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逆調節」拉大貧富差距

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者遭擠壓而淪為"夾心層"，而相當一部分高收入者積聚的財富越來越多

"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要求。

《瞭望》新聞週刊日前組織的收入分配專題調研小分隊在廣東、上海、江蘇等地採訪發現，稅收的"逆調節"正在拉大貧富差距。由於稅收政策不合理等諸多因素，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者遭擠壓而淪為"夾心層"，而相當一部分高收入者積聚的財富越來越多，稅收調節的作用不理想。

受訪專家認為，這種狀況如果得不到切實改善，不僅會使國家的稅收減少，更重要的是使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加劇民眾對財富分配的心理失衡。

稅收"逆調節"現象

廣東省地稅局向《瞭望》新聞週刊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2007年上半年，廣東省個人所得稅收入總額207.858億元，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項目只佔13.81%，工資薪金所得項目卻佔68.12%.

2007年初，全國對年收入12萬元以上個人實行納稅申報，從申報人員結構來看，工資、薪金所得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所佔比重，從1998年的49%增加到2006年的近60%，而私企老闆、自由職業者、個體工商戶等高收入者繳納的稅額比較小，其所佔比重2006年跟1998年相比幾乎下降了一半。

廣東省地方稅收研究會會長魯蘭桂對上述兩組數據分析後認為，個稅已出現了"逆調節"現象：高收入者承擔很少，而工薪階層成了稅負的主體。也就是說，國家將有限的管理資源繼續配置到已經實現了有效監管的工薪階層身上，需要強化監管的高收入人群反而沒有得到有效監管，這種情況違背了個人所得稅的初衷。

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統計數據，我國居民家庭收入的70%以上來源於工資、薪金。而對高收入群體來說，工資、薪金只佔個人收入的一半左右，其餘主要來源於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與第二職業收入。這部分收入恰恰是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收入差距的主要來源。

但我國目前對經營性收入與財產性收入的徵稅並不理想：財產租賃、轉讓所得兩個稅目所繳納的稅收額不足個人所得稅的1%.企業事業單位承包、承租經營所得所納稅額不足個人所得稅的2%.個體工商戶經營所得所繳稅額佔個人所得稅比重不斷下降。這也意味著，個人所得稅並沒有真正起到對收入差距的主要來源進行適當調節的作用。

中等收入者被擠入"夾心層"

本刊記者日前在廣東、上海、江蘇三個不同地區採訪了三位不同學歷、不同背景的中等收入者，每月的收支清單直觀地顯現出他們"向上"或是"向下"的方向。

案例一：無奈的"啃老族"（依賴父母）。

小王，江蘇省昆山市居民，25歲，中專文憑，職業是培訓師，月收入2300元，剛好達到2006年蘇州市城鎮居民月均收入的水平。每月繳納個稅45元左右。扣除失業、養老保險等稅金，能拿到手2000元。每月支出平均900元。由於在本市上班，每天吃住在家，由父母承擔，故沒有列支其餐費及住宿費。

小王準備結婚，但買不起房，與父母同住在63平方米的房子裡。昆山商品房均價在每平方米4000至5000元，買一套90平方米的小戶型，得要40萬元左右。

案例二："房奴"，只得做"月光族".

小張，女，27歲，重慶人，14年前來到深圳市寶安區的一家電子廠打工，現升至廠馬達課課長，月收入約5000元，扣除各項稅金，其中繳納個人所得稅210元，能拿到手4000元。每月支出合計1350元。

2007年，在當地石岩鎮買了一套80平方米的二手住房，總價25萬元，將多年積蓄15萬元拿出作為首付，因為是管理層，剩下10萬元從公司無息借款，每月扣還2800元。

案例三：上有老下有小，上升中的"白領"也是負重的一代。

小趙，男，36歲，已婚。在上海一通信設備公司工作，月收入9000元，扣除三險一金、個人所得稅960元，實發金額6400元。每月支出合計2210元。

由於母親患乳腺癌，醫保難保大病，他每月要支出醫藥費約1000元，孩子上幼兒園每學期花費7000元。除去這些負擔，所剩無多。

以上三個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等收入人群受擠壓的生存現狀。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城市生存成本高昂。近年來，儘管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在逐年增加，但支出增長的步伐更快。特別是房價，一路走高，就購買力而言，多數城市居民已難以承受。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尹伯成說，我國中等收入者要想買一套公寓得透支15年收入。

二是社會保障過低，子女教育、醫療保險諸項負擔沈重。中等收入群中相當部分人上有老下有小，不少兩口子要承擔贍養4個老人、撫養1個孩子的義務。

三是成為個稅繳納的主體，稅負不輕。廣東省地方稅收研究會會長魯蘭桂說，個人所得稅是針對顯性工資收入徵收的，中等收入群體多是工薪階層，收入單一，成了最主要的納稅人。而對個人所得徵稅沒有考慮到納稅人的家庭情況，形式上的公平掩蓋了實質性的不公平。

一方面受到來自有錢人的"資本擠壓"，市場消費太貴、安居太難；另一方面還受到稅收調節、政策調控（如房貸政策），既沒有高收入，又享受不了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政策（如經濟適用房），中等收入人群成了不上不下的"夾心層"。

一位民企老闆的"合理避稅"之道

高收入者，尤其是一些民企老闆是如何逃避稅收調節的？本刊記者採訪了一位民營企業主，他關於高收入者避稅、漏稅的一席談話耐人尋味--

一是"轉移支付"，企業出資為企業主個人、家庭購買消費品和消費服務，相關費用記入企業成本。

現在，私營企業發展迅速，在賬務方面，企業與企業主自身費用的處理趨於隱蔽和靈活。企業主給自己支付極低的工資，將個人及其家庭消費列支到企業中開支。第一類是房屋、汽車等不動產，以企業名義購置，列在企業資產項目下，但實際上供企業主使用。第二類是家庭裝修、購買傢俱等大宗消費品，列入企業辦公費用開支。第三類是子女教育費用，列入企業職工培訓支出。第四類是家庭成員旅遊、度假支出，列入公司賬目"差旅費"、"管理費"等科目。

國有企業的資產存廢狀況有人去查，私人企業的資產誰會去查？監管不到位使得"轉移支付"成為可能。企業老闆還發動親戚朋友收集發票，都拿來公司報賬。這樣不就將公司利潤套了出來，而不必承擔個稅、企業所得稅調節了嗎？

二是虛列工資支出，一些企業利用親屬關係，在賬面虛列職工人數，多計工資成本，既減少了企業所得稅基，也分化了個人所得稅計征依據。

除了虛列人頭，有的企業做兩套工資表，一套是真實工資表，給職工看；另一套是高開的工資表，企業替高開部分繳納相應稅率的個人所得稅。但可藉此逃掉企業所得稅，而企業所得稅稅率高達33%，大多數情況下比個稅稅率要高。當然，這樣做風險大些，被員工發現了就很麻煩。但一般情況下，員工還是發現不了的。

三是投資收藏品。近些年很多上規模的私營企業都熱衷於投資收藏品，如書畫、古玩等。玄機在於收藏品可歸為企業的固定資產，每年提取折舊列入成本。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沒有把收藏品排除在固定資產之外。這樣，幾年下來，作為"固定資產"的收藏品最終在賬面上就消耗為"零資產"了，不費一分錢就落入企業主手中。可實際上，收藏品的價值是不隨時間遞減的。

通過上面說的途徑，一般的民營企業做掉50%的利潤是沒問題的。像一些中小企業，一年就三五百萬元的利潤，幾個股東分攤下來，一個月也就是向公司拿來十幾萬元面值的發票，很容易沖抵。像生產加工類企業，一般毛利潤佔銷售額的比例是清楚的，不能做得太多，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多少要交點，但要是進出口貿易公司，由於風險較大，利潤是不固定的，做到"虧損"也很正常。

和明星演員相比，企業主是辛辛苦苦一點點做的，明星演員輕鬆多了，他們走場子有幾個人納稅？我的企業搞慶典，請電視臺主持人來主持開幕式，給3萬到5萬元不等的現金，他們開的就是到手價，個稅由我們管。我們無非再想別的辦法，打入公司管理費列支。

聽會計師說，一些大牌明星，演出收入龐大，如果按個人所得納稅9級累進稅制最高稅率達45%，而企業所得稅最高才33%，而且還有機會享受稅收優惠，所以，許多演藝明星設立公司，將個人所得變為企業所得，再通過公司為個人消費"轉移支付"，納稅就少多了。

加大有效調節勢在必行

業內人士和專家反映，改善中等收入人群生存狀態、培養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從長遠看，應促進就業充分、營造創業環境、提高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以及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向農村傾斜，使得佔大多數的農村人口能向中等收入人群躍升。而眼下，改革個人所得稅制以利於中等收入人群的培育，是時候了。

個稅的扣除額應與地方實際相符，不宜一刀切。個人所得稅按每月1600元標準扣除在有些地區可能還少了，但在多數城市已不能完全覆蓋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開支。要分地區來考慮，或者分幾個檔次，由各省市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來掌握。

適當降低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減少累進級距。廣東省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楊衛華建議，在扣除額之外，將個稅起征點由原來的500元提升到2000元，稅率按5%計征。

改分項徵稅為綜合徵稅。目前我國實行的是分類所得稅制，養活一個人的5000元與養活一家三口的5000元承擔的稅負是一樣的。應建立以家庭為申報主體的綜合所得稅制，將年度所得統一計算，並考慮納稅人的家庭支出狀況，比如對教育費、醫療支出進行扣除。

要改變當前政府管理資源對高收入人群"無效調節"的現狀，專家建議借鑒美國的稅務號碼制度，形成收入和財產信息的政府掌握制度。另外，在條件成熟時，可開徵財產稅、個人消費稅、社會保障稅等，充分發揮稅收的整體調節作用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