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戈：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下）
第四部分 ● 從來天災只累民洶湧的江水咆哮著漫過堤岸，在茫茫的大地上傾泄、奔騰，一連在全國沖毀了四十六條國道和四百八十三條省道，無數村舍、學校、醫院、糧倉頃刻之間沉入了水底，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大災難驚呆了，遠近堤圍上的災民棚裡不時傳出哀嘆和嚶嚶的哭聲。這時，中央、省、市、縣各級領導人紛紛親臨災區，指揮群眾抗洪救災。他們在一輛接一輛的豪華小轎車的簇擁下緩緩駛來，向日夜守堤的軍民下達了"與大堤共存亡"的命令；或者蒞臨當地最高級的賓館，在酒席上指示地方幹部必須做到"大局高於一切"。軍民們一連數週泡在渾濁的江水中，成排成排緊挨著搖搖欲墜的大堤，許多人下肢已泡爛了，卻仍須堅持到大水退去。每當洪水破堤而來之際，軍民們也不會接到後撤的命令，而組織抗洪戰鬥的指揮人員則早已不知去向。六月二十五日，廣東省恩平市錦江水庫庫區一處山體滑坡，"水庫快要崩閘"的消息不脛而走，這時只見各單位、各部門的領導幹部紛紛攜家眷坐上公家車擇路而逃。於是，在恩平市至陽江市的三二五國道上，一時間公家車匯成長龍，將滿身泥濘的老百姓擠在公路兩旁。有些老弱病殘者行走遲緩，還遭到開車人的辱罵。附近大田鎮的災民找不到車，只能成群逃上山去，露宿野外，而此時"父母官"們卻正在數十公里外的賓館裡繼續高談闊論。官僚主義在洪水到來時還造成無數百姓的枉死。湖北省嘉魚縣大堤在崩潰前三日就已發現嚴重滲水，但防汛部門並未採取任何補救措施；當決堤發生時，幹部們也只顧自己逃命而未通知留村的村民撤離，使村民們遲至堤崩後一小時才知凶訊，結果導致近千人喪生。許多前來災區視察的幹部，雖然也會在電視攝像機前向災民噓寒問暖，但實際上對災情並無切腹之痛，所以依然不忘講排場、要吃喝，諸如"有沒有帶空調的房間"、"搞盆甲魚嚐嚐"、"弄條煙來"之類的話，往往是"上面來人"的口頭禪。有些幹部甚至還提出要喝某某品牌的名酒，令招待人員為難。據說僅一個多星期，湖南省安鄉縣就為此花掉"接待費"十萬元人民幣。《人民日報》也報導說，災區某縣平均每天要接待五批"慰問團"、"勘災團"，每批少則十幾人，多則幾十人，而且每個"團"都要縣裡安排吃住，要組織匯報，要領導作陪，使該縣應接不暇，不堪負擔。然而這個"團"那個"團"卻遊興正濃，權當作"錢塘觀潮"之遊。在各災區的防汛值班室裡，負責輪守的幹部們有時閑得無聊，就索性把辦公桌拼成麻將臺，廢寢忘食地沉溺於"方城之戰"中。湖北省黃石市下陸區勞動就業局局長徐家勝為了一過麻將之癮，竟在抗洪的緊要關頭擅自決定放假兩天；而陽新縣韋源口鎮柏林村黨支部書記費世育也無視防汛紀律，兩次公開組織村幹部聚賭。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甘南縣人大主席團副主席王福雲自該縣遭水淹之後，照樣每天喝得酩酊大醉，還多次在飯館裡摔杯鬧事，並拒絕參加部署抗洪的工作會議。正當災民們在臨時棚裡飽受飢餓和蚊叮蟲咬之際，湖北省公安縣孟家溪的防汛幹部卻把自己的家眷全都安頓在舒適的辦公樓裡。此外，中紀委的文件還透露，在一九九八年水災期間，災情最為嚴重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和黑龍江省，都有幹部藉故休假，以躲避抗洪，或者到深圳、珠海、海口度假遊玩，揮霍公款尋歡作樂，對災民們的痛苦無動於衷。
不過，全國的電視、報紙、廣播等新聞單位都被要求嚴格遵守中宣部的指示，力求"正面報導"這場洪災，著重突出黨和政府關心災區人民疾苦、解放軍戰士英勇抗洪以及人民擁護子弟兵的"光明面"，以有利於"社會穩定"。湖北省還拍攝了一部介紹抗洪救災事跡的專題記錄片，其中特意插入"災民"訴說"江總書記就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專門來普濟眾生"、"只要有總書記在，多大的洪峰也不怕"的鏡頭。該片播放時觀眾哄堂大笑，被取笑"災民"在家破人亡之際，居然還向幹部們學會了拍馬。為了防止西方新聞媒體在報導中國水災時偏離"事實"，產生損害中國形象的 "負面影響"，公安部外管處一度限制境外記者到災區進行採訪。香港《星島日報》記者說，最初他們還可以向護堤的軍人詢問一些情況，但後來軍隊接到命令，只許接受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的採訪。當地公安部門還專門留難外國記者，迫使他們撤離災區。也許是高層忽然考慮到這種做法恐怕不利於爭取國際援助，所以過了一段時間，又逐漸放寬限制。與此同時，一些配合"正面報導"的假新聞卻出現了，使災區消息變得泛政治化。湖北省監利縣為了協助中央電視臺八月十五日前來災區拍攝有關災民受到政府妥善安置的場景，便臨時在縣城主要公路旁搭建起"標準災民點"，以容留新洲垸、西洲垸和血防垸的災民。於是在記者面前，印有"日本政府捐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監製"字樣的深藍色大帳篷整齊地排列著，災民們也為突然間領到了爐子、馬燈、水桶、礦泉水、蜂窩煤而喜笑顏開。可是一捱記者們離去，縣裡就立即派人收走了這些東西，讓災民們感到好像被人愚弄了一番。另外，中宣部還特別規定，各級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在接待新聞採訪團時，要牢記黨性原則，恪守政治紀律，凡涉及水災所造成的人員死亡以及經濟損失的具體數據，必須經中央統一口徑之後再向外發布。副總理溫家寶向第九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常委會作報告說，一九九八年洪災的死亡人數為三千零四人；稍後民政部公布資料，又將死亡人數更改為三千六百五十六人；而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根據中國特使所提供的報告，確認這次水災約造成四千一百五十人死亡。不過，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卻指出，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是官方數據的十倍。一位駐北京的外國記者不無揶揄地說： "北京當局竭力隱瞞水災死亡人數的做法，堪稱自一九八六年烏克蘭核泄漏事故以來最誇張的掩飾災難的舉動。"中國政府控制信息的不尋常措施，確實很容易使外界產生種種猜測和聯想。中新社在報導江西省九江市江洲大堤的決口事件時，雖未照搬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說法，堅稱"無一傷亡"，但也說僅死了兩人。面對水面上無人理會的幾十具屍體，記者們默然放下攝像機久久不語，為自己的良知低頭愧疚。當湖北省公安縣孟溪垸的災民們看到自己親人的屍首浮在水上早已腐爛得不堪辨認，而此時廣播裡卻依然傳來播音員的"所幸目前仍無人員傷亡"的聲音，於是他們群情激憤，遇見香港《明報》記者便不住地叫喊："電視上說這裡沒淹死人是假的，說我們有序地撤離是假的，說有很多人在這裡搶險救災也是假的。"據知孟溪垸決堤後，軍隊曾從水中打撈起一百多具屍體，另有二百多人至今未找到。香港《大公報》後來引述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趙春林的話，稱湖北省嘉魚縣決堤只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軍人。但是當地中堡村的村民高安林、張玉市則說，光他們一個村就死了二十人，何況還有十多輛軍車被水沖走，滿車的人無一生還。
外界注意到，中國領導人已經改變了毛澤東時代所提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傳統做法，藉著全國發大水的機會，不斷向外國要求經濟援助。雖然國際社會對於北京公布災情的可信程度頗具疑慮，然而從它迅速宣布將撥出數十億元人民幣用於賑災，並且調動數百萬軍人和農民投入抗洪這一不尋常的跡象來判斷，便知它確實遇到了較難應付的局面。一向被北京指責為"干涉別國內政"的幾個西方大國，這次照例又自認為責無旁貸，紛紛解囊相助。美國國際開發署率先決定向中國援助八十四萬美元，接著法國總理也飛抵北京，將二千萬法郎捐贈給湖北省災區。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九月十八日簽署文件，宣布向中國提供總額為八千七百七十萬美元的救災大米、小麥、藥品、醫療器械。香港各界群眾在北京喊出"同胞血濃於水"的口號之後，也一下子捐獻了逾二億港元。此外，中國駐美使領館也向華僑、留學生募集了一百多萬美元。據統計，災後中國民政部、紅十字會以及中華慈善總會總共獲得近四十億元人民幣的捐款。國務院還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發行五十億元人民幣的賑災福利彩票，並追加發行一千億元國債。不過耐人尋味的是，幾乎所有的捐款人都曾再三提出過務必將救災款項及物資直接送至災民手中的這種令人尷尬的要求，其言外之意當然是受理捐款的幹部們所諳知的。捐款人的憂慮不久便得到了證實，賑災工作的成效也因此倍受質疑。除了參觀者絡繹不絕的湖北省嘉魚縣合正鄉等少數幾個災民點每戶曾一度分到過六十斤米和一百八十元人民幣之外，其它大部分災區的情況不容樂觀。湖北省監利縣容城鎮新洲管理區畜牧村的村民盧發財駁斥鎮民政辦所謂"救災款已按每人每天一元發放"的說法，指出："我們九月份到現在還沒領到一分錢。"江西省永修縣的災民也向記者抱怨說，來自香港的救援物資大部分被縣、市、鎮、鄉等政府機關截留了，說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而分到他們手上時已所剩無幾。被洪水圍困在江西省湖口縣一些破陋的樓屋上、出入皆以舟代步的棉農們表示，當地有幾個村雖分到過一些東西，不過也只是每戶發六斤米、兩盒火柴和幾顆淨水丸。還有許多村子的災民則根本不相信有"撥款救災"這回事，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些錢"。江西省九江市新洲鎮的災民周老伯告訴香港《星島日報》記者："五四年發大水時，政府還配兩碗米救災，可現在什麼都沒有--每戶只發一包鹽，還得收兩毛錢；每村只給兩斤餅乾，分到每家只有兩塊。到現在我還沒吃上餅乾呢，因為我們村的一包餅乾全被一個人拿走了。"災區的幹部們從海內外捐獻的大堆錢款中，或許看到的不是堤旁浮屍、溝渠餓孚，而是別墅、珠寶、女色和小轎車，這在時下貪瀆成風的年代裡是不足為怪的。據新華社報導，江西省新建縣望城鎮民政所所長徐兵榮就曾經侵吞了二十萬元人民幣的賑災物質，然後僅以二萬五千元的低價轉賣給個體戶熊三香。新建縣民政局副局長郭國干也扣留了價值近六千元的救災物資進行私分。《人民日報》揭露，湖北省嘉魚縣牌洲灣上新洲村黨支部書記金玉常和村委會主任陳啟富等人冒領了四十多萬元的災民建屋款，並私吞救災款十萬五千六百元。北京市延慶縣永寧鎮羅家臺村黨支部書記李廣生還振振有詞地對《北京晨報》擺出他扣留、轉賣救災物資的理由，說："如果誰有困難就給誰，村裡人就會搶，就會打架。"其實近年來救濟貧民的專項資金被人挪用、侵吞的事件早已不是新聞，據新華社《半月談》雜誌透露，世界銀行貸給山西省的扶貧資金中有一千四百一十三萬人民幣曾經遭到呂梁地區婦聯、臨縣政府、興縣交通局等部門胡支亂花、擠佔、挪用、出借，而當地老百姓卻正在為吃飯、穿衣而發愁。難怪現在老百姓常用"窮廟富方丈"來形容災區幹部，記者們也說，一九九八年這場洪水對於災區幹部們來說，卻未必是災難。
第五部分 ● 防民猶如防大川
自古以來人民群眾在同江河洪患的鬥爭中興建了無數個攔洪、疏濬的工程，使奔流不息的河川成為灌溉糧田的生命源泉。祖祖輩輩在江河流域開墾、種植、居住的人們，無不心系家鄉的水利，一代代修堰不輟，未敢懈怠。然而在一九九八年的洪水面前，這些防汛工程卻未能保護住他們的家園。災民們想不通的是，國家興建的防洪大堤竟會破綻百出，頻頻潰決，根本救不了他們，而民間自己修筑的堤垸固然完好，卻要服從"大局需要"，進行"平垸行洪"和"炸堤泄洪" ，他們家毀人亡的悲劇往往由此產生。當湖北省監利縣政府接到荊江分洪指揮部下達的"平垸行洪"的指示，一下子就"主動放棄"了幾十個民垸。據知僅其中的三洲聯垸一處被拆，就使二十萬畝耕地遭淹，五萬二千人無家可歸，直接經濟損失達五億多元人民幣。農民們對於"洪水沖不垮，卻要自己扒掉"當然心有不甘，紛紛找縣長評理。於是縣裡出動大批公安干警，斷然採取扒堤行動。望著成片的莊稼和房屋突然間消失在水中，岸上的人紛紛跪倒在地嚎啕大哭，有的則鐵青著臉，怒目圓睜。當黑龍江省大慶市杜爾柏特蒙古族自治縣腰新鄉的一處民間堤壩被防汛人員認為如果將其炸毀可能有助於減輕上游"國堤"的壓力，於是幹部們不經琢磨便毫不猶豫地下令"炸民堤保國堤"。隨著爆炸聲響，堤內的千畝農田及魚塘立即盡遭江水吞沒。誰知這種犧牲其實也是枉然，僅隔了半天，凶猛的洪水就衝垮了靠偷工減料建成的"國堤"。此外，駐守大慶市第三道堤防的武警部隊為了把洪水引向松花江，八月二十九日也再度炸開嫩江大堤，讓洪水淹沒了肇源縣的十三個鄉鎮，使數十萬人被迫逃離家園。香港《傳訊電視》記者在湖北省監利縣遇見一群因炸堤而逃亡的災民，問他們"炸堤泄洪"是否事先同他們進行過商量，災民說："早上八點通知，下午三點半就炸，連東西都來不及收拾。沒有人管我們往後怎麼活，也沒說過會賠。"為了"大局"而犧牲農民，在"緊要關頭"似乎總是天經地義的，農民們只有認命。江西省都昌縣本是遠近聞名的農業大縣，幾乎年年豐收，然而由於倉內糧食全被解放軍搬去拋入九江之中，堵大堤的決口了，因而全縣有將近三十萬人災民被迫陷於斷糧的絕境。不幸的是，洪水最後還是衝破了九江堤防，朝著都昌縣襲來。於是災民們只得攜兒帶女逃上附近的墳山，在山上忍飢待終。有人形容此時山坡上的情形是"下面埋著死人，上面躺著半死人"，境況慘不忍睹。雖然湖北省監利縣拓木鄉鄉長輕鬆地對記者說："為了保住大武漢，需要我們作出自我犧牲，大家都很理解"，但是當干警們動起手來扒堤時，鄉里百姓則早已哭喊成一片，家家戶戶罵不絕口。更令災民們絕望的是，既使已經被攔蓄在水庫大壩中的洪水，也會被防汛人員突然間全部放泄出來，再度扑向他們。當長江第三次洪峰到來、第四次洪峰形成之際，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下達命令，要求各水庫抓緊時間開閘倒空防洪庫容。於是水庫內的蓄水便又重新匯入江中洪流，頓時使流域各地的災情雪上加霜。當然，這些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的決策事先都沒有徵詢過受害人的意見，而一旦執行起來似乎也不必管他們理解還是不理解，反正他們"必須服從大局"。災區幾經這樣的折騰之後，早已是怨聲載道，無不責怪政府絕情。古語有云：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此。"然而事實是"川潰"猶可堵，民心換不回！
滔滔江水流不盡災民的心酸淚，纍纍荒塚埋藏著鄉親們的血淚恨，災區哀鴻遍野的景象使大江南北莫不為之唏噓。但是苦難還在繼續著，從大水中逃出的人們或沿街乞討，或棲身堤圍，朝不保夕。在長江沿岸大堤上用塑料布、編織袋、稻草、樹枝以及木條搭起的棚子裡，數百萬貧病交迫的災民除了等待洪水漸漸退去之外別無出路。此時他們腳下是滾滾波濤，頭上是夏日烈焰，還強忍著飢腸轆轆，過著十足的"水深火熱"的生活。而在北方的松花江、嫩江沿岸，當寒流襲來時仍有數十萬災民將露宿野外，無家可歸。這場災難還幾乎是全國性的，就連閩北、齊魯、新疆的阿克蘇和葉城、內蒙古的扎蘭屯、四川的重慶以及西藏和雲南，都有災民遭暴雨和洪水圍困。湖北省公安縣代鄉長程雪良表示，由於農房倒塌、糧田菜園全無收穫，加上災後天氣將逐漸轉冷，災民們吃飯、燒柴、住宿都成問題，生計堪憂。隨著洪水退去，各界救災的熱情也隨之下降，不少災民早已擔心是否還能盼到"救災米"，因為他們要到來年開春才能播種。湖北省副省長蘇曉雲對香港《大公報》記者說，該縣有四百八十六萬公頃的糧田絕收，一百六十七萬人流離失所，有近二百萬人至少要在一年以後才能解決吃飯問題。《大公報》還報導，江西省九江市也有二百五十多萬人缺糧，三十八萬戶住房塌毀，全市尚缺三億一千萬斤糧食和一億五千萬元人民幣的建房資金。雖然國際紅十字會決定動用一百萬美元幫助內蒙古安置二千五百個無家可歸的家庭，香港市民捐獻的部分大米和衣服也送到了湖南省榮華縣的災民棚，中央電視臺也說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族自治縣政府在中秋節給災民們送去了月餅、玉米麵和大米，吉林省鎮貴縣還收到過一百五十八節車皮的棉被、棉衣，但是據知還遠未能解決大部分地區災民的基本生存問題，更何談挽回災難的損失。中新社亦不否認，當雪花飄落到江西省波陽縣時，仍有許多災民蜷縮在被風吹得嘩嘩響的塑料布帳篷裡。更可怕的是，"大災之後必有大疫"的說法也不幸得到了應驗。由於各種死動物、垃圾在水中腐爛，食用水源盡遭污染，因此流行性疾病的發病率在災區迅速上升。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指出，洪澇已使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人感染了痢疾，四千多人患上霍亂，此外傷寒、肝炎、出血熱、瘧疾、血吸蟲病、腦膜炎也呈蔓延趨勢。據知災後江西省都昌縣的血吸蟲病患者已達二萬四千餘人，而該縣去年的人均財政收入只有八十元人民幣，想必有錢看病的人本來就寥寥無幾。災民們還告訴香港《明報》記者，湖北省公安縣閘口鎮集中村一度由軍隊接管，嚴禁村民外出投親、乞討，因為村裡發現了七十多例霍亂，於是"談霍亂而色變"的幹部就索性建議實行大封鎖，讓疫區裡的人自生自滅。由於傳聞集中村的村民是在逃到湖南省安鄉縣躲避洪水時而染疫的，因而不免令全社會都擔心那些流浪於沿海各市的數百萬災民的命運。湖北省監利縣新莊村年僅十二歲的女孩龔紅艷跟著年逾七十的奶奶一路漂泊，落腳在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一個瀰漫著噁心氣味的矮工棚裡，平日同"部落"內的孩子們穿街走巷擦皮鞋、撿破爛。她說她的母親已服毒自殺，父親也已瘋，家中早就無米下鍋。龔紅艷的故事見諸報端後意外引起朱總理的關注，經過一番新聞熱點追蹤之後，她被破例安排在長沙市某小學借讀。當然其他流浪兒是不敢奢望有此幸運的，要沾上政治的光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據說幸運還由商店裡出售的假農藥所帶來，一名到廣東謀生的江西災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服用了它，居然還能被救活，一時在社會上傳為美談。
國務院主辦的《經濟日報》指出，儘管洪災使災民們一貧如洗，但是農村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三亂"現象仍有增無減。災區幹部為了多提留統籌費，成倍虛報農民收入，然後層層下壓徵收指標。有些地區索性按人頭、按地畝、按存欄牲畜頭數來平攤農業稅、特產稅、屠宰稅，收費時不分青紅皂白，甚至對未養豬的農戶徵收屠宰稅，對自建住房的農戶徵收建築營業稅，還向外出打工的災民苛征"打工稅"。既使在救災搶險的危急關頭，許多部門仍不忘向農民伸手。有報導說，黑龍江省阿城市永源鎮農民呂正良在往哈爾濱市東風鎮常勝國堤運送石料的途中，就曾被賓縣賓西鎮工商管理人員秦老五攔住，強行收取一百元車輛管理費。呂正良付錢後只收到一張五十元的收據，正欲與之評理，不料卻被對方打至肝臟破裂，不省人事。其實農民們對於收費幹部的拳腳並不陌生，安徽省肥東縣路口鄉蔣崗村就曾養過一支"打人隊"，專門對付那些拒繳賦稅的"無賴"農戶。雖然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但末了總是 "走過場"。江西省德安縣石橋村的災民劉荷香撞見前來視察災區的朱鎔基，聲淚俱下地向總理告狀說，自己下了崗，丈夫也丟了飯碗，可是她所在的建築公司卻還要收一千股"集資款"和七百元保險金，這難道不是敲骨吸髓嗎？橫徵暴斂是幹部們巧取豪奪的方式，而坑矇拐騙則是社會不法之徒趁火打劫的伎倆，此所謂"苛征出刁民"。在災後的種種亂象中，還經常發生以救災募捐為名而進行的詐騙活動，國務院辦公廳為此發出通知，呼籲制止募捐渠道混亂、捐贈款物分配多頭的現象。據中新社報導，廣州市東圃銷售賑災福利彩票的第一天，竟收到假人民幣六萬餘元。珠海經濟特區生物化學製藥廠從福建省南坑市採購的二千公斤賑災大米，居然也是早已發霉變質的劣米，原來黑心的糧販一聽說米是給災民的便做了手腳。不久江西省衛生廳藥政局也發現，一批從河南省南陽市採購來的救災藥品"諾氟沙星"純係假藥。《南方日報》還透露，國家郵政總局發行的三千枚《抗洪賑災》紀念郵票不知如何被投機商獲得包銷權，以數倍的高價出售，發了一筆國難財。當然，想發國難財的還大有人在。當搶險部隊向湖北省荊江市出租車司機問路時，司機們竟不顧堤防情勢危急而一律向軍人們索取"帶路費"，否則置之不理。此外，遼寧省運往黑龍江省災區的麥粉、礦泉水、編織袋、方便麵等救災物資也在途中被盜，五輛貨物列車全被人撬開。而湖北省房縣窯淮鄉陳家鋪農民張旭、張聲林等人則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哄搶四川省綿陽市高水集團的賑災物資。新華社還報導，遼寧省大連市市民陳斌曾化名"趙天祥"，向災區企業謊稱他能搞到廉價的"賑災柴油"，而當他從湖北省谷城縣石油公司騙得二十四萬元人民幣的匯票之後，便立即逃之夭夭。多年的精神文明建設因沒有廉政建設作保證，所以並沒有形成社會道德力量，如此世風無疑使災民們的處境雪上加霜。與此同時，有關災民反抗、暴亂的消息也不時傳出，香港《爭鳴》月刊從國務院、公安部轉發的《內部簡報》以及新華社《內參》獲悉，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災區已發生過一百三十多宗暴力事件，有些"暴徒"甚至衝擊政府辦公大樓，強迫幹部發放現金，還打傷多名公安干警。當醫院拒收無錢的災區病人時，"暴徒"們竟尋釁滋事，毆打醫護人員。鑒於治安狀況不斷惡化，中央政法委已要求災區政府加強對鐵路、公路、銀行、信用社、供電所、電視臺、政府機關以及物資倉庫的保衛工作，並防止災民盲目外流。不過，要保證國家能夠長治久安，光靠加強治安、保衛工作顯然是不夠的，古時候秦朝的刑律可謂嚴酷，也經常搞株連九族的"嚴打"，可是後來仍出了陳勝、吳廣。一九九八年的洪水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災難是多方面的，尤其不容忽視它在人民心靈上所留下深深的傷痕。從災民們悒鬱的目光、深蹙的額頭以及沈重的嘆息裡，歷史又一次重現了它的傷痛和悲壯。
結語
大水漸漸退去了，地上滿是淤泥，露出水面的房屋已經東倒西歪，玻璃窗早被水衝破了，鐵門也生了鏽，長時間的浸泡使敗瓦殘牆上留下了一層白色印記，而車道兩旁的樹梢和電線幹上仍掛著大水流過時漂來的膠紙......這一切都記載著洪流吞噬大地的無情事實。在湖北省監利縣人民醫院的病床上，剛剛出生的嬰兒張強軍正發著高燒，他那骯髒的小臉蛋上飛舞著黑壓壓的蒼蠅。而在嘉魚縣中堡村旁的墳地裡，農民高安林則才葬下被大水溺死的妻子、女兒、小姨子及外甥女，此時，鐵鍬從他手中滑落，眼淚扑簌簌又一次打濕了他的前襟。蹲在遠處田埂上望著他的老漢不住地喃喃自語："洪水冒上河堤的時候，就已經打開了每個人的生死簿"。然而，精明的商人和政治家卻總是贏家，這場災難亦讓他們各有所獲。當長江出現第八次洪峰之際，江澤民接到下屬報告的喜訊：長年積壓著的六千億元工業庫存和七千億元商業庫存這下總算有了出路。於是他滿面春風地告訴美聯社代表團："水災會促進經濟。"湖北省公安縣的建築材料公司就是一個善於把握歷史性機遇的企業，它將水泥的價格從二百三十元一噸一下子漲到了二百六十元，讓災民們不敢問津。嘉魚縣牌洲灣因為大水從此處破堤潰口而出了名，因此附近的企業都爭先恐後地向工商管理局申請註冊"牌洲灣"商標，想借"洪災效應"來做一次大廣告。而全國也確實為了洪水煞是熱鬧了好一陣子，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抗洪新聞，街談巷議也充斥著水災話題，時髦的"水災文化"正悄然流行，連時事評論員也說了新詞彙："超生猶如人口大堤上不斷冒出來的' 管湧' ，任其發展下去，後果可能不亞於洪水給我們帶來的危害。"不過，在大興土木的災後重建熱潮尚未出現之前，災區的創傷卻似乎已漸漸被"父母官"們淡忘了，很少再有人過問災民們的苦難。江西省都昌縣徐家埠的災民們聽說縣裡來人了，於是聞風而動擠在路口，急欲探知政府是否會撥款蓋房子。然而縣幹事嘆出苦經："中央答應撥二十二億元救災，可是全國有兩三億人受災，每人還分不到十塊呢。"而湖北省公安縣金崗村的二百零八名村民因為村裡只分得四十九件"救災衣"，所以只好用抽籤的辦法決定由誰領取。這些缺乏政治覺悟的災民並沒有為黨中央領導人民"取得了抗洪搶險的偉大勝利"而受到鼓舞，也未領會總書記把"抗洪精神"歸納為"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的大發揚"的深遠含義，而總是聚在一起發牢騷，怨天尤人。同樣，他們的"愚昧"也已使得政府感到厭煩，誰都知道，災區死難者的草草葬禮是不會攪擾首都人民大會堂裡的慶功宴的。但願災難永遠不再重演，不過筆者卻難以樂觀，據北京《經濟參考報》報導，長江航道上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挖沙大戰"，數百艘船雲集於蕪湖、馬鞍山、安慶、鎮江航段，停靠在河岸邊槽採沙，將河岸底腳掏空，使護堤工程遭到破壞，並惡化了河勢。而新華社也有消息說，用於修復被洪水沖毀的江西省永修縣立新大堤的資金，又被立新鄉水利水保管理站站長彭煥印等人大量虛報冒領，竊為己有......
一九九九年四月完稿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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