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如何將5000多箱國寶運往臺灣

1948 年12月27日，國民黨運第一批文物抵達臺灣基隆。當時由南京遷往臺灣的文物分三批，第二批、第三批分別於次年1月9日、2月22日到達。這些文物主要包括當時北平故宮博物院2972箱、中央博物院852箱書畫、瓷器、玉器以及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的善本圖書和外交部條約檔案等共5000多箱。臺灣當局就是以這些文物為基礎，建成了"臺北故宮博物院"，造成了今天南北兩個 "故宮博物院"的局面。 轉運：先因抗戰南遷又因內戰遷臺 1948 年11月，徐州會戰結束後，蔣介石深感南京的危險，為了今後有一個退身之所，他決定著手經營臺灣。於是，他把大批黃金、機器設備、布匹甚至工廠等向臺灣轉移，而且下令將戰時珍藏在南京故宮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宮南遷文物精品、南京中央博物院、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的藏品運往臺灣。

1931 年，日本侵略軍侵佔東北後，為保護傳世之寶，國民黨政府制定了一個宏大的文物南遷計畫，1933年起，壯觀的"文物大遷移"開始，主要以故宮所藏文物為主。珍品歷經十二年，從北京經上海、南京輾轉到達四川、貴州大後方，直到抗戰結束後，才陸續運回南京。不久內戰爆發，這批南遷文物還沒回，其中精品就連同國民黨的機密檔案一起被"發配"到臺灣。

文物遷臺過程混亂不堪

第一批文物是1948年12月20日離開南京下關的，負責運載的是海軍登陸艇-- "中鼎艦"。當時的局勢已經非常不穩定，很多人等待機會能搭船去臺灣避難。據在故宮博物院工作70餘年的那志良老人回憶：海軍部的人員聽說"中鼎艦"要開往基隆的時候，紛紛帶了家眷和行李，趕到碼頭準備搭便船。一時間，船上擠滿了人，熙熙攘攘。這樣一來，文物的安全就要大打折扣了。負責人杭立武沒有什麼好的辦法來解決這樣的混亂，只好找了"海軍司令"桂永清出面告訴大家還有其他的船隻專門運載家屬，這才平息了開船前的混亂。

到了第三批文物要運走的時候，已經是1949年1月底，逃命變得比兩個月前緊迫多了。這次負責運載的"崑崙號"軍艦一開到，海軍部的眷屬就搶先上船。文物箱運上去的時候，只能與這些人混在一起。杭立武想用上次的辦法，找桂永清來解決。結果，船上的人哀求，希望能幫幫忙，給一條生路。看到這情景，負責勸說的"總司令" 都落了淚，也只好少考慮文物，搭他們起航了。不過正是這些人員佔據了船的空間，使得一部分文物裝不下，留在了內地。

文物運到臺灣之後，先是租借臺中市糖廠倉庫，趁著不是製糖季節暫且存放，保管條件十分惡劣。到1950年4月，臺中郊外霧峰鄉吉峰村倉庫落成，文物才得以遷入新庫。1965年11月12日，臺北故宮博物院正式開幕，國寶才有了適當的保存和展覽環境。

專家翁文灝親自挑選運臺文物

運往臺灣的5000箱文物、檔案，都是文物專家翁文灝等人挑選過的精品。諸如被視作臺北故宮博物院鎮館之寶的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玉琱精品"翠玉白菜"、"肉形石"、宋代汝窯瓷器、傳世書畫、清宮服飾等。

毛公鼎之所以著稱於世，在於它32行497字的銘文，號稱是青銅器的天下第一銘文。它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時的器物，有50多公斤重，大口圓腹，腹呈半球狀，口沿上有兩隻高大的耳朵，腹下三隻獸蹄形足。鼎是周宣王時期大臣毛公因為感激周王恩德而做的。腹裡的銘文，是一篇完整的"冊命"，記述了周宣王對毛公的任命和勉勵。宣王不但勉勵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魚肉鰥寡，而且宣布了委以毛公管理周天子家事和內外大事的重任。如此古老而完整的文獻，郭沫若先生稱它"抵得上一篇《尚書》"，價值自然連城。

毛公鼎1850年在陝西岐山出土，被陝西古董商蘇億年運，由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用重金買下，並深藏於密室。後輾轉至大收藏家葉恭綽手中。抗戰勝利前後葉家因無力承擔家族生活開支，靠變賣文物度日，毛公鼎被上海商人陳詠仁買下，並在 1946年捐獻給當時的南京政府，隨著國民黨的文物運到了臺灣。

"三希"輾轉分散兩岸

《快雪時晴帖》是古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的行書四行帖，全帖28字，是王書典型的代表，字字氣勢強雄，筆法飄逸，乾隆皇帝讚譽這是"二十八驪珠"。後人一般把這幅帖與王洵的《伯遠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同稱"三希"。現在此"一希"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另"二希"則歸屬北京故宮博物院。

其實"三希"差點都落腳臺灣。《快雪時晴帖》是清查皇宮物品時，從溥儀的行李裡找出的，原本歸北平故宮博物院。1933年隨著文物南遷到了南京。而《伯遠帖》、《中秋帖》原是溥儀的庶母瑾太妃所有，賣給了郭葆昌。1935年，郭葆昌在家中請莊尚嚴(後來成為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鑑賞，郭宣稱自己死後捐獻時就交由莊氏辦理。 1949年，他的兒子郭昭俊帶著《中秋帖》、《伯遠帖》去了臺灣，見到莊尚嚴後舊事重提，本想"半賣半送"，結果當時臺灣經濟狀況不好，當局不撥款，只好作罷。後來內地以35萬港元將"二希"買下，藏入北京故宮博物院。這樣，"三希"就在不同的故宮博物院裡分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