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記者在穆斯林世界的經歷

由於最近幾年世界各地發生的衝突，西方人在穆斯林世界工作會遇到很多的困難。但是，曾經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加沙工作過的BBC記者凱特·克拉克說，她仍然能在這些地方遇到陌生人表現出的友善。

那是一個夜晚，在伊拉克城市埃爾比勒。我乘坐出租汽車，在車上和司機聊了半個小時，司機向我講述了生活的艱難。他需要養家餬口，但收入菲薄，物價又不斷上漲。

他說，"從2003年到現在，房租上漲了5倍，汽油價格上漲了20倍。"

我給他多付了一點車費，他把我叫了回來。他說，我給得太多了。

常常會有人問我，"你為什麼要到那麼危險的地方去？"他們所說的危險地方當然是指穆斯林國家。我通常的工作地點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東。

人們也會問我，"你是不是必須帶頭巾呵？""作為一個女人你不覺得危險嗎？"

但我想說明的是，像那位伊拉克庫爾德人司機所表現出的慷慨和豁達在整個伊斯蘭世界隨處可見。總的說來，那是一個好客的地方。

但是，情況現在的確變得更複雜了。本拉登的戰爭和美英聯軍做出的回應，以及西方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間的分裂，讓普通人之間的交往變得更困難了。

攻擊目標

一些西方記者已經在一些穆斯林國家成為一些穆斯林攻擊的目標。而且不論你幹什麼，信奉什麼，你都會被當成敵人。

2001年以前我在阿富汗的時候，基本上不存在什麼反西方的情緒，包括塔利班都是這樣。

他們當時都記得西方國家在1980年代為他們反對蘇聯軍隊的聖戰所提供的支持。所以，在美國開始譴責他們的時候，他們感到驚訝和困惑。

許多阿富汗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都在談論所謂西方計畫在世界範圍內鎮壓穆斯林的陰謀。我現在走在喀布爾的大街上也感到有些緊張。

強烈反差

在巴基斯坦，我過去曾經度假的地方現在變成了塔利班的據點。

2003年，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我和另一位女同事開車採訪，總會被採訪對象請去喝茶或吃飯。但是現在，這裡已經被強硬派宗教武裝分子所控制。

1980年代末期，我住在東耶路撒冷和西岸地區。那正是巴勒斯坦人舉行第一次暴力抗爭，反對以色列佔領的時候。宵禁和衝突不斷，生活極為艱難。

當時在一個難民營，一名年幼的兒童拾起一塊石頭，準備向我砸來。他的家長認真地向他解釋為什麼不能這樣做，我是他們的客人。

為了招待我，他們會讓孩子出去買一罐可樂，因為買不起一瓶。其實，對他們來說，買一罐也極為困難。

儘管生活艱難，巴勒斯坦人仍然非常慷慨。他們往往出於禮貌而不願意向我指出，我的國家也應該為他們艱辛的生活負上部分歷史的責任。

20年前我在那裡的時候，發生在加沙的綁架西方記者事件是不可想像的。

走近阿富汗人

現在，危險的環境已經讓記者工作變得非常困難。記者需要知道事件發生的細節，而且特別需要聽到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的聲音。

如果僅僅作為隨軍記者，置身於美國軍隊和英國軍隊之中，怎麼能全面真實地瞭解情況呢？誰來告訴你伊拉克和阿富汗平民的故事呢？誰來告訴你塔利班普通士兵的故事呢？

如果不瞭解這些，怎麼能知道美國軍方、英國政府、阿富汗總統，以及塔利班的發言人是不是在講真話呢？

有時候你也不得不採取一些迂迴手段達到目的。去年9月，英國政府告訴大家，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局勢一切良好。

由於風險太大，我無法前往巴士拉，只能通過電話作了採訪。通過採訪瞭解到，當地禁止播放音樂，刺殺事件也司空見慣。被採訪的人告訴我，統治那裡的人就像是什葉派塔利班。

我也去了阿富汗的許多地方，會見了許多塔利班，並且和深受戰亂影響的平民作了交談，得到了比官方報告豐富得多也複雜得多的信息。

阿富汗人常說，招待客人不在乎你的房子有多寬大，而在於你的心胸有多寬大。現在在阿富汗，人們仍然會給陌生人上茶，提供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