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用‘先生'稱呼這位偉大女性,是想傳達出一種歷史感---49年中共建政之前,‘先生'並非男士專用稱謂,具一定身份地位的女士被稱‘先生',乃屬司空見慣。當然其中蘊含著相當的尊重成分。
正因為此,即將登基的毛在當時的北平,親筆修書給遠在上海的宋,就是這樣寫的: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
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祁勿卻為盼!專此。
敬頌
大安!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周恩來的親筆信也與此相彷:
慶齡先生:
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
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
幸。專上。
敬頌
大安!
周恩來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此處不厭其詳地照錄毛週二函,除證明‘先生'一詞之用於宋,在將近六十年前最合適不過,亦藉已表明中共當時對宋敦請之殷。其結果是,宋雖然對廖夢醒說:‘北平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裡去。'(陳廷一《宋慶齡全傳》,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396頁)但考慮一個多月後,她終於還是同意北上了。
49年8月28日下午,宋慶齡由鄧穎超陪同自滬抵平。毛提前半小時到達車站迎候。這是毛僅有的兩次親臨車站接車(另一次是歡迎程潛)。朱德`周恩來等亦到場,屬於極為隆重的禮遇。
不過,事實很快證明,儘管宋在20年代末就加入了共產國際,而彼時中共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但毛並不把她當做自己人。甚至連‘客卿'都不是。準確地說無非是花瓶,通俗的話叫做‘聾子的耳朵---擺設'。無論是擔任所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還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長期居於上海的她都沒有任何實權。她真正管得到的,恐怕只有多年前創辦的一個基金會。該會於1950年8月15日改名為中國福利會,主要從事婦女兒童福利工作。她將自己獲得的斯大林和平獎金全數捐贈給它。
57年5月中旬,毛決定從整風轉為反右,除通報黨內最高層劉`周`鄧等幾位之外,也向極個別黨外‘民主人士'打招呼。
據當時任職於《人民日報》的王若水回憶:
在六月以前,由於對‘雙百方針'的廣泛宣傳,大家都已接受了。現在突然又來這麼一個大轉彎,許多人思想不通。我記得有一天胡喬木來到報社,指示反右派宣傳。他坐在會議桌的一頭,開始的話就是:‘這次反右派是個考驗。郭老擁護,宋慶齡就不支持。主席說,他們兩人的表現就不一樣。。。'(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明報出版社,2002年,538頁)
不過,她畢竟是國內外矚目的孫中山夫人,又是所謂國民黨左派的頭面人物,毛還是給她面子。當年11月7日,蘇聯紀念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她被列入毛親率的中共代表團,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並在大會主席團位置就座。九年後的文革之初,周恩來親自列出要保護的十三名‘高級民主人士'名單,宋列首位,獲毛批准。當時她已喬遷北京,得保無虞。
可是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就遭紅衛兵肆意破壞,石碑被推倒,連骸骨也被挖掘出來,實行‘暴屍'。後雖得周恩來干預迅即重修墓地,但其心靈創傷仍難以平復。所以,當毛派江青來看望她,‘向她解釋"文化大革命"'時,聽著‘江青自命不凡地一個勁吹捧紅衛兵',她‘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談話,說道:"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弄得江青下不了臺。(《宋慶齡全傳》,432頁)
1967年元旦,劉少奇實際已被打倒。宋仍吩咐,跟往常一樣,向劉的‘幾個孩子送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並親自簽上"宋媽媽"的名字。'工作人員提醒她:‘現在送這個合適嗎?'她很不以為然地說:‘有什麼不合適?越是這種時候我越是要送。'(同上,435頁)
當劉在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被‘永遠開除出黨'後,宋‘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少奇同志很好嘛,對革命有功勞。他不是壞人,為什麼要打倒他?""對劉少奇這樣的老革命家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呢?"義憤之情,溢於言表。'(同上,436頁)
另據有關記述,此前她就曾寫信給毛,為劉說項,稱劉無大過,應予解脫,以早日結束亂哄哄的局面。毛回信斷然拒絕,信中竟連劉的姓名也不提,只說‘個別人的問題很複雜,一時說不清楚。'她此舉使毛甚為惱火,一怒之下毛吩咐周說,你去告訴老太太(指宋--張注),她不高興留下的話,要去美國,香港,去哪都行。周深知此乃毛一時氣話,並未轉達。次日毛覺不妥,急召周問曰:你告訴老太太了嗎?周佯裝糊塗答稱:因事忙,此事未及辦理。毛說:那就算了。
劉死後直至1972年,宋名義上仍與董必武並列為‘國家副主席',代行‘國家主席'職務,但再不就國事‘說三道四'。然而,其心中憤懣並未消解,終於在毛嗚呼哀哉`文革結束後噴湧而出。她致函中共最高層,痛斥其建政後種種倒行逆施,表達心中的不滿。對這樣一位享譽國際的耋耄老婦義正詞嚴的詰責,當局也實在無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非但如此,出於統戰需要,四年後,當宋病危時還演出了一幕快速‘接納'其‘入黨申請'的活劇,並突擊授予她‘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稱號。
1926年4月16日,即孫中山先生逝世五個月後,宋慶齡曾致函她在美國的好友‘阿莉'(亞歷山大德拉。曼。斯利普),表示自己將‘投身我丈夫畢生的事業,就是實現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可惜,努力奮鬥55年,到81年5月29日她以88歲的高齡辭世的時候,‘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遠未能實現。幾年之後,海峽彼岸倒是開始了民主進程,而大陸則至今仍不見‘共和'即民主的影子,有的是‘中華(共)黨國'而非‘真正的中華民國'。
不過,可以告慰宋慶齡先生的是: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依然被國人銘記。孫先生當年的奮鬥目標---‘中國之自由平等',最終必將在神州大地完全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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