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善而行：胡佳的命運
胡佳在河南的照片，手裡的娃娃是要送給一個因為愛滋病失去父親的孩子。
最初，胡佳的名字是和可可西裡的曠野，奔跑的藏羚羊聯繫在一起的。而後，我們看到這位年輕的牛仔走下青藏高原，走入千瘡百孔的人間，和那些患病的、挨凍受餓的、含冤受屈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們在一起，分擔他們的疾苦並為之抗爭。終於，在一個寒冷的冬日，他拋下他所摯愛的妻女，帶著日趨嚴重的肝硬化，走進不可測的黑暗囹圄之中。
這個新年，因為胡佳的被捕而蒙上陰影。在憂憤不安的心境中，我思索這個像鄰家男孩一樣瘦小普通的年輕人，是怎樣經過他生命中的幾番轉折，懷著一顆向善的心並付出行動，終於在精神上，達到了一個我們難以企及的高度。
◎ 從大自然走向人權前沿
36年的生命履歷，胡佳有著不同尋常的豐富。在環保尚未被中國人所重視之時，這位首都經貿大學信息系的畢業生，就因為熱愛大自然和動植物，自願和一位日本老人到內蒙古去植樹。他捐款做義工，看護大雁，參加拯救麋鹿行動，保護藏羚羊，較早成了中國最大的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會員。可以說，胡佳是當今中國環保運動的先驅者。
從2000年起，胡佳開始關注中國的愛滋病狀況。在拯救藏羚羊的志願者團體工作時，他曾面對一千多張血淋淋的藏羚羊的皮，面對製造罪過的盜獵者。但是，當胡佳深入河南鄉村，他接觸到的是：成千上萬在生命邊緣掙扎的絕望的愛滋病人。
連一隻螞蟻都愛惜的佛教徒胡佳，對需要幫助的愛滋病人掏出了他的赤子之心。他經常引用孫思邈《大醫精誠》中的一段話，作為他獻身愛滋病救助工作的座右銘: 「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慾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研繭，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借身命。……」
這時，胡佳所面對的，就不再是幾個蓬頭垢面的盜獵者了，他開始面對一個愚頑而說謊的政府。因為對愛滋病人的悲憫大愛，他不能不站出來，以非同尋常的勇氣揭露真相，批評當地政府管理血液混亂不嚴，指責河南法院不給婦女輸血感染愛滋病人群立案。
誠實而勇敢的胡佳，就這樣，從對大自然和動物的關注，轉到了對人的關注。在關注愛滋病人的命運時，他看到人們失去基本人權的悲慘，因此他參與了中國公民的維權運動，走上了一條光榮而危險的道路。
◎ 因仁慈成為「制度的掘墓人」
在北京朝陽區國保隊隊長的電腦裡，保存著胡佳給他發送的一條簡訊：「我是你們這個制度的掘墓人。」一貫被人認為是溫和而謙遜的胡佳，此時激憤地向一個制度發出宣言。
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傻孩子的偏激之辭。是的，這個傻乎乎的大男孩，不是那種熟讀政治理論、在紙上洋洋萬言的精英學者，也不是那種高瞻遠矚、縱橫捭闔的領袖人物，他只是一個單純的有愛心的行動者。從環保、愛滋病事業到人權，他做的大都是一些瑣碎而繁雜的日常事務性工作。
然而，這個專心致意為他人做小事的胡佳，在現實中看到了什麼呢？———他熱愛的大自然被人為糟蹋得滿目瘡痍；他嘔心瀝血為之服務的愛滋病人，其權益得不到保障：他關注的上訪者求告無門、無處伸冤？他牽掛的拆遷戶失去家園；他支持的太石村村民罷免村官事件，在暴力高壓之下流產；他結識的維權律師朋友被當局施以殘忍的酷刑，……。這一切，迫使他追問中國社會的弊病所在，毫無疑問，這一切都和當今中國的制度有關。
這個信仰東方佛教的大男孩，信奉的也是西方哲人所說的人類兩種最基本的道德：「正義和仁慈」。他不是政治的，他只是仁慈的。心懷慈悲的他，帶著一個要幫助弱者的簡單願望，童言無忌地揭露和指責侵犯人權的現象，結果不可避免地，和一個與正義和仁慈為敵的政府較量上了，他成為權勢者的眼中釘。
這大概是所有真誠而徹底的理想主義者的必經之路。自1989年發生六四屠殺之後，胡佳食素至今。「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這個病弱的男孩，身不由己地，站到了民主與專制交鋒的的最前沿。
◎ 他為父母曾經的厄運不再而工作
今年，胡佳已經36歲了，已經有了妻兒，但長期沒有經濟收入，一直靠父母養活。前年他和志同道合的曾金燕結婚，妻子去企業工作養家，而胡佳的醫療費還需要父母資助。有人因此指責他經濟上不自立，不孝順年邁的父母。
這些指責他的人不能理解的是，胡佳不是沒有能力掙錢，他本來在北京電視臺有很不錯的工作。當初搞環保時，胡佳曾參加裝飾工程專案經理的培訓，想用自己掙來的錢做環保。然而，正直而清純的他，無法適應商場上爾虞我詐、花天酒地的環境，而現實中，中國的環境一天天在惡化，愛滋病人一個個在死去，政治犯一個個被關押監禁。
這就逼著他一刻不停地辛勤地義務工作。面對那麼多人的絕望、痛苦和恐懼，他顧不上考慮為自己掙錢的事情。沒有人能夠否定胡佳工作的價值和效率，他本來應該被中國有關與環保和愛滋病的機構所重用，他本來應該被海內外的人權機構所資助，但是，他的這些重要工作沒有換來報酬。即使偶然獲得一些津貼、稿費和獎金，胡佳也把那些錢送給病人和窮人了。
美國作家愛默生曾說，人文知識份子不把自己的追求當作獲取報酬的職業，他們可以去做燈塔守望者謀生。但胡佳幾年來被當局綁架、毆打和長期軟禁，連起碼的人身自由都沒有，中國大地哪裡還有一座清閑的燈塔，可以讓他去守望呢？
從另一個角度看，胡佳是天下最孝順的兒子。1957年，他的父親在清華大學被打成右派，他的母親在南開大學被打成右派。作為老右派的孩子，胡佳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為使父母遭受厄運的時代不再重演而工作。
◎ 胡佳被捕所引起的社會反響
在胡佳被捕後，為他發出呼籲之聲的，有一些是我們料想不到的人物，例如，幾百位上海冤民發表絕食聲援書《與胡佳共受難》，廣東寺廟的妙覺法師發表了《一封關於釋放胡佳致主席菩薩的公開信》，深圳的聖觀法師也呼籲釋放胡佳。這些說明，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胡佳的所作所為是超越政治、具有廣泛的意義的。
不少中國知識份子在獲知胡佳被扣以「涉嫌煽動顛覆政府」的罪名入獄之後，寫下他們的肺腑之言：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說：「胡佳之被捕，讓我想起佛教中以身飼虎的故事。」「暗夜裡本來有幾顆蠟燭，如今，敢於閃亮的蠟燭就要給掐滅了。」
早在2006年胡佳被綁架失蹤時，作家余世存就寫道：「我夢見了胡佳。……這個高尚、純粹、勇敢的年輕朋友，比我認識的許多學者教授更讓人尊重。」
姚遙先生質問道：「是什麼樣的社會，總是把理想主義者作為頭等的敵人；什麼樣的監獄，是最徹底的理想主義者的歸宿？」
已經被當局威脅多次，被要求在胡佳一案上「徹底閉嘴」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師、人權律師騰彪，最近接連寫下幾篇聲援胡佳的文章。在文中，騰彪如此表明心跡：
「胡佳是我見過的最純潔、最勇敢的中國人（而不是之一），他捍衛的是生活的真實和人性的尊嚴；像那個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樣，他說出的僅僅是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簡單的真相。如果胡佳的文章算是‘煽動’，那我麼願意繼續胡佳的事業。東海一梟兄有詩曰‘我來了，我顛覆’，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也願意面壁十年，吼一聲：‘我來了，我煽動！’」
愛因斯坦曾說：「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份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假如中國還要有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那麼，我們海內外中國人就都有義務，保護胡佳這樣向善而行的人不致因摧殘而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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