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9日訊】此次北京兩會,爆發了一場講真話的風暴,指示中國的政治氣候正在發生重大轉變。
這場真話風暴的直接起因,是中共十七大後胡錦濤向各民主黨派傳遞了想聽真話的資訊。早就從反右運動學乖了的各民主黨派,當然明白胡錦濤並不想聽全部真話,但是,他們也看到胡錦濤空話治國的獨角戲已經唱不下去。於是,本次北京的兩會,尤其是政協,就成為自六四以來言論最大膽,爭論最激烈的一次會議。
儘管官方的檢查和媒體的自律封鎖了大部分言論和爭論,但還是可以從網上和一些報導中窺視到此次真話風暴的大致真相。
首先,此次真話風暴的一個特點,是不怕得罪當局的敢言者數量空前增多。政協委員蔣洪公開表示,選舉領導人的辦法違背了"不記名"的基本精神,因為不讚同指定人選的代表會自動暴露自己。其實大家都明白這些伎倆是為了控制選舉結果,說穿了會令當權者難堪,但蔣洪還是選擇一吐為快。
具有實質意義的是,越來越多名人和高官,公開批評當局的新法律和新改革舉措。2006年中國的首富張茵女士,批評剛生效的勞動合同法脫離實際,建議當局對勞動密集的企業,豁免一些條款。廣東省工會副主席孔祥鴻知道後,邀請張茵公開辯論,使張成為網上輿論的焦點人物。
國家審計長李金華則對此次人大審議通過的所謂"大部制"改革方案,進行了最尖銳的抨擊。他指出,此次機構改革的致命弊端是讓國家發改委牽頭,而發改委恰恰是最應該被改革的對象。作為總審計長,李金華對政府機構的弊端最清楚不過。他的發言披露了此次中央對政府機構作手術的真正原因,是中央機構已經完全失控,繁衍成2000多部門組成的龐大尋租機器。李金華毫不掩飾他對此次改革不抱希望,他說中國能在2049年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就不錯了。
不過,最具深遠政治意義的,是廣東省一群高官採取的一個不同尋常的集體行動。3月14日,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題目是"地區改革呼籲有限度的中央集權"。社論透露,廣東代表團提出一份要求國家批准廣東為"區域協調發展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議,獲得60位全國人大代表的聯名附議。在這些聯名代表中,既有省級官員,也有廳長市長等部門和地方官員。與此相呼應,廣東省人大主任歐廣源呼籲中央加大權力下放的力度。這實際上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地方要求自治權最公開的一次集體表達,影響將不可估量。
那麼,胡錦濤此次為何要開放言路?他是主動還是被動?他究竟想達到什麼目的?
胡錦濤與江澤民雖然性格迥異,閱歷不同,但共同之處就是都因恐懼和僥倖接下了不能勝任的大位。只是江澤民比胡錦濤幸運,他先上臺,可以急功近利先撈浮財,把後果留給胡錦濤。而胡錦濤在十年皇儲的位子上,並沒有做好準備。第一個五年胡錦濤對付過來了,但他自己和所有上層的人都看得清楚,中國的危機更加深化,胡錦濤胸中並無良策。在這種情況下,他若繼續呈能,個人和國家的風險都難以控制。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接受了與太子黨"共和執政"的安排。此次北京兩會的事實證明,寡頭專制比獨裁有更大的言論空間,因為一個當權者不喜歡聽的話,不見得另外的當權者也不喜歡聽。
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就很難再關上,胡錦濤不會不懂這一點。他這次打出開放言路這張牌,一方面是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巨大,另一方面也是出於他的一種自覺政治算計:他此時開放言路,風險比五年前要小,如果他一上臺就廣開言路,恐怕今天的局面已不可收拾。現在胡錦濤覺得,他至少可以把危機全面爆發的時間推遲到他的任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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