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清華考試中的怪題:「孫行者」對聯
1932年,報考清華的學生,在國文考試的時候,發現碰上了一道怪題:對對子。出了上聯,要求對下聯,上聯是「孫行者」。此題難倒了絕大多數考生,只有三個人據說對上了,他們對的是「胡適之」,其中有一個是後來著名的歷史學家張政烺。 不過由於在清華考試之前,北大已經發榜,所以張先生沒有去清華。怪題的製造者是陳寅恪,當時的人們都認為「孫行者」的標準答案就是「胡適之」,而且是陳寅恪有意為之,目的就是調侃一下胡適。可是,後來張政烺先生說,他答的其實不對,標準答案應該是「祖沖之」,對「胡適之」的「胡」字,跟「孫行者」的「孫」字平仄不協(都是平聲)。事情發生的時候,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已經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話文達十年之久,儘管社會上堅持用文言文寫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為整體的教育體制而言,白話文已經牢牢佔據了統治地位。所以。陳寅恪此舉,在當時引起了考生和輿論的大嘩。批評的矛頭,大多是說陳是在開倒車。因為對對子是舊式私塾的功課,而新教育沒有這個內容。由於當時學界的復古思潮正在興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支持,怪題事件的製造者,恰好又是一個新傳統主義的中堅,因此,當時的左翼文化人,對此反彈更加強烈。
不過,有意思的是,事情過後,別的考試都被大家淡忘了,唯獨陳寅恪出的這個對子,卻久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裡。識界仍然在傳這個事情,對上了對子的張政烺先生,在人們的傳說中,很是具有正面的意義。在今天看來,實際上,對對子事件所碰到的,恰是以白話文為主體的中國語文教育的阿基里斯之踵。
傳統上,漢語寫作是要求音韻上有節奏的,就是說,文字讀起來要有鏗鏘的感覺,起伏的節律,因此要講究平仄,詩歌如此,文章也如此,即使是散文,也要琅琅上口。同時,音韻上的講究,是與文字的意蘊和色彩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文字不僅需要表達意義,而且還要有字與詞本身含義的組合所傳遞出來的色彩,為意義生色。只有這樣的文字,才算是好文字。八股文固然不好,僅僅就文字技巧而言,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好的,至少,在漢語的文字寫作技巧訓練方面,它是符合漢語自身規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私塾教育對對子的訓練,固然是為了日後八股文的寫作,但對於學生掌握和理解漢語,其實倒也是必要的。
許多近代的名人,包括著名的學者,在他們回憶往事的時候,往往對自己善於對對子的 「事跡」津津樂道。雖然說,中國古代也有白話文,但古代的白話文是同古代的文言文相聯繫的,是文言文的俗化,嚴格說不能用現代漢語語法規範。實際上,新文化運動諸健將提倡的白話文,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算做一種新的語文,它是同西式語言相聯繫的,必須符合主、謂、賓,定、補、狀的西式語法結構,其最後的歸宿,就是漢字的羅馬化。而當時的白話文主導的語文教育,基本上是後一種現代白話的一統天下。
然而,在人們的閱讀和教學視野內,文言文並沒有消失,那種拖著長長定語和補語的歐化句子,雖然可能風行一時,但並不一定能真的俘獲讀書人的心。因此,在教育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兩種寫作方式的交戰,最後的妥協,就是我們現在通行的白話文。寫作方式既不像字母文字,也不像像形文字。這樣的文字,是最難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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