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善而行:胡佳的命運


胡佳在河南的照片,手裡的娃娃是要送給一個因為愛滋病失去父親的孩子。
 

最初,胡佳的名字是和可可西裡的曠野,奔跑的藏羚羊聯繫在一起的。而後,我們看到這位年輕的牛仔走下青藏高原,走入千瘡百孔的人間,和那些患病的、挨凍受餓的、含冤受屈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們在一起,分擔他們的疾苦並為之抗爭。終於,在一個寒冷的冬日,他拋下他所摯愛的妻女,帶著日趨嚴重的肝硬化,走進不可測的黑暗囹圄之中。

這個新年,因為胡佳的被捕而蒙上陰影。在憂憤不安的心境中,我思索這個像鄰家男孩一樣瘦小普通的年輕人,是怎樣經過他生命中的幾番轉折,懷著一顆向善的心並付出行動,終於在精神上,達到了一個我們難以企及的高度。



◎ 從大自然走向人權前沿



36年的生命履歷,胡佳有著不同尋常的豐富。在環保尚未被中國人所重視之時,這位首都經貿大學信息系的畢業生,就因為熱愛大自然和動植物,自願和一位日本老人到內蒙古去植樹。他捐款做義工,看護大雁,參加拯救麋鹿行動,保護藏羚羊,較早成了中國最大的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會員。可以說,胡佳是當今中國環保運動的先驅者。

從2000年起,胡佳開始關注中國的愛滋病狀況。在拯救藏羚羊的志願者團體工作時,他曾面對一千多張血淋淋的藏羚羊的皮,面對製造罪過的盜獵者。但是,當胡佳深入河南鄉村,他接觸到的是:成千上萬在生命邊緣掙扎的絕望的愛滋病人。

連一隻螞蟻都愛惜的佛教徒胡佳,對需要幫助的愛滋病人掏出了他的赤子之心。他經常引用孫思邈《大醫精誠》中的一段話,作為他獻身愛滋病救助工作的座右銘: 「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慾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研繭,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借身命。……」

這時,胡佳所面對的,就不再是幾個蓬頭垢面的盜獵者了,他開始面對一個愚頑而說謊的政府。因為對愛滋病人的悲憫大愛,他不能不站出來,以非同尋常的勇氣揭露真相,批評當地政府管理血液混亂不嚴,指責河南法院不給婦女輸血感染愛滋病人群立案。

誠實而勇敢的胡佳,就這樣,從對大自然和動物的關注,轉到了對人的關注。在關注愛滋病人的命運時,他看到人們失去基本人權的悲慘,因此他參與了中國公民的維權運動,走上了一條光榮而危險的道路。



◎ 因仁慈成為「制度的掘墓人」



在北京朝陽區國保隊隊長的電腦裡,保存著胡佳給他發送的一條簡訊:「我是你們這個制度的掘墓人。」一貫被人認為是溫和而謙遜的胡佳,此時激憤地向一個制度發出宣言。

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傻孩子的偏激之辭。是的,這個傻乎乎的大男孩,不是那種熟讀政治理論、在紙上洋洋萬言的精英學者,也不是那種高瞻遠矚、縱橫捭闔的領袖人物,他只是一個單純的有愛心的行動者。從環保、愛滋病事業到人權,他做的大都是一些瑣碎而繁雜的日常事務性工作。

然而,這個專心致意為他人做小事的胡佳,在現實中看到了什麼呢?———他熱愛的大自然被人為糟蹋得滿目瘡痍;他嘔心瀝血為之服務的愛滋病人,其權益得不到保障:他關注的上訪者求告無門、無處伸冤?他牽掛的拆遷戶失去家園;他支持的太石村村民罷免村官事件,在暴力高壓之下流產;他結識的維權律師朋友被當局施以殘忍的酷刑,……。這一切,迫使他追問中國社會的弊病所在,毫無疑問,這一切都和當今中國的制度有關。

這個信仰東方佛教的大男孩,信奉的也是西方哲人所說的人類兩種最基本的道德:「正義和仁慈」。他不是政治的,他只是仁慈的。心懷慈悲的他,帶著一個要幫助弱者的簡單願望,童言無忌地揭露和指責侵犯人權的現象,結果不可避免地,和一個與正義和仁慈為敵的政府較量上了,他成為權勢者的眼中釘。

這大概是所有真誠而徹底的理想主義者的必經之路。自1989年發生六四屠殺之後,胡佳食素至今。「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這個病弱的男孩,身不由己地,站到了民主與專制交鋒的的最前沿。



◎ 他為父母曾經的厄運不再而工作



今年,胡佳已經36歲了,已經有了妻兒,但長期沒有經濟收入,一直靠父母養活。前年他和志同道合的曾金燕結婚,妻子去企業工作養家,而胡佳的醫療費還需要父母資助。有人因此指責他經濟上不自立,不孝順年邁的父母。

這些指責他的人不能理解的是,胡佳不是沒有能力掙錢,他本來在北京電視臺有很不錯的工作。當初搞環保時,胡佳曾參加裝飾工程專案經理的培訓,想用自己掙來的錢做環保。然而,正直而清純的他,無法適應商場上爾虞我詐、花天酒地的環境,而現實中,中國的環境一天天在惡化,愛滋病人一個個在死去,政治犯一個個被關押監禁。

這就逼著他一刻不停地辛勤地義務工作。面對那麼多人的絕望、痛苦和恐懼,他顧不上考慮為自己掙錢的事情。沒有人能夠否定胡佳工作的價值和效率,他本來應該被中國有關與環保和愛滋病的機構所重用,他本來應該被海內外的人權機構所資助,但是,他的這些重要工作沒有換來報酬。即使偶然獲得一些津貼、稿費和獎金,胡佳也把那些錢送給病人和窮人了。

美國作家愛默生曾說,人文知識份子不把自己的追求當作獲取報酬的職業,他們可以去做燈塔守望者謀生。但胡佳幾年來被當局綁架、毆打和長期軟禁,連起碼的人身自由都沒有,中國大地哪裡還有一座清閑的燈塔,可以讓他去守望呢?

從另一個角度看,胡佳是天下最孝順的兒子。1957年,他的父親在清華大學被打成右派,他的母親在南開大學被打成右派。作為老右派的孩子,胡佳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為使父母遭受厄運的時代不再重演而工作。



◎ 胡佳被捕所引起的社會反響



在胡佳被捕後,為他發出呼籲之聲的,有一些是我們料想不到的人物,例如,幾百位上海冤民發表絕食聲援書《與胡佳共受難》,廣東寺廟的妙覺法師發表了《一封關於釋放胡佳致主席菩薩的公開信》,深圳的聖觀法師也呼籲釋放胡佳。這些說明,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胡佳的所作所為是超越政治、具有廣泛的意義的。

不少中國知識份子在獲知胡佳被扣以「涉嫌煽動顛覆政府」的罪名入獄之後,寫下他們的肺腑之言: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說:「胡佳之被捕,讓我想起佛教中以身飼虎的故事。」「暗夜裡本來有幾顆蠟燭,如今,敢於閃亮的蠟燭就要給掐滅了。」

早在2006年胡佳被綁架失蹤時,作家余世存就寫道:「我夢見了胡佳。……這個高尚、純粹、勇敢的年輕朋友,比我認識的許多學者教授更讓人尊重。」

姚遙先生質問道:「是什麼樣的社會,總是把理想主義者作為頭等的敵人;什麼樣的監獄,是最徹底的理想主義者的歸宿?」

已經被當局威脅多次,被要求在胡佳一案上「徹底閉嘴」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師、人權律師騰彪,最近接連寫下幾篇聲援胡佳的文章。在文中,騰彪如此表明心跡:

「胡佳是我見過的最純潔、最勇敢的中國人(而不是之一),他捍衛的是生活的真實和人性的尊嚴;像那個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樣,他說出的僅僅是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簡單的真相。如果胡佳的文章算是‘煽動’,那我麼願意繼續胡佳的事業。東海一梟兄有詩曰‘我來了,我顛覆’,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也願意面壁十年,吼一聲:‘我來了,我煽動!’」

愛因斯坦曾說:「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份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假如中國還要有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那麼,我們海內外中國人就都有義務,保護胡佳這樣向善而行的人不致因摧殘而凋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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