僧尼走出大昭寺時，人們跟隨她們高呼：「堅決要求嚴懲迫害宗教人士的凶手！」「處死殺害藏人的武警！」

然而此事被中共認定為西藏獨立的先兆，遂大開殺戒鎮壓。當時胡錦濤頭戴鋼盔在拉薩街頭指揮著戒嚴部隊。這次鎮壓後，作為藏族知識份子的僧人遭到大清洗。他們被強迫表態與達賴決裂，不少不接受「新戒律」的僧人被趕出了寺院，僅桑東巴日寺就有二百多名僧人被趕走。（摘自王靜雯《西藏詠嘆調》）。據估計：「當時約有八十至四百人喪生，而中國政府卻聲稱只有十一人死亡」。另據當在西藏的中國記者唐達先所說：當時的鎮壓使四百餘西藏人被集體屠殺，幾千人受傷，叁千餘人被逮捕。」（參見《中共統治下的西藏人權》）

胡錦濤因為這次對藏民的鎮壓果斷、毫不留情而被鄧小平看中，與另一位在中共六•四屠城中有功的江澤民，分別被鄧欽定為中共第四代和第三代領導人。這兩個人都是靠著屠殺掙來自己身上的龍袍。

一次次反抗雖然都被鎮壓，但藏人心中的不滿和怒火卻沒有被扑滅。他們心中所有的仇恨，都一點一點積蓄著，等待著總爆發的一天。

十世班禪死後，尋找班禪的轉世靈童的工作就顯得很重要。1995年，位於境外的達賴喇嘛宣布他發現了11世班禪喇嘛。1995年5月14日，一個生於 1989年4月25日的六歲男孩，名字叫根頓-卓基-尼瑪的，被正式任命為第11世班禪喇嘛。但是三天以後，根頓-卓基-尼瑪和他的家人就神秘的失蹤了，至今音訊全無。

同時，中共官員們聲稱他們發現了「真正的」班禪喇嘛。一個1990年2月13日出生，名叫佳塵-諾步的男孩，被在廟裡冊封為十一世班禪。無神論的共產黨公開在報紙大肆宣揚他們找到的這個靈童如何神奇。一個一貫聲稱沒有輪迴轉世的政府，這次煞有介事的介紹起了轉世投胎，並信誓旦旦宣稱他們找到的才是真正的十世班禪投胎轉生之人。儘管人們不相信佳塵-諾步就是真正的班禪，但他仍被共產黨像扶植滿洲皇帝一樣扶上寶座，開始坐床。回顧這位少年班禪的公開言論，身為藏人的他，心卻緊靠共產黨，屢屢譴責藏人的「破壞行為」，遵循共產黨的諄諄教誨。現在，這位靈童已經18週歲，長大成人的他有一張清瘦狹長的臉龐，頗不像十世班禪那樣面闊額寬，寶相莊嚴。

彈指一揮，時間又過去18年。這期間達賴喇嘛和北京的談判依然毫無進展。北京政府明知達賴不尋求西藏獨立，但依然指責說他是藏獨分子，是分裂者。在這種論調下和談自然不會有任何結果。但是，達賴喇嘛的「和平非暴力」主張贏得西方社會的普遍同情。多國元首接見了他，並授予他眾多獎項。由於他與印度聖雄甘地，美國著名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張不謀而合，最終在1989年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這是個極大的榮譽，代表了全世界對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肯定。

消息傳來，許多藏人眼含熱淚，對天祈禱，有人甚至走上街頭高呼慶祝，但他們很快被北京政府再次鎮壓，許多人被投入監獄。隨之而來的新一輪高壓管制比以前更為嚴厲：藏人禁止懸掛達賴喇嘛的畫像，甚至在家中收聽或觀看有達賴喇嘛自傳、講經或教誨的錄音、錄像帶都會被逮捕和監押（1991年倫敦出版《對龍的迎戰：西藏人權》33頁）。與其說1951年解放軍解放了西藏，不如說共產黨把西藏人關到囚籠裡。在「被解放」的五十年後，西藏比原來的 「農奴社會」更沒有自由了。

雖然大的抗議都被鎮壓，但藏人的示威活動不斷進行。據統計，從1987年9月到1992年間，在整個西藏範圍內發生的和平示威遊行至少有一百五十次（《中共統治下的西藏人權2002》）。無一例外，所有這些抗議活動都被中共鎮壓下去，消息也被嚴密的封鎖了。50 年了，共產黨一直靠暴力壓制藏人心中的不滿情緒，維持著西藏表面的平靜。而要知道這種不滿情緒是壓制不住的。要真正消解它，必須給藏人以自由，尊重他們的信仰和生活習慣；讓他們實現自製，選擇自己未來的生活方式。人們可以要求藏人不去向後看，但必須給他們一個可以接受的、不受壓迫的未來；可以把以前的血債一筆勾銷，但得保證以後這類罪行不會再犯。如果讓藏人以後依然生活在一個同以往一樣沒有希望、沒有出路的未來，他們是無論如何不會答應的。

去年，隨著青藏鐵路的通車，旅遊者和外來投資者的腳步，徹底打破了高原的寧靜。越來越多的漢人來到西藏，使藏人成為那些在自己家門口被孤立和邊緣化的人。要想生存，必須會漢語，不會漢語便找不到工作。而與那些從溫州，四川，雲南等地進入西藏的經商人士相比，藏人不論在資金、經驗還是在知識、學歷上都落後許多。所謂的開發西藏，帶動經濟發展，實質上帶給西藏人更多的則是危機和不確定。面對這個全新的環境，他們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和競爭。在殘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各種西方思想和國內不良習慣的滲透下，迫於生存的壓力，藏人也漸漸將傳統拋棄，將信仰置於一旁。沒有藏民生活方式的西藏，也就不能稱之為西藏；失去了佛文化的西藏，也就失去了它本身的魅力。而這恐怕是許多人最不願看到的。

今天西藏再度發生動亂，是幾十年來歷史問題總的積聚，也是今天中共仍沿用那種強硬鐵腕政策對待西藏人民造成的。在50年前，甚至在20年前，中共還可以將信息封鎖，對外否認對藏民的鎮壓，將真相掩蓋起來。但在今天這個高度發達的信息社會，資訊獲取和傳遞異常便捷，想再封鎖就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了。

全世界的眼睛都在關注著中國，都在關注著這個將舉辦奧運會的國家將怎樣對待他統治下的國民。

名詞解釋:

活佛
主要是漢族民眾對藏族地區的一些轉世修行者的稱謂。活佛並不意味著是「活著的佛」，一般活佛都不會如此承認。
當活佛圓寂後，寺院會使用不同的儀式，尋找活佛圓寂後出生的嬰童。從中選定一名作為先輩活佛之轉世的靈童。而後靈童會被迎入寺中，繼承先輩活佛的宗教地位。

達賴喇嘛
藏文拼音：Dalai Lama，是藏傳佛教中格魯派（黃教）的領袖，即地位最高者。 「達賴」在蒙古語中意為「海洋」；「喇嘛」是藏語古對上師的稱呼，也隱含著「智慧」之意。 「達賴喇嘛」通常指「智慧深似海」。

達 賴喇嘛被視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在藏語中叫做「Spyan-ras-gzigs」。西藏人稱達賴喇嘛為「嘉瓦仁波切」（Rgyal-ba Rinpoche），即偉大的保護者、法王；或「益西諾布」（Ye-shes Nor-bu），充滿喜悅的寶石、如意之寶；或昆頓（Kundun），即有求即來。同時，藏人還稱蒙古的可汗是「金剛手菩薩」的化身，滿清皇帝是「文殊師 利菩薩」化身。

第一世達賴喇嘛根敦朱巴為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弟子，於1391-1474年在位。現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於1935年7月6日出生，之後被選為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

1940年2月5日，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准其繼任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同年2月22日，不滿5歲的達賴在布達拉宮坐床。

1959年西藏事件發生後，達賴開始其流亡生涯。儘管中共政府一直稱其為「分裂者」，但達賴在藏人心中和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至今仍為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獲得了極多的榮譽，最引人注目的是1989年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班禪喇嘛
是活佛「班禪額爾德尼」的簡稱，在藏傳佛教格魯派中，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 「班禪」意為「大博學者」，是「月巴墨佛」即「阿彌陀佛」的化身。

「班禪額爾德尼」這一稱號來源於清朝。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皇帝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為黃教樹立另一領袖，以便分權統治；「額爾德 尼」是滿語詞，意為「珍寶」，並加封以前各世班禪，從此這一活佛系統得此封號。其駐蹕地為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康熙授予五世班禪喇嘛金印、金冊，確定班禪 和達賴的同等地位，「互為師」，誰大誰為師。班禪的影響主要在後藏，以日喀則為中心。

班禪額爾德尼被藏人視為「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的化身，最早擁有班禪稱號的羅桑卻吉堅讚（四世班禪）是五世達賴的老師。

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彼此間會相互學習，素有「教學相長，互為師表」的特色。

噶廈
官署名。藏語音譯。即西藏原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