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密令：嚴控維權報導（圖）

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既要嚴密封鎖消息，又怕落下把柄，有朝一日受到清算，所以偷偷摸摸傳密令。一個統治集團已經虛弱到了這種程度，它的壽命還能長久嗎？

一月二十一日，中國工商銀行系統下崗職工全國各地代表四百餘人，到全國總工會上訪，一度圍堵了地處北京復興門外的全國總工會辦公大樓正門。此事引起了國務院及中共中央的高度關注。據悉，溫家寶在國務院例會上不點名地指責工商銀行「將本系統問題推給社會」的做法，同時警告大型國企應以此為戒，避免由小事引發社會騷亂。

中宣部藉此事件不失時機地發出密令，要求各大媒體「不准擅自以做題材為由，報導維權事件；對擅自報導的報刊，予以責任人警告等行政處分，直至吊銷刊號」

大媒體總編「分片」聽令

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各大綜合類媒體接到緊急通知，總編或主持工作的副總編按辦公地點的所在區，到「指定地點」聽取中宣部派員宣讀密令。此舉一改往日按專業對口並由國務院新聞出版總署傳達中宣部「聖意」的辦法。

在「分片」聽令會上，中宣部發布訓令的官員對與會人員講了「鐵的紀律」：其一，每個與會人員對外嚴格保密，達到「只做不說」的程度；其二，傳達密件當場閱後當場交回：其三，回單位後以領導談心的方式對個別「愛出風頭的記者」進行「關懷式教育」。關懷教育方式，沒有任何具體所指。知情人表示，可能包括額外紅包、延長帶薪假期等。

密令會議的內容除了嚴格限制維權報導之外，還有另外三項「不准」：一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不得報導有關「改例為法」的提案或言論；二，不准對環保維權作深度報導，尤其記者與專家對話式採訪，能停的一定要停；三，不准炒作「借政改之名行顛覆之實」的個別人言論。

政法委討論逮捕賀衛方

其中，「改例為法」是指一些人士指出現行《新聞出版條例》已經不適合中國新聞出版的現狀和市場化要求，應當由全國人大立法，通過《新聞出版法》約束新聞行政權力、廢黜中宣部的「太上皇」地位。至於「個別人言論」問題，有中宣部官員透露：特別指的是賀衛方關於中共「沒履行社團登記，是非法組織」的一系列法學論述。中央政法委已經在工作例會上三次討論逮捕賀衛方的方案。另據消息人士稱，對於先交書記處而後提交常委會的逮捕賀衛方的報告，習近平的批示為「不必交書記處和常委會討論，按程序由政府部門處理」。李克強作為見習的常務副總理，「代溫家寶」批示「情況有待進一步瞭解，並加強溝通」

李的批示大有「學問」，主語和賓語都不明確。是中央政法委和賀衛方加強溝通呢？還是中央政法委和政府部門（如公安部和國安部）加強溝通？乃至於政府部門加強與賀衛方溝通？都不明確，或者是都包括了。但是，在「非核心」政治結構中，倘使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不讚同中央政法委的報告，計畫五一後、奧運前逮捕賀衛方的方案就將徹底流產。

北京大報知難而退

一貫以敢言著稱的《新京報》、《中國青年報》，在中宣部的壓力下率先作出內部明確規定：無論哪個記者或哪個部門的負責人，一律不准接收維權材料，要找出「合適的理由」回應社會。比如《新京報》一名記者對一份十分完整的維權資料表示「看好」，但直言告訴交寄材料者：社裡接到上邊命令，這類題材不能做。又比如《中國青年報》一位部門負責人回答維權人士電郵呈遞材料的藉口，竟然是「郵箱已滿」而無法接受。

一向敢言的某大財經綜合雜誌也對中宣部的壓力做出了妥協，通過各種管道對維權信息做出「不處理，不反應」的策略性安排，比如聲稱「總編現在不在國內」。就是一直被中宣部視為嫡系的新華社一份週刊，也因在二OO八年一月十日（第二期）作勞資關係方面的系列報導，其專題負責人受到了中宣部約談的「待遇」，並被告知：「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往下做了，不能受社會報刊的畸形商業化影響而忘記了自己的本分。」

欲維權見實效難於上青天

維權難，維權報導更難，要想得到實效更是難於上青天。二OO七年全國發生環境維權事件約七十萬起，得到各級政府或總工會那樣的「群眾組織」答覆的，尚不到十分之一。即便是訴至法院按法律程序維權的案件已有萬件之多，而真正有判決或協調結果的尚不足一百件，即不足百分之一。

北京的國家機關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信訪接待人員，視合法合理的維權群體為「不安定因素」，有時千里之外來京的上訪人員整整一個上午也拿不到「接見單子」。兇惡的保安不時用橡膠警棒自擊手掌，對上訪的人們發出威脅性暗示。至於信訪接待人員，除了互相閒聊以外，就是技術性應對「強勢來訪者」：對於那些材料準備充分、講理清晰的維權人士，他們則變換語氣與表達方式，把上訪接待說成是回應政策諮詢。目前，影響中國人權形象的「截訪」逐步變成了「磨訪」，有關機構推來推去，既不否定上訪者的合法性，也不正面答覆上訪者的要求。

維權給大量的參與者帶來破產的風險。有的維權人士在維權之初，家計日子尚可維持，但等到三、五年下來，不但維權沒結果，反而弄到窮困潦倒的地步。如此以來，社會不滿情緒也越來越大，維權人數已經達到了一個驚人的規模。初步估計，常年維權的總人數在全國已經達到兩千萬人，在北京形成的長期上訪團體超過百個。

維權群體的「等級」也出現了新變化：二OO七年以前主要以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為主；進入二OO七年後，軍轉幹部與銀行下崗職員（其中大部分曾經有「國家幹部」身份）積極介入；二OO八年初，農業銀行被迫下崗的職工已達二十萬，他們計畫在全國成立組織、 「八年抗戰」。

民粹化浪潮掀起

在民族主義情緒由狂熱而暴跌之後，民粹主義已經形成了底層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或乾脆「盼中國全面內戰」的不良心理在民間迅速膨脹。其中很重要的誘因，就是維權群體的艱苦維權不見效果，進而在社會極度不公正的情況下，使仇恨情緒日益加深。

在社會處於可能的騷亂時期，幾乎無法排除維權力量參與騷亂的可能。但當局在合理解決維權問題方面卻是既無好的政策可依靠，又無完備的法案，難道只靠封鎖消息來解決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