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人張榮坤打通上海權貴之門

他被上海權貴們親昵地成為"小蘇州"

1月9日報導張榮坤不過是蘇州的一個窮孩子，但最後卻能在大上海翻雲覆雨，空手拿到上海各個高速建設幾十億的股權，一躍成為上海公路大王。他旗下公司能突然運作幾十億的資金，這些資金差不多來自上海社保基金和銀行貸款。他讓上海政要、國企高管及民企富豪近30人牽涉其中，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亦由此落馬。從寂寂無聞的小職員起步，張榮坤15年間步步鑽營，以過人的逢迎手段漸次接近高層，織起一張上達官場顯貴、下聯市場作手的龐大網路，無他，打通權貴之門，六字而已。他憑藉著與上海權貴們的交往，編織了自己超級權貴資本圖譜。

張榮坤最早遇到的貴人--韓國璋與韓方河(上海電氣負責人，由此結識了上海灘權貴們) 張榮坤發家依靠的兩個賓館--蘇州東山賓館和上海西郊賓館，都是上海政要出入之地，他在那裡結識了達官顯貴。

2007年最後一週，一場暴雪將吉林省松原市的氣溫壓至零下10度，而上海社保案核心人物張榮坤案在此開庭，卻使這個位於黑、吉、內蒙古交界的邊陲小城驟然升溫。

2007年12月27日上午，張榮坤案一審在松原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這是張榮坤案發500多個日夜之後，再次現身公眾視線。

被告席上的張榮坤，褪卻了"慈善狀元"、"公路大王"等光環，神態不失沉穩。狹小的主審法庭被控辯雙方佔滿，張榮坤始終不曾回頭。參與旁聽的30餘人只能通過隔壁法庭的轉播屏幕，看到一個孤獨而富態的背影。

松原市檢察院、吉林省檢察院共同組成案件公訴方，張榮坤及其控制的上海沸點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沸點投資）、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下稱福禧投資）成為本案個人和單位被告，福禧投資出資人周衛明、投資總監張軍、董事兼運營總監王永德則同案被訴。

上述四名被告人和兩家被告單位一共被控五宗罪：沸點投資、福禧投資、張榮坤涉嫌單位行賄共計2913.6113萬元，沸點投資、張榮坤涉嫌對公司人員行賄170萬元，兩項行賄總金額高達3083萬餘元；沸點投資、張榮坤涉嫌操縱證券市場罪，福禧投資、張榮坤、王永德、張軍涉嫌欺詐發行債券罪，沸點投資、張榮坤、王永德、周衛明涉嫌虛報註冊資本罪。

多達11人的豪華律師團為被告提供辯護，其中張榮坤及公司聘請了五名律師。四名被告的家屬各獲得三張旁聽證，張榮坤之妻張櫻作為本案證人，並未獲准入庭。

由於五項罪名的事實部分並無爭議，加之張榮坤基本認罪且無立功表現，原計畫至少四天的庭審兩天即匆匆結束。控辯雙方僅就虛報註冊資本罪、操縱股票價格罪的定性程度，在最後半天展開了兩輪辯論。

截至《財經》發稿時，案件宣判尚未有期。

張榮坤受審，意味著震動世人的上海社保案及隨之而來的大審判漸近終局。

上海社保風暴降臨於2006年夏。當年7月5日，中央紀委會同國家審計署等有關部門，對上海市社保局違規運營社保基金問題展開核查；7月17日，原上海市社保局局長祝均一被"雙規"；因涉嫌欺詐發行債券罪，次日凌晨，在位於上海西郊賓館4號的住所裡，張榮坤被公安部證券犯罪偵查局上海分局採取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此後，社保案波及上海政要、國企高管及民企富豪近30人，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亦由此落馬。

2007年國慶節前夕，上海社保案所涉的22人已分別在吉林、安徽、上海三地相繼受審，部分一審或終審已獲判決。繼張榮坤案開庭之後，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原上海市長寧區區長陳超賢、原上海房地局副局長殷國元、原上海申能集團副總經理王維工，亦將分別在天津點擊查看天津及更多城市天氣預報、安徽和上海等地審查起訴。

雖然大審判未到終局，但核心人物張榮坤所面臨的司法指控，以及此前對社保案受賄方的系列判決，已清晰勾勒出一個多重利益交匯的腐敗聯盟。

居於權錢交易網中樞的張榮坤，是人們注目的焦點。2000年之前，張榮坤大體上不過是在蘇州、南京點擊查看南京及更多城市天氣預報創業的年輕商人一名，小有成功，但影響力偏於一隅。2000年後，張榮坤轉戰上海，轉瞬間崛起為長袖善舞、樂善好施的一代青年富豪。先則撬動數十億國有資金，連番坐莊股市；次則依托高速公路建設，坐致百億元社保資金與銀行貸款，大肆染指金融、地產和上市公司。一個異地年輕商人，何以在上海灘收穫驚人功業？無他，打通權貴之門，六字而已。

然而，區區六字，談何容易。從寂寂無聞的小職員起步，張榮坤15年間步步鑽營，以過人的逢迎手段漸次接近高層，織起一張上達官場顯貴、下聯市場作手的龐大網路，僅已訴諸司法的賄款金額就達3000萬元之巨。打通權貴之門，豈是幸得！

前傳：1992-1999

小商人

初嘗來得快的錢的滋味

張榮坤出身寒微。

蘇州城內上塘街，一個石庫門大宅院裡，曾居住著蘇州百貨公司的14戶職工。1973年10月3日，張榮坤便出生在這裡。父親是返城知青，家境清貧；與其同歲的妻子張櫻住在不遠處的義慈巷16號，她家對面就是兩人的初中母校蘇州市第五中學。

張榮坤的正式教育早在1992年就已結束。他從蘇州市第十一中學高中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蘇州三山期貨公司的經紀人。據他向調查人員提交的簡歷顯示，此時張榮坤只有18歲。

剛剛走入社會的年輕人張榮坤別無憑藉，但其機靈已經給人們留下印象。"善於經營人脈，思路非常靈活。"一位熟人回憶。

1992年，蘇州市科委下屬進修學院舉辦了一個對外經濟培訓班，講課者為上海各名牌大學教授，學生則為本地三資企業、大型國企的高管。張榮坤請託多方爭取到了旁聽機會。對於一位剛剛還是中學生的18歲年輕人來說，這確是不常有的遠見。

期貨經紀人生涯非常短暫，在太湖度假區的工作則更短。不晚於1993年，20歲的張榮坤迫不及待地開始創業。

周衛明比張榮坤大兩歲有餘，兩人合夥在蘇州當時最大商場人民商場租下一個服裝櫃臺。周既是張榮坤的第一個合夥人，也是日後張最親密的追隨者。他出任張氏旗下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直至2006年7月27日因涉嫌虛報註冊資本罪被監視居住，此次一起走上被告席。

當年11月，張榮坤參與組建蘇州惠丹尼時裝公司（下稱惠丹尼），這是他實際運作的第一家企業。惠丹尼主營服裝、皮具，規模很小。50萬元註冊資金由龍努西服廠劃撥，後者是蘇州市人民警察學校的校辦企業。

惠丹尼公司實行經理負責制，20歲的張榮坤任經營經理。工商登記資料顯示，惠丹尼開業僅一年就被註銷，但此後張榮坤仍以其名在外活動。

做服裝小商人辛辛苦苦掙利潤，不是年輕人張榮坤志向所在。據他案發後的供述材料，1994年間，他已涉足期貨交易。在蘇州商品交易所炒期貨，"賺了幾百萬元"。自此之後，只有來得快的錢，才能引起張榮坤的興趣。

1995年7月，蘇州恆旭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蘇州恆旭）成立。公司註冊資金150萬元，其中惠丹尼出資76.5萬元，佔51%；張榮坤個人出資73.5萬，佔49%。除服裝外，新增房產裝飾、建材銷售等業務。

事實上，蘇州恆旭是張榮坤投資的操作平臺。到了1997年左右轉進股市，規模已近千萬元。

儘管張榮坤日後身陷囹圄時，謙稱此時"規模很小"，無家世、無背景的年輕人下海四年有此收穫已屬不易，但張榮坤志不止此。

老同學張櫻此時已經與張榮坤走到了一起。張櫻在惠丹尼公司長期任職，並出任張榮坤多家公司股東或法定代表人。兩人最終於2003年完婚。

在公司員工看來，張榮坤儀錶堂堂，有年輕人少見的沉穩，張櫻身高一米七，挑染短髮，作風幹練。夫妻兩人恩愛有加，即使開會之時，張榮坤也會不經意間喊出"櫻櫻"這樣的昵稱。

張櫻有親和力，有足夠的謹慎與組織能力--她精密地管理著為丈夫及公司辯護的五名律師，用不同的電話號碼與其聯絡，並限制彼此的溝通與聯繫。2007年12月29日，《財經》記者與其共進早餐時有過短暫交流，略見其對公司及家族的控制力。

張榮坤受押期間亦向律師傳話："現在只有她會救我，也只有她能救我。""小蘇州"

張榮坤躬逢其會，迎來送往，得以結交上檔次的有力人士，漸漸在上海政商界中有了"小蘇州"之名

不止一位知情人士向《財經》記者介紹，張榮坤日後躍出蘇州一隅的關鍵，就在太湖邊上的東山賓館。

東山賓館是一座五星級標準的國賓館，位於蘇州東山鎮，背山面湖，風景絕佳。1994年開業時，太湖度假區獲批為首批國家級旅遊度假區才兩年，東山賓館人跡尚稀，一度成為上海政府官員及國企高層常去的度假和會務之所。

東山賓館系屬國有，關於張榮坤在此間的角色有多種說法。一種說法稱，張榮坤承包了賓館；一種說法稱。其掛名副總經理，主要為東山賓館推銷客房和會務。不論哪種說法更接近事實，東山賓館都成為張榮坤發揮逢迎與結交才能的第一個重要場所。

東山賓館其後與張榮坤合資成立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尚農亦在兩家相關公司中擔任董事，可為張榮坤在東山賓館如魚得水的側證。

滬上冠蓋雲集此地，張榮坤則躬逢其會，迎來送往，得以結交上檔次的有力人士，漸漸地，上海政商界中有了"小蘇州"之名。

熟悉上海話的人知道，以籍貫前加"小"字命人，在上海人中，是對外地年輕人相當親呢的褒獎之詞，意謂靈活能幹。有此稱呼，張榮坤日後在上海的發達已有門逕可窺。

韓國璋與韓方河，便是在此期間與張相識。韓國璋其時雖不居顯官，但在由機電系統整合而成的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擔任辦公室主任等職，上海人脈甚熟。事實上，陳良宇等上海多位黨政高層，均出身於上海機電系統。韓國璋曾在1998年間患病，張榮坤得訊後驅車數百裡往探，兩人從此交情深厚。

韓方河當時任職於上海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正參與籌建華安基金。二韓是小學同學，彼此甚為熟悉。

近十年以後，兩人均因上海社保案落馬。其時，韓國璋任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副總裁，韓方河任華安基金總經理。前者因受賄600餘萬元，被處無期徒刑；後者因受賄400餘萬元，被處以18年有期徒刑。

驅車探病之外，當年二韓與張還因何交情深厚，已緲不可考。而張榮坤案發後的審訊筆錄，亦未著墨於東山賓館一節。

"二韓不僅日後協助張榮坤獲得資金，而且還介紹張榮坤認識了大批上海政商兩界人士。"張榮坤的一位辯護律師對《財經》記者說。

韓國璋本人稱，曾介紹韓方河、王成明（案發前為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董事長，曾任原上海廣電(集團)有限公司總裁）、王國雄（案發前已退休，曾任上海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和祝均一（案發前為上海社保局局長）相識。

數年後張榮坤得意上海灘，在政商圈中遍撒金條，其中部分金條，即經由韓國璋之手散出。建立、穩固並擴展這種灰色關係，正是張榮坤的長項。

1998年前後，通過韓國璋引薦，張榮坤結識了秦裕--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副市長陳良宇的秘書。因受賄682萬元，秦裕於2007年12月終審，被判處無期徒刑，賄款中即有39.9萬餘元來自張榮坤。

1997年到1999年，張榮坤關係網初就，生意規模有所擴大。1997年11月，他以蘇州恆旭與東山賓館合資組建江蘇東山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東山實業），註冊資本3000萬元，其中蘇州恆旭佔股55%，張榮坤自任董事長。

一位當時與他有過業務往來的蘇州人士表示，在蘇州生意人的圈子裡，張榮坤已小有名氣--"做得比較大、過手的錢比較多"，大家資金週轉不靈找他借錢，往往出手豪爽。

此時的張榮坤在上海已有布局。1997年12月，他註冊了上海同創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同創企業），同期也借前華東師大教師秦裕之力，就讀華東師大在職研究生。但張榮坤大舉進入上海，則要到兩年多以後的2000年。

南京插曲

"實業來錢太慢。"張榮坤說

介乎東山賓館階段與2000年轉進上海之間的，是一段原因不明且最終無疾而終的短暫插曲。

1999年，張榮坤轉戰南京，旗下東山實業與蘇州吳江富豪蔣學明的東方控股集團各自出資1500萬元，在南京註冊成立了江蘇兩江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兩江實業）。

蔣學明比張榮坤大十餘歲，其名下的江蘇東方控股集團脫胎於當地一家大型服裝企業。張榮坤與蔣學明的正式合作為時甚短，但兩人此後各自的發展軌跡卻相當接近：蔣學明坐莊泰山石油（深圳點擊查看深圳及更多城市天氣預報交易所代碼：000554），收購安徽省合巢蕪高速公路。

先股市後公路，很難說是誰在複製誰的投資主意，亦或，這正是政商關係深厚者當時不約而同的選擇。

不難在張榮坤的南京布局中讀出"東山賓館模式"--兩江實業選址於南京市北極閣1號。

此地原為宋子文公館，始建於1933年宋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時期，由兩幢掩映在雞籠山深處的小別墅組成，內部中西合璧、富麗堂皇。此前，其中一幢別墅被作為江蘇省委招待所，專門接待高官；另一幢則被兩江實業租下，直到張榮坤案發後被政府收回。

名義上，兩江實業經營範圍橫跨"國內貿易，實業投資，製造加工服裝和銷售，計算機網路的設計以及施工"，但接近該公司的人士透露，主要業務就是炒股，此外便是承擔各種接待業務，公司員工則經常在南京市面尋找奇珍異石。據張榮坤供述，其在南京時炒股資金規模已經增加至約7000萬元，不過其中有部分是從證券公司獲得的配比資金。

張榮坤曾有意在南京大有作為。昔日的一位合作夥伴告訴《財經》記者，張榮坤名下有數家公司落戶南京，其中包括主營軟體業務的南京藍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禧福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與日後聞名的"福禧"公司字面正好相反）、江蘇惠民堂藥業有限公司等，多為投資實業的公司。

但是，在這些公司籌備落成之後，張榮坤便對打理實業投資喪失興趣。"慢慢地就不再回覆我們的匯報了，"一位當時的下屬說。

"實業來錢太慢。"這位下屬轉述張榮坤對南京實業投資的評價。工商登記資料亦顯示，上述南京公司均慘淡經營。張榮坤在南京的一大收穫，是其後期重要助手王永德於此時加盟。

王永德生於1970年12月，畢業於清華大學，曾為上海滬中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合夥人；隨張再入滬後，出任福禧投資董事、運營總監兼董秘。

2006年12月19日，王永德被捕。此番受審，他被控"欺詐發行債券"以及"虛報註冊資本"兩項罪名。

到了2000年底，張榮坤已決意全面轉向上海。此時，張經營多時的上海政商關係有了突破性進展。

年輕的張榮坤已有了七年商人生涯，自身長處與短處、喜好與嫌惡瞭然。上海灘十里洋場，一場不可能預想得到的大富貴在等待著他。上海風云：2000-2006

大莊家

初戰海欣股份雖敗，但有力者對張榮坤的信心與支持不僅未動搖，反而升級

在上海虹橋開發區和古北商圈，緊鄰虹橋國際機場，坐落著滬上最大的花園別墅式國賓館上海西郊賓館。這裡早年主要用於招待高級幹部，至今仍是上海權力與地位的象徵。張榮坤入滬即租住此間豪華別墅，依稀可見東山賓館－北極閣的起家路數。

就是在這裡，張榮坤六次向時任上海市主要領導秘書的王維工行賄，他在上海官場關係的飛躍亦自此始。

通過秦裕等人的渠道，2000年間，張榮坤與時任上海市主要領導秘書的王維工結下私交。此後多年，王維工成為張榮坤政商經營最重要的恩主之一，亦是受其賄賂金額最大之官員。

張榮坤固交有術，出手豪綽，前後行賄王維工財物933.25萬元，除六次在西郊賓館，其餘八次發生在2002年王維工調任北京點擊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氣預報之後。14次行賄始於2001年9月，終於2006年6月，即上海社保案案發前一月。

張榮坤麾下28輛豪華轎車隨時待命。司機們在此有專用的臥室，待遇不壞，但隨時都要工作。張行蹤不定，睡覺很晚，談判到凌晨3點是常事。張榮坤蘇州時代的朋友和下屬也都薈萃此間。周衛民、瀋嘉健、時文綺等心腹舊人均掌握實權。其中，"時文綺很少能見到"，一位工作人員說。

"很難見到"時文綺，是因為她操盤海欣股份坐莊。這是張榮坤入滬的第一場大陣仗，也是他到終局也未能扳回的一次大失敗。

其實，2000年底坐莊海欣股份（上海交易所代碼：600851）時，無論是格局還是規模，張榮坤地利人和具備，擁有此前無法想像的便利。

好朋友、華安基金總經理韓方河動議，相互配合 "集中操作"海欣股份。該股此時已是華安基金重倉股。韓方河與海欣股份董事長袁永林相熟，並引見給張榮坤，三方聯手：利用華安基金重倉優勢，由張吸納華安基金的股份，同步拉升股價，再由韓安排旗下基金與張倒倉，承接張拋出的股票。期間，袁永林掌握上市公司，適時披露利好，甚至不惜在報表上炮製虛假利潤，以求配合。

有關司法會計檢驗報告顯示，張榮坤通過同創企業、沸點投資、新天財務、工業新創、高速廣告、茂祥投資、兩江實業、祥恆貿易、興廣實業、廣泰電子、蘇新發展等公司，在83個證券公司營業部開設了135個資金賬戶，下挂13843個賬戶進行操作。

此時的張榮坤，調動資金的能力已非往日可比。2000年間，經由韓國璋介紹，張與上海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上工投）原總經理王國雄及原上海廣電(集團)有限公司總裁王成明相識，再經有力者施以關鍵的推動，來自兩集團的資金源源而來。

以上工投為例。最初雙方採用委託理財的方式，由上工投在原三峽證券（後經重組遷址並更名為亞洲證券，最終於2005年5月被華泰證券託管）上海瑞金一路營業部開戶，委託張榮坤一方負責該公司賬戶內資金的證券買賣和資金劃轉。後者許諾的回報率為8%－9%，一般還款週期是八個月。2000年－2001年期間，共有16筆、總計17億元資金以此方式流向張實際控制的公司同創企業、沸點投資、新天財務。

本是"天衣無縫"的內幕交易，卻難抵2001年下半年開始的大熊市。很快，張榮坤發現自己陷入了陷阱：儘管你可以隨意控制價格，但你找不到買家。另一方面，循環委託理財許諾高額回報，產生沈重的運作成本。只有吸引更多的資金注入，才能維持這個遊戲。這是在熊市中擊跨了以"德隆系"為代表的幾乎所有"集中持股"型莊家的陷阱。年輕人張榮坤未能倖免。

2001年7月5日，大量海欣股份股票被高位拋出，韓方河讓張榮坤"頂住"，張榮坤一日內砸入2.7億元。"接貨接到手軟，負責操作的時文綺當時都哭了。"張榮坤在供述中說。

張榮坤隨即從江蘇找來操盤名家、斯威特總裁嚴曉群，親自坐鎮大戶室操盤。在嚴氏操盤的一年間，大舉震倉、分倉，但事與願違，期末張的持倉量不減反增。數年之後，一代莊家陷入了屬於自己的絕境。2005年9月開始，嚴曉群主持的斯威特系被爆資金危機，並深陷多宗股權糾紛。旗下上市公司*ST滬科（上海交易所代碼：600608）原董事長張傑涉嫌挪用資金1.7億元已被送上法庭，嚴曉群則另行處理。

比幾乎所有莊家都要幸運的，是張榮坤資金源源不絕。這既是因為支持者力度足夠，也與張本人的行事風格不無關係。上工投早期17億元資金，大多如期還本付息，偶有延遲亦不過數日。王國雄及上工投財務主管李易曾均參與炒作股票，在熊市中自然損手損腳。張榮坤即令手下往兩人親屬的股票資金賬戶中分別打入500萬元。兩人自然心中有數。

上工投資金供給惟恐不周，到了後期，乾脆與張榮坤旗下公司合資成立上工新創公司，由張持股52%。此後上工投的資金作為投資直接打入上工新創，再進入股市。

直到2006年夏案發，上工投和上廣電累計給張提供的資金超過40億元。上工投的資金主要來自於企業資金、政府撥款以及銀行貸款，而上廣電提供給張榮坤的資金主要來自於當年增發所得。除上工投和上廣電的融資，張榮坤之後幾年陸續又從海欣股份、上海社保局、上海路橋、嘉金高速等處拉來資金。

海欣股份做莊慘敗，始終未能翻身。2004年-2005年間，張、韓、袁等人多方設計解套，包括找其他基金接盤、收購美國上市公司，以及資產注入之類的方案，都因不具操作性而不了了之。

2003年到2004年間，張榮坤還斥資1.65億元，入股華安基金，獲20%的股份。

其時證券市場低迷，華安基金幾方券商股東急於套現，復星集團和工商銀行等有意進入；倘成為現實，海欣股份之事將暴露無遺。身為華安基金總經理，韓方河以辭職相抗。為求自保，他拉來了同樣有資金陷入海欣股份的上工投、上廣電，再加上張榮坤老關係上海電氣，與張榮坤一起各持20%華安基金股權，海欣股份之事方未穿幫。

根據起訴書所稱，2000年12月8日，張榮坤所持海欣股份僅佔流通股的0.17%；到 2006年7月21日，已佔到流通股的70.16%。其中，在2005年12月15日達到最高點，為72.44%。如果計入華安基金旗下涉及的七隻基金所持倉位，至案發時，莊家方面控制海欣流通股達89.54%，2005年7月28日最高點甚至達97.85%。

"徹底陷入了海欣股份這個吸水黑洞。"張榮坤事後回憶說。不過，張榮坤炒股所拆借的資金，基本按期歸還，信譽尚佳，內幕交易的合作方個人亦獲厚賄。為張提供炒股資金的王國雄及上工投財務總監李易增，因受賄罪分別被判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5年；韓方河受賄400萬元及操縱證券價格，獲刑18年；海欣股份袁永林受賄100萬元及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獲刑8年。

以委託理財模式撬動國有資金坐莊股市，構成了張榮坤向官商過渡的重要轉折，過往的人際逢迎由此轉變為真實的利益聯盟。張榮坤初戰海欣股份雖敗，但過程中表現出"忠實""誠信""可靠"的一面。有力者對他的信心與支持不僅未動搖，反而升級。

前後數十億坐莊股市，以資源動員能力計，張榮坤已可算是上海灘當時有數的"隱形"富豪；當此之時，高人指路，要他改換路數，高調出場，攀附另一條通向更高端政治資源的"終南捷徑"--慈善捐贈。

慈善狀元

外來者張榮坤一舉確定了慈善揚名的入滬方略，更深諳曲逕通幽的攀附要訣

"對我來說，捐個一百萬，不過意味著今年少換一輛車，少買一套房。"2001年初，張榮坤在上海市慈善基金會舉辦的捐贈活動上出手200萬元、拿下上海民營企業慈善捐贈"狀元"，然後以外省年輕富豪姿態出場，有如此說。其時，上海私營企業尚處於財不露白的低調狀態，外來者張榮坤一舉確定了慈善揚名的入滬方略，更深諳曲逕通幽的攀附要訣。

由於坐莊海欣股份，2001年，張榮坤只是小試慈善牛刀。待到2002年深陷股市泥沼、不得不轉換獵取目標直指滬上高速公路時，張榮坤捐贈數字如火山噴發，一舉躍入千萬級別。

2004年12月，張榮坤入選中華慈善總會評選的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百位慈善人士。評選公示材料稱，張榮坤十多年來，累計向社會各界捐款3227萬元。其實，幾乎全部捐贈額，均發生在張榮坤入滬以後，特別是在2002年染指上海路橋股份以後。

一則《解放日報》2003年初的消息則稱，張榮坤"近年來"共向市慈善基金會捐贈了2250 余萬元。上海大通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報告顯示，張榮坤2002年以福禧投資名義對外捐贈額高達2706萬元，以至於企業竟虧損486萬元。根據胡潤中國大陸慈善家2004年排行榜，張榮坤以2003年捐贈900萬元名列第31位。

到了2004和2005年度，張榮坤捐贈勢頭有增無減，分別為2400萬元和3800萬元（據胡潤中國慈善家排行榜）。截至2006年夏天案發前，張榮坤出現在媒體聚光燈前的時機，無一例外地與慈善捐贈及公年初益活動有關。

與出手凌厲的捐贈相隨，是這位外來商人滬上社會地位的節節高升。早在2001年，張榮坤就成為上海長寧區工商聯常委。同年7月，上海市人大、市工商聯負責人到長寧區民營企業調研，"重點探訪沸點投資的融資問題"。2002年5月，張榮坤成為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名譽副會長；7月，再任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副會長；8月，又任上海公共關係協會名譽會長。此外，張榮坤還曾榮獲上海市"慈善之星"、民政部先進個人等多項政府嘉獎。

起訴書稱，2004年，在秦裕的幫助下，張榮坤獲得"全國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榮譽稱號。這是中央統戰部、發改委、人事部、國家工商總局、全國工商聯設立的一個針對非公經濟人士的國家級獎項。與張榮坤同批獲獎的，還有王均瑤、郭廣昌等滬上知名企業家。

張榮坤所獲最顯赫地位，當屬2002年間以29歲之身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常委等職務。有意思的是，因為要掩蓋資望太淺而竄升太快，張榮坤將自己在全國政協委員簡歷上的出生時間改到了1968年，比自己身份證上的實際年齡大了足足五歲！

以全國政協委員之身往來京滬，張榮坤自然將關係網織到了北京，行賄王維工就有八次發生在這裡。其他布局亦已啟動。

2004年-2005年間，張榮坤投資約 4億元參與中國再保險集團重組。包括投資1.968億擁有中國財產再保險公司11.03％的股權，投資1.68億持有中國人壽再保險公司10％的股權，投資2000萬元持有中再資產管理公司9.9％的股權，投資1545萬元持有中國保險報業公司15％的股權。

在此期間，張就讀北大光華管理學院EMBA項目，再現當年入滬先入學的一幕。2006年3月，福禧投資還在銀行間市場發行10億元短期融資券，成為第一家發行短券的民營企業。

與張榮坤同為政協委員、青聯常委的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亦在任內獲張贈送10餘萬元現金，並因此落馬，最終因重婚罪受刑。這一款項雖以禮金而非賄金論處，但張氏在全國政協委員、青聯常委平台上廣結善緣，可見一斑。

不過，張榮坤在北京的發展並未充分展開。與2000年底決心入滬不同，此次他並未決心北上。直至垮臺，他的重心始終在上海。

"公路大王"

2002年1月，王維工邀請了時任上海市市長陳良宇與張榮坤一起用餐。張榮坤請陳良宇在收購上海路橋一事中予以關照，陳當即表示支持

早期動用國有資金炒股，張榮坤雖然長袖善舞卻也一直低調。至2001年熊市難起，他於次年春天又以上海"公路大王"身份橫空出世，格外高調起來。

此前半年，張榮坤經韓國璋結識時任上海城投總公司（下稱上海城投）高層，瞭解到上海城投有一條公路要"處理"。城投方面稱已與浙江方面談判，但也歡迎有實力的江蘇企業加入競爭。

這條要"處理"的公路，即指上海城投下屬上海路橋發展公司所持的滬杭高速上海段經營權。

張榮坤志在必得，並動用了競爭者無法企及的高層關係。

"2002年1月，福禧投資（為）收購上海路橋，請王維工幫助。王維工邀請了時任上海市市長陳良宇與張榮坤一起用餐，張榮坤請陳良宇關照，陳良宇當即表示支持。"

起訴書中的這段細節，為張榮坤上海發展的最大轉折"畫龍點睛"。由於張此前在人脈和慈善兩方面的充分鋪墊，陳良宇此時的表態亦顯得"水到渠成"。這頓飯之後，其他各路競爭者紛紛鎩羽而歸，其中就包括來自北京的華聞控股；其當家人王政由此決心與上海本地勢力結盟，最終亦於上海社保案中折戟。

同年2月，張榮坤成立福禧投資，由沸點投資、南京禧福、自然人時文綺、瀋嘉健為股東，註冊資本5億元（後增資至10億元）。

2002年3月26日，在上海市政府一號貴賓廳，市政府秘書長姜斯憲主持了上海路橋發展公司股權轉讓協議的簽字儀式，陳良宇出席，相關委辦局領導也悉數到場，場面極為盛大。

《股權轉讓協議》確認，上海城市投資建設開發總公司將所持有的99.35%路橋公司的股權，以人民幣32.07億元轉讓給福禧投資。後者支付現金10.15億元，承擔原上海城投對上海路橋21.92億元的長期借款擔保責任，並負責借款本息償還。有關收購款項，則可於2002年分三次支付。

消息震動業界，此前藉藉無名的張榮坤和成立方才一月的福禧投資，自此成為公眾視野中的"公路大王"。

根據上海市技術產權交易相關指標，上海路橋轉讓前評估總資產37億元，負債總額為23.3億元，所有者權益（淨資產）為13.7億元，按照福禧投資股權計算，對應資產價值也在13.6億元。

案件起訴書稱："此筆交易實際支付10.15億元，獲得了最低價值13.36億元的上海路橋股權。陳良宇違反決策程序，在沒有充分論證和評估的情況下，擅自決定將上海城投總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橋公司99.35%股權轉讓給福禧投資。"

張榮坤在這宗交易上獲利，絕不僅限於價格上的些許優惠。福禧投資實際上用槓桿收購方式，將滬杭高速上海段30年經營權納入囊中。

公路項目還有一層重要的意義，就是鏈接張榮坤在股市黑洞中幾乎斷裂的資金鏈。

2002年8月，福禧投資再從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獲得100億元本外幣融資額度，用於基礎設施建設。資料顯示，福禧當年即從工行獲得短貸6億元。

張榮坤10億元收購款的另一來源，則正是上海社保資金。起訴書稱，2002年夏，經韓國璋、韓方河介紹，張榮坤認識了時任上海社保局局長的祝均一。當年10月，張榮坤就從上海社保局處拿到了第一筆2億元的借款，並"按約定給予祝均一、韓國璋、韓方河回報"。

2003年3月20日，上述所貸2億元被存入亞洲證券上海常德路營業部，隨後以張櫻、周衛明、時文綺的名義開出三張本票，共計1.7億元，以股東增資名義轉入沸點驗資賬戶，欺騙工商行政部門使公司注資達到2億元。在此過程中，王永德負責資金調度，周衛明負責辦理具體的驗資、增資手續。由此案涉虛報註冊資本罪。

此後，張榮坤以高速公路為融資工具，又累計拆借34.5億元的社保資金，並引發社保大案。此為後話，但其獲地方高層支持得手路橋股權在前，謀取社保資金在後，當屬無疑。超級權貴資本

相比其他權貴資本，張榮坤更有銀行貸款和社保資金一明一暗兩條融資渠道，槓桿率大為提高

知情人士稱，2002年張榮坤收購上海路橋，確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向民營資本開放的政策背景--"王維工、秦裕等人根據高層的意思，讓張榮坤等人首批運作，並在政策和資金上予以協助。因為當時先知先覺者已領會到有關政策，可以在這個領域做些嘗試。"

起訴書提到，時任上海市長陳良宇秘書的秦裕，對福禧投資取得滬杭高速經營權、嘉金高速BOT項目提供了幫助。

上述政策信息，在2001年12月原國家計委頒布的《關於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中已然透露。文件首次提出："逐步放寬投資領域。除國家有特殊規定的以外，凡是鼓勵和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領域，均鼓勵和允許民間投資進入"。

在實行優惠政策的投資領域，其優惠政策對民間投資同樣適用；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以獨資、合作、聯營、參股、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經營性的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項目建設。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參與供水、污水和垃圾處理、道路、橋樑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同期，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布《關於進一步服務全國擴大對內開放若干政策的意見》，明確規定，來滬投資企業參與"一城九鎮"城鎮基礎設施與公共設施的建設和經營，享受有關優惠政策。

開放政策之前，國內公路歷來以國營主體"貸款修路，收費還貸" 的模式建設，在引進外資和民資的背景下，便發展出相應的BOT和TOT模式。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轉讓方式，是指政府將一個基礎設施項目的特許權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許期內負責項目設計、融資、建設和運營，並回收成本、償還債務、賺取利潤，特許期結束後將項目所有權移交政府。

TOT方式則是將現有已建成的設施轉讓給投資者，國營主體收回資金投入新的建設。這一模式一般不涉及項目的建設過程，避開了BOT方式在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各種風險和矛盾，如建設成本超支、工程停建或者不能正常運營、現金流量不足以償還債務等。有些項目可能需要進行技術改造，但同新建項目相比，風險和矛盾有所降低。

但事與願違。在高速公路"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政策實施過程中，由於地方政府強勢干預，黑箱操作，公開公平競爭環境難以形成，"民營化"實驗迅即成為官商勾結的場所，高速公路或同類大型公共基建項目演變為權貴資本融資工具，案例頻發，教訓深刻。

本世紀以來，各地公路經營權轉讓頻現內幕交易。賤賣問題之外，一些民營業者挪用建設資金，虛增建設成本，最終收買政府官員延長公路收費年限。2006年11月，交通部下文，要求各地政府在國家新的《收費公路權益轉讓辦法》頒布實施之前，暫停還貸公路收費權益轉讓，而新的《辦法》遷延一年，至今並未出臺。

上述政策的現實困境，在張榮坤握有的兩條上海高速公路上體現得甚為典型。收購上海路橋，實為TOT模式。由於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為已建成公路，資產負債比例也達到了70％的銀行政策線，因此張榮坤只能以改擴雙向四車道為由，每年向工行申請約五六億元規模的短貸。

作為上海市重點工程的嘉金高速，實為BOT項目。就在上海路橋轉讓當年，張榮坤借道上海工投，實際控制了新建項目嘉金高速。按2002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對嘉金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成立的批文，公司註冊資本為12億元，其中上工投、上工新創、南京禧福的出資為4︰3︰3。其貌似國有控股民營參股，但上工新創為張氏控股，嘉金高速從開始便掌握在張榮坤手中。

截至2006年2月9日（最後一次工商變更），嘉金高速註冊資本增至14.72億元，其中，南京禧福維持6000萬元，佔4.08%；福禧投資續增至14.12億元，佔95.92%。

BOT模式的嘉金高速一旦到手，張榮坤迅速打開了大規模銀行貸款的通道。2003年，嘉金高速獲工行17億元短貸，次年轉為27億元長貸，張氏對外投資的大幕就此拉開。

對深諳此道者而言，新建高速公路項目非但可以獲得承建利潤，更關鍵的則是撬動巨額銀行貸款。在多達數年的建設週期中，操盤者可巨額虛增在建工程及庫存，套出建設資金實現對外投資。

相比其他權貴資本，張榮坤更有銀行貸款和社保資金一明一暗兩條融資渠道，槓桿率大為提高。收購上海路橋之初，由於公路經營權已抵押於工行，張榮坤只能以公司股權抵押拆借上海社保資金。據上海社保局當時一份風險報告認為，這種股權抵押模式存在權益不被認定、保證責任無法落實的風險，但祝均一仍為張榮坤大開綠燈。

經法院認定判決，祝均一收受的166萬餘元賄賂中，有131萬元余元來自張榮坤，其中多數是通過妻女以財物方式獲得。

通過上海社保資金隱形融資，張榮坤還得以隱瞞公司負債水平，此次其被指控欺詐發行債券罪，便肇因於此。

2003年之後，張榮坤從兩條高速公路項目挪出短期資金，購買資產後再向社保抵押，資產規模如雪球般滾大。公司總資產由2002年的40.2億元增至2006年6月底的136.22億元，淨資產也由12.47億增至53.13億元。

至案發時，"福禧系"公司對工行上海分行的貸款，貸款餘額為61.34億元，分別源自嘉金高速的27億元長貸、路橋轉讓時承接的20億元長貸，以及多年累增的十多億短貸。對上海社保的貸款，也累積至34.5億元。

三年間的高速擴張中，"福禧系"對外投資分布於金融、地產、基礎設施及上市公司私募投資。其中包括：投資約4億元持有中國財產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人壽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關聯機構的股權；購入華安基金20％股權；對家鄉蘇州投資近9億元，購買滬嘉杭高速20％股權和城區兩幅土地；此外，還在北京、上海各買了約1億元房產。

張榮坤收益最大的一筆對外投資，當數上海電氣赴港上市前的私募入股。在這場交易中，密友韓國璋發揮了重大作用。

老朋友，新交易

有早年官商密友韓國璋、王成明們的主動逢迎，上海電氣案使張氏賬面獲益10餘億元，付出賄金27萬元

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下稱電氣集團），是國內最大的裝備製造業企業集團，也是上海最大的市屬國資企業，2005年銷售收入達到604.9億元。2004年改制香港點擊查看香港及更多城市天氣預報上市的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即上海電氣，香港交易所代碼：2727），則集中了電氣集團核心資產，2005年銷售收入為344億元。

2004年上海電氣改制時，張榮坤早年密友韓國璋已出任電氣集團副總裁。集團董事長王成明也是張的老相識。2000年，張榮坤曾以旗下同創企業公司，代上海廣電(集團)有限公司從旗下上市公司廣電信息（上海交易所代碼：600637）買入持有 800萬股浦發銀行法人股，此時，王成明即任廣電信息董事長。

2004年9月，福禧投資出資10億元，持股10.54％，成為第二大股東，上市後股份攤薄至8.15％，張榮坤亦出任上海電氣副董事長。據韓國璋事後交待，張榮坤所出資金，有9.1億元來自上海電氣方面的借款。

2005年4月28日，上海電氣登陸香港H股市場。以上市時股價計算，張榮坤手上股權已升值至15.8億元－16.7億元人民幣，至社保案發時，這筆股權的市值更高達25億元以上。

針對張榮坤的起訴書還透露，2005年間，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旗下上海集優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碼：2345，下稱上海集優）赴港上市時，張榮坤通過下屬蔣位、張軍註冊東英集團有限公司、貝克科技有限公司、新誠國際有限公司，參與上海集優IPO配售獲利。張榮坤從上海電氣拆借資金數千萬元，在香港炒股賺得1.38億港元。

檢方指控，就借款炒作上海集優事宜，張榮坤向王成明、韓國璋、上海電氣原財務總監徐偉、上海電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管理部原副部長程彥敏共計行賄27.52萬元。

在張榮坤高達3000萬元的賄金中，區區27萬元較之其十億余元盈利幾乎微不足道。接近案情的人士透露，在此過程中，王成明、韓國璋等人，因知曉以"公路大王"身份亮相商場的張榮坤早已今非昔比，背景愈深，遂主動逢迎，故在當時既有夥同張榮坤入股華安基金股份之舉，亦有安排張從上海電氣上市中獲利之行。在對華安基金的收購中，王成明和上工投的王國雄，均為張榮坤和沸點投資的一致行動人。

王成明最終以貪污罪和受賄罪被判死緩，不過他被認定受賄總額21萬元，僅6萬元來自張榮坤；而韓國璋所得610萬餘元賄款，有375萬元來自張榮坤。

罪與罰

張氏被控五宗罪名均非重罪

經歷2003年到2005年的高速擴張後，社保、銀行雙向融資已近百億元的"福禧系"仍感資金壓力。

2006年3月6日，福禧投資在銀行間市場發行10億元一年期短融券，發行利率為3.6％。這是國內首只由民營企業發行的短融券，一度受到基金追捧。

一種分析認為，此時的嘉金高速因建設資金失血過多，工程進展緩慢，原本預計2005年底竣工已無法實現。張榮坤就此籌劃了第三種融資模式。亦有人士稱，張氏坐莊海欣股份數年，2005年隨資本市場進入最低谷，已有10億元賬面虧損需要填補。

無論如何，上海社保案在2006年7月案發，直接導致福禧短融券風險劇增。當年8月21日，該債券的信用評級被上海遠東資信評估公司由A-1降為C級，成為中國第一隻"垃圾債券"。

彼時，"福禧系"主要資產已遭法院凍結，10億元短融券投資者面對償付風險。這也被業內人士普遍看作是中國債券市場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信用危機。

據此次檢方指控，張榮坤及福禧投資投資總監張軍、董事兼運營總監王永德等，"向中介提供了虛擬的2002年-2004年三個年度的審計報告，虛增9億元資本公積金和2005年上半年的報告，隱瞞了福禧投資向上海年金中心借貸30多億元和上海禧天酒店向上海工業投資實業公司借貸4.5億元股權質押的情況"，由此涉嫌欺詐發行債券罪。

2007年3月7日，在各方配合下，主承銷商工商銀行公告稱，福禧融資券如期足額兌付了全部本息，其資金來源則未公開披露。

據《財經》記者瞭解，2006年12月，配合調查的張櫻恢復自由，由其主導出售了公司名下蘇州的高速公路股權以及其他資產，償還了10億元短融券本息。資產售價較原購入價格均無甚溢價。

社保案發至今，各方消息顯示，張榮坤名下資產已近乎清理完畢，但交易細節如司法審判一般秘而不宣。比如，上海路和嘉金高速兩條公路股權據稱已折抵社保基金借款，上海電氣和中再子公司股權已由電氣集團和中再集團各自平價回購。

在百億元權貴資本的光環倏爾褪色之後，本是一介草民的張榮坤正在等待他的罪罰。上海社保案審判接近終局，已產生一個死緩判決，三個無期徒刑的判決，被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權貴十餘人。不過，接近案件的法律人士稱，張氏被控五宗罪名均非重罪，其最終量刑與一干受賄官員動輒無期、死緩的重典，或不可同日而語。

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發，一朝而成的百億元"福禧帝國"一夜傾覆。縱是身經百戰的刑辯律師亦感嘆，這位年僅34歲的資本新貴，18歲出道直至身陷囹圄，15年間過山車般的人生體驗，非常人所能揣度。在這場官商勾結的大戲中扮演樞紐角色，對原本太湖之濱尋常出身的"小蘇州"而言，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張榮坤現在一定已經有了答案。■

[稿源：《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