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密令:嚴控維權報導(圖)

 

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既要嚴密封鎖消息,又怕落下把柄,有朝一日受到清算,所以偷偷摸摸傳密令。一個統治集團已經虛弱到了這種程度,它的壽命還能長久嗎?

一月二十一日,中國工商銀行系統下崗職工全國各地代表四百餘人,到全國總工會上訪,一度圍堵了地處北京復興門外的全國總工會辦公大樓正門。此事引起了國務院及中共中央的高度關注。據悉,溫家寶在國務院例會上不點名地指責工商銀行「將本系統問題推給社會」的做法,同時警告大型國企應以此為戒,避免由小事引發社會騷亂。

中宣部藉此事件不失時機地發出密令,要求各大媒體「不准擅自以做題材為由,報導維權事件;對擅自報導的報刊,予以責任人警告等行政處分,直至吊銷刊號」

大媒體總編「分片」聽令

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各大綜合類媒體接到緊急通知,總編或主持工作的副總編按辦公地點的所在區,到「指定地點」聽取中宣部派員宣讀密令。此舉一改往日按專業對口並由國務院新聞出版總署傳達中宣部「聖意」的辦法。

在「分片」聽令會上,中宣部發布訓令的官員對與會人員講了「鐵的紀律」:其一,每個與會人員對外嚴格保密,達到「只做不說」的程度;其二,傳達密件當場閱後當場交回:其三,回單位後以領導談心的方式對個別「愛出風頭的記者」進行「關懷式教育」。關懷教育方式,沒有任何具體所指。知情人表示,可能包括額外紅包、延長帶薪假期等。

密令會議的內容除了嚴格限制維權報導之外,還有另外三項「不准」:一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不得報導有關「改例為法」的提案或言論;二,不准對環保維權作深度報導,尤其記者與專家對話式採訪,能停的一定要停;三,不准炒作「借政改之名行顛覆之實」的個別人言論。

政法委討論逮捕賀衛方

其中,「改例為法」是指一些人士指出現行《新聞出版條例》已經不適合中國新聞出版的現狀和市場化要求,應當由全國人大立法,通過《新聞出版法》約束新聞行政權力、廢黜中宣部的「太上皇」地位。至於「個別人言論」問題,有中宣部官員透露:特別指的是賀衛方關於中共「沒履行社團登記,是非法組織」的一系列法學論述。中央政法委已經在工作例會上三次討論逮捕賀衛方的方案。另據消息人士稱,對於先交書記處而後提交常委會的逮捕賀衛方的報告,習近平的批示為「不必交書記處和常委會討論,按程序由政府部門處理」。李克強作為見習的常務副總理,「代溫家寶」批示「情況有待進一步瞭解,並加強溝通」

李的批示大有「學問」,主語和賓語都不明確。是中央政法委和賀衛方加強溝通呢?還是中央政法委和政府部門(如公安部和國安部)加強溝通?乃至於政府部門加強與賀衛方溝通?都不明確,或者是都包括了。但是,在「非核心」政治結構中,倘使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不讚同中央政法委的報告,計畫五一後、奧運前逮捕賀衛方的方案就將徹底流產。

北京大報知難而退

一貫以敢言著稱的《新京報》、《中國青年報》,在中宣部的壓力下率先作出內部明確規定:無論哪個記者或哪個部門的負責人,一律不准接收維權材料,要找出「合適的理由」回應社會。比如《新京報》一名記者對一份十分完整的維權資料表示「看好」,但直言告訴交寄材料者:社裡接到上邊命令,這類題材不能做。又比如《中國青年報》一位部門負責人回答維權人士電郵呈遞材料的藉口,竟然是「郵箱已滿」而無法接受。

一向敢言的某大財經綜合雜誌也對中宣部的壓力做出了妥協,通過各種管道對維權信息做出「不處理,不反應」的策略性安排,比如聲稱「總編現在不在國內」。就是一直被中宣部視為嫡系的新華社一份週刊,也因在二OO八年一月十日(第二期)作勞資關係方面的系列報導,其專題負責人受到了中宣部約談的「待遇」,並被告知:「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往下做了,不能受社會報刊的畸形商業化影響而忘記了自己的本分。」

欲維權見實效難於上青天

維權難,維權報導更難,要想得到實效更是難於上青天。二OO七年全國發生環境維權事件約七十萬起,得到各級政府或總工會那樣的「群眾組織」答覆的,尚不到十分之一。即便是訴至法院按法律程序維權的案件已有萬件之多,而真正有判決或協調結果的尚不足一百件,即不足百分之一。

北京的國家機關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信訪接待人員,視合法合理的維權群體為「不安定因素」,有時千里之外來京的上訪人員整整一個上午也拿不到「接見單子」。兇惡的保安不時用橡膠警棒自擊手掌,對上訪的人們發出威脅性暗示。至於信訪接待人員,除了互相閒聊以外,就是技術性應對「強勢來訪者」:對於那些材料準備充分、講理清晰的維權人士,他們則變換語氣與表達方式,把上訪接待說成是回應政策諮詢。目前,影響中國人權形象的「截訪」逐步變成了「磨訪」,有關機構推來推去,既不否定上訪者的合法性,也不正面答覆上訪者的要求。

維權給大量的參與者帶來破產的風險。有的維權人士在維權之初,家計日子尚可維持,但等到三、五年下來,不但維權沒結果,反而弄到窮困潦倒的地步。如此以來,社會不滿情緒也越來越大,維權人數已經達到了一個驚人的規模。初步估計,常年維權的總人數在全國已經達到兩千萬人,在北京形成的長期上訪團體超過百個。

維權群體的「等級」也出現了新變化:二OO七年以前主要以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為主;進入二OO七年後,軍轉幹部與銀行下崗職員(其中大部分曾經有「國家幹部」身份)積極介入;二OO八年初,農業銀行被迫下崗的職工已達二十萬,他們計畫在全國成立組織、 「八年抗戰」。

民粹化浪潮掀起

在民族主義情緒由狂熱而暴跌之後,民粹主義已經形成了底層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或乾脆「盼中國全面內戰」的不良心理在民間迅速膨脹。其中很重要的誘因,就是維權群體的艱苦維權不見效果,進而在社會極度不公正的情況下,使仇恨情緒日益加深。

在社會處於可能的騷亂時期,幾乎無法排除維權力量參與騷亂的可能。但當局在合理解決維權問題方面卻是既無好的政策可依靠,又無完備的法案,難道只靠封鎖消息來解決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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