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1969年蘇軍壓境 北京大疏散

中蘇邊境於1969年3月至8月間接連爆發幾起衝突事件，之後，蘇聯又私下向美國等國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突然襲擊的可能性。在蘇聯大軍壓境下，北京開始緊張的戰備和疏散，包括在京的中共高層領導人。

蘇軍壓境 中共發出疏散令

據《黨史博覽》介紹， 從1969年3月初開始，全國開始緊急戰備。到8月28日，中共發布命令，要求邊疆地區革委會和駐邊疆地區部隊，隨時準備對付武裝挑釁，防止突然襲擊。從9月至12月，全國各地普遍開展戰備活動，疏散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物資。

在京的中央大批黨政機關，以及北京主要單位、學校，包括其家屬，被緊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暫時先疏散至郊區。文化部所屬機關、學校、劇團和文聯、作家協會去湖北咸寧，其他協會去沙城。許多高校也緊急遷出城市。北京大學疏散到漢中及江西鄱陽湖畔，北師大疏散到西郊東方紅煉油廠，中國科技大學遷往合肥。

離開「牛棚」不久的中國曲協副主席、作家陶鈍這樣回憶：「北京市內一片慌亂，一些外地有關係的住戶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舊傢俱的店舖，以賤價收購了大量的傢俱」。作家陳白塵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在北京站登火車時，「秩序大亂，猶如逃難的難民」。

邊境地區的軍政機關，如黑龍江黑河地區的革委會、軍分區也向內地遷移，吉林市計畫將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農村。

中共高層疏散到各地

10月14日，中共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中央機關集中到北京郊區戰備地下指揮部辦公，周恩來留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到武漢主持全國的大政方針，林彪到蘇州負責戰備。同日，毛澤東離京去武漢。

10月17日，周恩來向董必武、朱德、鄧子恢、陳雲、李富春、張鼎丞、陳毅、葉劍英、陳奇涵、王震、彭紹輝等宣布了戰備疏散的決定，並宣布了他們的疏散地點。他還囑咐一定要帶夫人去，原北京的住處均保留不動。

對於被監護的對象，則是單獨通知的。

10月15日，中辦主任汪東興派人把陶鑄的妻子曾志找去，說：「北京要緊急疏散，可能要爆發戰爭，陶鑄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麼辦自己決定，隨陶鑄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鑄，陶鑄沉思良久，決定不讓曾志去。

17日，汪東興通知劉少奇的幾個衛士：「中央有個決定，把劉少奇轉移到外地去休息，到開封。」衛士進臥室對劉少奇說了，劉少奇一言不發。護士用蘸了紫藥水的棉簽在紙上寫道：「中央決定把你轉到另一個地方去休息。」劉扭頭不看。

毛：萬一打起仗，我還離不了這些人

老同志大多數被安排在京廣線及其附近地區，毛澤東說：「萬一打起仗來，要找的時候，我還離不了這些人呢。這些人還用得著，我還要他們呢。」

經過個別調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去廣州；張聞天去肇慶；陳雲、王震及鄧小平去南昌；陳毅去石家莊；徐向前及劉少奇去開封；聶榮臻去邯鄲；劉伯承去武漢（後轉上海）；葉劍英、曾山去長沙；鄧子恢去南寧（後轉桂林）；譚震林去桂林；陶鑄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陽，而彭真、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劉瀾濤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時還被要求，離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繳；離京以後，凡是絕密文件一律不發；各人參加所在地工廠、農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別的老同志接觸；不經中央批准，不允許重返北京。

一些部級高幹也被疏散：何長工去江西峽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運倉招待所的宋任窮、黃火青、黃歐東、陳再道、鐘漢華、秦基偉等人，也被緊急疏散。宋任窮去盤錦地區，陳再道、鐘漢華去江西，秦基偉、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漢壽。

秦基偉回憶：「一天深夜，突然來了幾個人，找我們這些人逐一個別談話，宣布軍委辦事組的決定，要我們第二天就離開北京去外地，並且不得互相打聽將要去的地方。這幾個人一走，樓裡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點商量的餘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覷，心情都很沈重，誰也鬧不清這次流放意味著什麼，命運又將如何。」

審查高幹被「監管」

10月17日、18日，在嚴密的戒備下，劉少奇、陶鑄先後離京。

20日離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陳奇涵、徐向前、劉伯承、陳雲、譚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深夜，軍委辦事組派兩人來到長期患病的徐海東大將的床前，聲稱毛澤東命令他兩天之內離開北京。

21日，陳毅離京（原定20日離京，因清理文件多，請示總理被批准延後一日）。同日，徐海東帶著氧氣袋離京去鄭州。

22日，鄧小平離京。他住在南昌市郊區，在附近一家工廠參加體力勞動（鉗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槍「保護」，平時有武裝軍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

一些還處在被審查期間的高幹，是被押送抵達安排地點的。劉少奇、陶鑄自不必說，鄧小平、張聞天、王稼祥一路都有專案組人員「陪同」。秦基偉等人也是如此，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陳奇涵及家屬住在廣州郊區從化的溫泉賓館，生活環境雖然清靜，但活動受到限制。康克清回憶：「我們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廠、農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過‘橋頭警戒線’，更不用說到廣州市區了。」。

秦基偉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漢壽縣境內的一個部隊農場———西湖農場監督勞動，他們6人被分到6個連隊，規定相互間不准往來。秦基偉回憶：「1970年的一天，選舉四屆人大的軍隊代表，連長對我說：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書吧。我當時心裏又難受又氣憤。心想，革命幾十年，反倒連個公民權都沒有了。」

劉少奇、陶鑄身死疏散地

1969 年11月12日和30日，劉少奇、陶鑄在離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別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於囚禁地開封、合肥。

徐海東夫婦住在鄭州城郊的一個幹部休養所，1970年2月，徐海東患了肺炎。接著發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

張聞天於1972年、1973年兩次致信毛澤東並黨中央，請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張聞天在監管生活結束以後，又寫信給毛澤東，希望回京度晚年，1975年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遷居無錫。8月張聞天遷居無錫。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因心臟病猝發而去世。

獲毛批准 1970年春起陸續返京

1970年春，在職的中央領導人返京。毛澤東於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約在三四月間返京。

住在從化溫泉賓館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於1970年7月奉調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要朱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憲法即刻返京。同月為準備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葉劍英奉調回京。1970年秋後批判陳伯達，谷牧奉調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偉等6人於 1973年4月離開農場回京。

而那些「靠邊站」的高幹，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療於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間，陸續返回北京。

患病回京治療，須得到中央領導批准。如陳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陳雲患眼疾，聶榮臻患皮膚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別經周恩來或毛澤東批准，於1970年至1972年間先後回京治療。陳毅於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經診斷患的是結腸癌。

鄧小平曾多次寫信向中央匯報自己的思想。 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澤東，表示：「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1973年1月，中央通知鄧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譚震林在女兒轉告了胡耀邦的話，盡快向毛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後，在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給毛接連寫了兩封信表示回京的願望，並對過去作了檢討，毛接信後，迅速指示辦理，並指示將譚信「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初譚震林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