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庭 大時代
李大立的回憶錄《中國──個普通家庭的故事》通過其家庭群體命運的真實記述,反映了赤色思潮的輾壓痕跡。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說:「自傳雖是一個人的歷史,但卻是史學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離開了傳記材料,歷史的建構,無論規模大小或時間長短,都是不可能的……自傳出於傳主的親筆,是所謂第一手史料,價值更高,遠在後人所寫的傳記之上。因此我們研究歷史的人無不盼望著自傳的出現和流傳。」(注)筆者近年專力於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研究,讀了數百部(篇)個人傳記,十分認同余先生「傳記建構歷史」的論斷,每一部自傳的出現都會引起我強烈的閱讀期待。尤其海外出版的自傳,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的期待度會更高,渴讀度也更強。
小家庭的悲歡離合
李大立先生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乃是李先生六旬過後的回憶錄,且因身患癌症,有了強烈的生命敘述願望,故而勉力留傳於世。李先生本名容國維,字張之,喻指「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名字搭配如此機巧,一望可知出身書香。祖父容伯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既認識孫中山,任職國民黨廣東支部總務主任(支部長胡漢民),也認識共產黨人李大釗、林伯渠,主辦過廣東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中華新報》,並宣傳過共產主義,被吳鐵城槍殺。外祖父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其父畢業於交通部柳州高級鐵路學校,抗戰後出任廣州鐵路站長。其母出生香港,就讀於貴族名校聖保羅女子書院,中英文俱佳。李先生本人不足五歲入學,一九六二年畢業於廣州頂尖中學──廣雅中學,一九六七年畢業上海同濟大學。這樣一位出身與教育俱佳的「中產子弟」,躬逢反右,文革這樣的大時代,小家庭的悲歡離合自然捎帶上時代的興亡盛衰,不免有了許多曲曲折折的故事,一經撰述風詠,當可嚼吮一番。
真實最有力量
該傳的最大特色是真實性。同濟出身的李先生以工科態度操文科之事,追求客觀真實乃是本色當行,或曰「習慣性思維」。該傳一路據實寫來,入微的描述、詳盡的細節,處處可引起親歷者的回憶性映證,事事可找到歷史背景與時代邏輯。筆者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尤其是作為那個時代的研究者,也從中得到似曾相識但又首次聽聞的許多故事。
真實總是最有力量的,真實也一定來自於細節。如該傳對大飢荒(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有一段堪稱經典的描述。一九六O年初,年近六旬的姑母從澳門偷渡入港,以家庭婦女身份月賺九百港幣,時合人民幣三百餘元,達到七八級中共高幹的薪階。她那時每次回穗探親,最好的禮物竟是帶一 鍋紅燒肉:
在那段全國陷入大飢荒的歲月,姑母每次上來廣州都帶一大鋁鍋紅燒肉,一寸見方肥瘦相間的紅燒肉浸在褐色的醬油裡面,面上漂浮著一層白色的豬油。在那段飢餓的日子裡,這是比金子還要貴重的禮物。我只記得自己在飢腸輔輔的情況下,吃下一塊姑母帶回來的紅燒肉,空蕩蕩的肚子受不了這突如其來的脂肪,沒有能力消化它,反而不斷從胃裡往上湧出一股蛋白質的氣味,幾乎因此引致嘔吐:吃下一塊這樣的紅燒肉,好幾天都覺得飽。姑母一個年近六十的老人家,肩挑背馱帶著一大鋁鍋紅燒肉長途跋涉給我們這些年輕人補充營養,真是令我既感動又傷感。(一 六二頁)
該傳的另一特點是家族群體列傳,從一個家族的整體遭遇上反映赤色思潮的碾壓痕跡。如表姐朱丹霞原本嫁與才郎,親戚們都認為天造地設,育有一子二女。但成分論及南下幹部插足弄得這對恩愛夫妻反目成仇,表姐為追求「進步」,不顧子女尚幼,硬與資本家兒子的丈夫離婚,以示與剝削階級劃清界限,逼得溫文爾雅的丈夫居然想自殺與殺人,最後觸電斷失二指。妹妹容洵美天生麗質,聰明伶俐,不得已嫁給外省工人子弟,年僅三十三歲即勞累而死。一條階級論,當年擺弄出多少這樣「成分婚姻」的悲劇。
由於家庭出身及父母歷史問題,少年李大立初識愁滋味。其後,父親一步步降職降薪,從廣州站長調為佛山站長、西南站長,最後降為普通員工。而父親的每一步遭遇又如何牽掛著家人的命運,包括母親的下放勞動、妹妹的婚戀與死去,他內心所激起的陣陣漣漪與波濤,無不在書中一一展現。
另一富有歷史資訊與閱讀趣點是:貌正學高的廣州覦仔李先生,居然三十歲尚未找到對象,而之所以淪落至此,乃是因為大學裡錯過很多機會,畢業後卻想找一位女大學生,而且獨鍾上海小姐。身在貴州大山裡的李先生,他的婚戀軌跡最後竟是「寶雞相親」、「昆明邂逅」。原本上寶雞去見一位西安女大學生(被認為是「最後機會」),失望而回,卻在昆明挽上一位上海知青,還是一見鍾情。如此偏愛上海小姐,既有時代特色,也有個人因素,趣味多多。
李先生不避醜陋地記述了大飢荒年代如何偷吃食堂炒河粉、如何省錢搭車、如何為七元薪差盤算心機,以及如何一點點對共產思潮產生價值質疑,清晰留下一位一九六O年代中國大學生對社會與歷史的反思腳印。
命運轉機──移居香港
李先生的命運轉機發生於一九八O年代中期,得力於母親首先移民香港,然後他以四十一歲之齡攜家移港,完成人生戰略大轉移,打拼於港美。近年關掉紐約曼哈頓百張座席的中餐館,轉行「自由撰稿人」,專心撰述,已發表百餘篇政論,並撰成這本傳記,希望能為中國的民主自由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他畢竟還惦記著這塊土地上的事兒。李先生能夠留下自己走過的腳印,將自己的個人生平留示世人,且達到一定深度,無論如何都是值得尊敬的。雁鳴長空,暮雲播雨,該傳忠實記錄了一個家族的「非正常活著」,林林種種,讓讀者通過事實去得出自己的判斷。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世上惟有符合人性的價值理念才能天長地久,社會科學領域的所謂真理也只是符合人性的一種認識。各種被描繪得再好的東西,只要與人性相悖,即使一時其興也勃,但歷經實踐的檢驗,最終必然其亡也忽。任何政治人物的政績最終須由人民評說,依靠暴力把持話筒的自說自好,只會留笑於後人。而且,歷史又不可能只由大人物獨唱獨演,經濟基礎的小人物聯繫著巍巍高聳的上層建築,他們的每一聲泣笑都在註釋著時代,都是對政治大人物功過的評估考量。從廣義上來說,李先生這本回憶錄乃是赤潮退落後留在沙灘上的一粒貝殼,裡面既存有大海曾經的轟鳴,也留下種種無聲的昭示。
歷史需要敘述才能得以保存,人生需要記載才能成為經驗。尊重每一位生命就是尊重我們自己,閱讀別人的傳記,會得到許多意外之財。雖然該傳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之處,情節失於枝蔓,篇幅失於冗長,但真實性使它擁有自身的重量,會沉澱為那一時代整體記憶的一部分,並最終進入學者視野,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研究的基礎資料。
(注)余英時:《代序:人生識字憂患始──中國知識人的現代宿命》,參見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5月第2版,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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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爭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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