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不需要口號

去年,中央編譯局的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鬧得沸沸揚揚,雖然大家心存疑慮,但內心深處還是希望是真的。不管怎樣,他總是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而不是壞東西。其實,中共從毛澤東起,什麼時候、什麼人又說過民主是個壞東西呢?即便是毛澤東,搞了近30年 的超級極權專制,肆無忌憚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也從來沒有說過民主是個壞東西。不但沒有說過民主是個壞東西,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澤東和他的戰 友們不是到處神侃民主好得很嗎?這些言論,見諸於當年的各種報刊雜誌,白紙黑字,難道還能把它嚼爛吃了不成?可見,民主是個好東西還是壞東西,無須俞可平 出來說東道西,人人心知肚明。至於建政之後,中共出自一黨之私利,捲起舌頭胡說八道,在民主中又分出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來。結果民主前面加一人民,後面 加一專政,成了人民民主專政;"民主"才成了專政鋼管上的橡皮,那個專政鋼管打起人來才只毀五臟六腑而不見外傷。也許正是這樣一個特殊背景,當俞可平說 "民主是個好東西"時,人們如聽天籟之音,喜歡了好一陣。結果呢?一年過去了,書照禁不誤,人照抓不誤,網路照封殺不誤;而民主呢?且不管他好壞如何,我 們似乎並沒有在哪裡看到。既然官方並沒有民主的任何動作,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話一句爾。諸位大可不必當真。

新年伊始,新科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提出"思想解放",於是,又有人興奮起來。寫文章的寫文章,解讀的解讀,總想從汪洋先生的話語中讀出點什麼新精神,從思想解放的字裡行間讀出什麼微言大義。正好今年是改革開放30週年,於是就有人說:"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時和必要的"。(徐友漁)如果說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是必要的,我想這是對的。其原因在於:我們有近30年的閉關鎖國的歷史,有毛澤東近30年的血腥暴力專政,有毛澤東近30年 的愚民政治。正是因為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使人們長期生活在虛妄的理想和無恥的謊言中,那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帶動的思想解放運動才成 為必要。我們需要讓扭曲的人性正常,從盲從的愚昧走向文明,使人們從毛澤東神話的陰影中走出來,從兩個"凡是"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正因如此,那場關於"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帶動的思想解放運動才成為必要。

那麼三十年後的今天,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時和必要的嗎?如果是及時和必要的,那我就敢說,這三十年在思想上我們出現了大倒退,退到了三十年前,或是接近三十年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不但為30年來的體制改革作了很好的精神準備;而且這個建立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共同基礎上的運動,促進了全民族對專制體制的全面反思,就必然會導致改革這個體制的內在要求。這就為中國社會的重大轉折,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之所以把1978年 的思想解放運動奠定的思想基礎稱之為牢固的,其依據就在於這場思想運動改變了大多數人的觀念,樹立起人們對這個社會進步發展的信心。這個大多數人,包括了 平民百姓、不同社會階層的骨幹,同時也包括當時和當今中共高層的領導。大家同為這一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分子,無論成敗興衰、高低貴賤,我們的命運都和這次思 想解放運動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繫。

這個牢固的思想基礎,雖然屢遭風吹雨打,被衝擊被弱化,甚至有 人想把已經解放的思想拉回到毛澤東的血腥政治路線,都不過是徒勞而已。這不但與世界潮流不相符,就是與這段歷史息息相關的多數中國人也不允許。因為無論怎 樣講,改革三十年,這個社會總體上多少也是進步了。尤其和毛澤東統治時期比,多數人不再是生死線上的苦苦掙扎,多數人不再是在紅色恐怖中偷生。我們批評改 革三十年是跛腳改革,就是因為這場改革對政治體制的觸動幾乎沒有,而不是說這場改革什麼都沒有觸動。雖然這個跛腳的改革留下諸多後患--如鉗制言論、國家 壟斷、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貪污腐敗等等,但這個社會畢竟還是進步了。雖不那麼富有,但總算是擺脫了極度的貧困;距離政治文明還很遠,但我們總算是擺 脫了血腥和殘酷。經過三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走到了今天。我們不再是毛澤東的愚民,由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 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衝開了一個缺囗,冤假錯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但對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而言,卻能認 識到體制實質上並沒有變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質並沒有變化,體制上毛澤東的陰魂不散,意識形態毛澤東的陰影揮之不去。人們之所以能認識到中國人在近60年 的歷史中,不但毛澤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癒,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其原因就在於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給我們留下了的思想活力,讓人們懂得 了:並不是哪個偉大人物、社會精英才有腦子,我們自己就會思考,就能明辨是非。既然如此,汪洋先生重提"思想解放"又有什麼意義呢?如果在中國真有誰需要 思想解放的話,那就是當政者諸君!從你們那個一黨專制的獨裁思想解放出來,把從你們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夢囈中解放出來。從你們竄改歷史、掩蓋真相的謊 言中解放出來!簡而言之,執政的諸君必須時刻銘記在心的是:你們早就不應該是中共的馴服工具,更不該是皇權專制的權臣,而首先應該是一個現代社會合格的公 民。

去年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已經忽悠了我們一回,今年汪洋的"思想解放"還有必要再忽悠我們一次嗎?我看大可不必。近60年 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中國,但凡鬧得昏天黑地的事情,要麼不了了之,要麼事與願違。這次汪洋在廣東高調喊出"思想解放",國內也有不少文人學士立馬跟進,難 道我們又要有什麼大舉措?漸進民主又要跨越式了不成?其實什麼都不是。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說:"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表示過要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也提 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但是‘六四'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就完全停擺了。當局雖然有時也還說幾句政治改革的話,如要實行‘法治'之類,但是既然領導一切的黨可 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獨立,這樣的話也就無非是空話而已"。之所以是空話,就是光說不練,說了不算,還抱著那個一黨專制死死不放。既然能說會 道,就是知而不行。你一個行動都沒有,你就是高呼十次、百次"解放思想"又如何?政治體制改革也好,民主憲政也罷,在當今中國決不是認識上的問題,而是行 動上的問題。對執政黨來說,則是決心、勇氣和政治技巧。鮑彤在年初就說:"只要願意做,應該是可以做的。"其實問題的關鍵,就看當政者是玩真的還是玩假 的。玩真的,中共就拿出行動來,玩假的,中共就哼著民主政治小調,和那些文人學者去清談好了。要不理直氣壯公開宣布:一黨專制一百年不變。你們要是敢這樣 說,也敢這樣作,我們也就認了。當好奴才,決無二心。無需打著民主憲政,政治改革的幌子,東拉西扯,八方敷衍。我們也就不會在你們的隻言片語、字裡行間去 打猜猜,去領會什麼重要精神,去讀出什麼微言大義。這種把戲我們已經玩了幾十年,犯得著嗎?

二十年前蔣經國開放報禁與黨禁,前後分為4個步驟:開放黨禁、解除戒嚴、開放老兵大陸探親和解除報禁,在1年 半之內循序漸進。臺灣是在軍事戒嚴狀況下解除黨禁和報禁的,因為是玩真的,結果事情十分簡單。他們既沒有唱"思想解放"的高調,更沒有什麼大肆宣傳;既無 宏偉規劃,也無民主藍圖。只是他明白也願意這樣做,結果就是可以做,也可以做成。所以步驟清楚,時間確切。而大陸的政改,從八十年代就說起,且不說報告作 了多少回,就連黨章也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一會兒是鄧小平理論,一會兒是三個代表,一會兒是科學發展觀。學習啊、心得啊,激動啊、熱淚啊,不知耗費了多少光 陰。但至今仍無任何步驟,更無任何時間表可言。號稱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大陸,難道條件還不如軍事戒嚴三十八年的臺灣?是組織領導無能,還是公眾素質太 低?種種遁詞,其實沒有哪樣是能拿到桌面上來說的。尤其那個國民素質低下的屁話,說出來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共統治大陸近60年,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其素質還不如腐朽、沒落、錯誤的國民黨領導下的人民?軍事戒嚴能走向憲政民主,改革開放還能退回獨裁專制?這 可真是天下奇聞。其實,要實現民主憲政,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深奧複雜;既無需幾大本的研究報告,也無需什麼民主路線圖,要的只是當政者的誠意。簡單地講, 就是看你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蔣經國玩真的,不到兩年時間就大功告成。慈禧玩假的,好歹也有個七年憲政準備期。我們就是玩假的,總不能連慈禧都不如吧?

作為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的當事人,新聞局長邵玉銘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到:"開放報禁時,他們叫我不要問太多,只問‘行政院長'俞國華有什麼樣的指示,我需要注意什麼事情。我要弄清楚他們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是70%、80%還是100%地開放?沒有,沒有給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說,你看著辦,你認為該怎麼開放報禁你就怎麼做,沒有任何的問題。"就是俞國華"你看著辦,你認為該怎麼開放報禁你就怎麼做,沒有任何的問題。"一句話,使邵玉銘清楚了蔣經國的開報禁是100% 玩真的。於是他就放開手腳,在短短的一年內,整個臺灣媒體的面貌煥然一新,成為了政治民主的有力武器,而原來的第一大報《中央日報》卻在民主時代走向沒 落。對此,邵玉銘說到:" 實際上《中央日報》的沒落,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解除報禁的結果,我是‘罪魁禍首'。《中央日報》的結束對於我來講,反而證明中國 國民黨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個指標。"把《中央日報》的沒落看作是國民黨走向政治民主的一個標誌,而不是把《中央日報》的沒落看作是國民黨的失敗;一個事 件的不同結論,恰好是價值觀不同的結果。而中共至今還抱著一黨私利不放,花那麼多的民脂民膏養著中宣部為首的那麼多的廢物,是以一黨之私利為目的,還是以 社會進步為宗旨?涇渭分明。在這樣一個狀態下,汪洋先生大講"思想解放"又能如何?與其如此,還不如把那個中宣部撤銷了!撤銷中宣部帶來的思想解放,我看 比口號和清談強一百倍。

三十年前那次思想解放,使我國的思想文化界在80年 代出現了幾年繁榮的氣象。當時的中宣部長朱厚澤,就提倡寬厚、寬容和寬鬆精神,有人稱他為三寬部長。他在中宣部幹了些什麼呢?據他自己講,"來北京,讓我 到中宣部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有半年吧,我沒有敢講話。耀邦同志問過我:來後有什麼反映?我說:聽到的就是:(這個人)不見動靜。他關切我,讓我‘放開一 點嘛'。"可見他並沒有下車伊始,也沒有燒幾把火,而是到處與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的同志們接觸,認識人,交朋友,瞭解情況,聽取意見,也聽到一些尖銳 的爭論和反覆多年 的爭吵,......。這樣,在他的頭腦中逐步形成了一個看法,就是:"要樹立一種比較寬容的文化精神,建構一種協調融洽的人際關係,形成一種寬鬆和諧的文化氛圍 和 社會政治環境。"據我所知,那時的中宣部少有發文,也無什麼大肆宣傳。其結果,反而帶來了思想文化的相對繁榮。這又說明瞭什麼?說明朱厚澤只有一個行動, 這個行動就是不壓制他人,營造寬鬆環境,而這個行動比那些口若懸河的口號和清談的效果卻好得多。

我並不想過多地抨擊汪洋先生,對他講"思想解放"的正面效應也略知一二。但我覺得應該提醒汪洋先生的是:你應該像邵玉銘那樣,向政治決策層問清楚是玩真還是玩假的。如果是玩真的,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行動,而不是口號和清談。如果是玩假的,你說多少思想解放都毫無意義。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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