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財政收入。1978年，也就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年，政府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是31.1%，1994年，這一年中國進行了以"分稅制"和流轉稅制改革為基本內容的財稅體制和制度改革，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下降到10.8%，到2006年，這個財政收入的相對數字又上升到19．39%。而根據前任財政部長及多名學者的多種計算，包括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佔GDP的"大口徑"宏觀稅負應該在34．43%-40%之間。
再看財政支出，幾乎是同樣的情形。1978年，政府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是31%，由於實行放權讓利政策等原因，1994年，這一比重下降到12%。這以後又往上急升，到2006年上升到19．73%。如果把沒有計入政府財政支出的國債支出、預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計算在內，怎麼也在30%以上。
問題就在這裡。如果我們以年份和GDP數字為坐標畫兩條最簡單的曲線圖，會驚奇地發現，無論財政收入還是支出，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差不多是完全對稱的！事情還沒有結束，按照2007年財政收入增長31%、增收1.2萬億元的趨勢（目前還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這一趨向的進一步發展），右邊的曲線已經超過了左邊並將繼續延伸下去，形成一種新的不對稱關係。
我的"困惑"之處正在這裡。三十年過去，我們國家的體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點，我們曾經十分熟悉的那個超級政府，一個職能、規模都呈無限擴大、無限增長趨勢的龐然大物，又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政治權力在這個國家，大體上仍然像三十年以前一樣，無處不在，無所不能。
三十年來，我國政府的行政費支出增長了近90倍，2004年佔財政支出總額的37.6%，而同期美國的這項支出的數字僅為12.5%；三十年來，政治權力沒有絲毫後退，仍然像以前那樣控制著國家的絕大部分資源。
公權力商品化的潮流不可阻擋，形成一種可以自我強化的"權力經濟" 和各式各樣的利益集團，無孔不入地憑藉特權謀取經濟利益，與民爭利，而對向社會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不感興趣。
2004年，公共服務及社會管理支出，我國為 25%，美國為75%。儘管GDP猛漲，直接維繫民生的社會保障、公共文化與公共衛生等財政投入卻落在世界各國的末尾。三十年來，公民無權的政治格局沒有根本改變，人大仍然無法行使其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職能，政府制定法規、政策依然可以我行我素，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官本位文化不僅沒有削弱，反而變本加厲地膨脹起來......。
這些問題儘管看上去很嚴重，但更嚴重的在於，現有的體制究竟是抑制這些問題的因素，還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在現有的體制內究竟能不能被逐步弱化，以致最終得到解決，還是根本就沒有希望解決？
三十年來，我們一直以為自己在跟那個傳統的舊體製作殊死拚搏，其實它早已完整無損地移存於另外一個體制中；我們一直以為自己致力於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實我們培育的是一個與市場體制不相干的、被官僚體系熟練操縱的體制。彷彿於不經意間，這個 "新"的老體制已悄然形成，並且日益變得不可撼動了。
從前些年 "趟地雷陣"的精簡行政機構嘗試的失敗就可以看出，即使最高統治者，對這個業已成熟的體制亦存無力和無奈感。如今數年時間又過去了，政治權力歸屬已經塵埃落定，經濟資源已經"瓜分"完畢，"新"體制巍然屹立，任何改變既定資源配置格局和分配模式的企圖都將它面前碰壁，鎩羽而歸。從今往後，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這個新老交融的體制都將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邏輯繼續改造我們的國家，也同時改造著我們。
現在早已經不是什麼"走回頭路"的問題，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回去了，而是走上一條官僚體制主導的歧路並將被永久性地鎖定在這條路上的問題了。這條路的盡頭，也不是什麼美麗的主義社會，數千年來官僚體制最終導致了什麼結果，就會是什麼結果。
中國的改革"改"到了這個份兒上，讓我看，倒是可以宣布結束了。以後再談改革，應該是對這個正在"熱"運行的體制的改革，而跟早先的那個"計畫經濟"的老體制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可以跟它說"拜拜"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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