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發表文章，提出了"替富人說話"的問題，引起熱烈爭論。應該說，替富人說話是個很有意義的話題，只可惜作者在關鍵處語焉不詳，半途而廢。
正像茅於軾所說，毛澤東利用馬克思的剝削理論，鼓動窮人起來剝奪富人。在那時，替富人說話是危險的，甚至是有罪的。敵視富人、剝奪富人的結果並不是達到共同的富裕，而只是造成了普遍的貧窮。可惜作者沒有引出進一步的邏輯結論。我要強調的是，替富人說話，首先就要替在毛澤東時代被打倒被共產的地主富農資本家說話。這就要求中共當局必須承認它先前犯下的錯誤，為昔日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平反，恢復名譽，把原先共去的財產物歸原主，起碼也應該給予適當的物質賠償。
有人說，搞共產是毛澤東時代的事，和現在的政府沒關係。現在的政府既然不再共產，不再迫害地富資本家，也就是說，現任政府既然在實際上早已終止了前任政府的錯誤政策，這也就可以了。
不對。一般來說，後面的政府是否應該為前面的政府所犯下的錯誤承擔責任。這取決於前後任政府彼此之間的關係。如果新政府的權力是從舊政府的手裡直接獲得的，也就是說，新舊政府存在著明顯的繼承關係，那麼，新政府就應當為舊政府的所作所為負責。如果新政府的權力不是直接從舊政府手裡獲得的，而是通過革命打倒舊政府奪來的，或者是通過民主選舉被人民授予的，也就是說，新政府和舊政府在權力上沒有繼承關係，那麼，新政府就可以不對舊政府的行為負責任。
在談到後面的政府為前面的政府認錯道歉時，人們常常會提起前西德總理勃蘭特的故事。勃蘭特總理在1971年訪問波蘭時，在被德國納粹殺害的波蘭人紀念碑前下跪。這一舉動被很多人視為典範。其實認真說來，勃蘭特原本是可以不下跪不道歉的，因為發動世界大戰、迫害猶太人都是納粹政府干的，而納粹政府已經被徹底打垮，戰犯和凶手們已經受到嚴厲的懲罰。罪惡已經得到清算，正義已經得到伸張。勃蘭特本人當年是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是納粹政權的對手，他是通過民主選舉當的總理。勃蘭特政府的權力和納粹政府毫無關係，因此他沒有必要為納粹犯下的罪行下跪道歉。
中國則不然。在中國，雖然政府換了好幾屆，掌權的一直是同一個共產黨。更重要的是，共產黨的權力轉移從來是私相授受，現任政府的權力是直接從前任政府手裡獲得的。後者既然直接繼承了前者的全部權力和全部資產，當然也就繼承了所有的責任和所有的債務。不錯，鄧小平給地富們統統摘了帽子，並且提出了致富光榮的口號。但僅僅這樣做還是很不夠的。過去殺了人整了人搶奪了人家的財產，現在不再殺了不再整了不再搶奪了就算完了嗎？當然不算完。還需要追究施害者的罪責，縱然我們寬恕施害者而不予法律追究，那也必須要求當局給受害者恢復名譽和物質賠償。
這層道理很簡單，但是，許多為當今的富人說話的人卻總是避諱這一點。想來他們是認為，提出為地富資本家平反和給予物質賠償必定是令當局反感的，是不可能被當局採納的。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祇為今天的富人說話，卻不敢為昨天的富人說話，而今天的很多富人正是靠剝奪昨天的富人起家的，那麼我們就不是在為富人說話，而祇是在為強盜說話。事情既是如此清楚，如果我們在如此清楚的事情面前尚且不敢理直氣壯地提出問題併進行義正詞嚴的譴責，那只能使專制政府更加泯滅良知，以為天下人都好糊弄得很，從而在現實中做起惡來更加肆無忌憚。應當看到，在促使專制統治者接受民主改革的諸種動因中，良心發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條；而要讓他們良心發現，就必須大聲提醒他們犯下的罪過，喚起他們的愧疚感，讓他們良心日夜不得安寧，這才能使他們痛下決心改過自新。壞人都是給慣壞的。我們不能再慣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正像茅於軾所說，毛澤東利用馬克思的剝削理論，鼓動窮人起來剝奪富人。在那時，替富人說話是危險的，甚至是有罪的。敵視富人、剝奪富人的結果並不是達到共同的富裕，而只是造成了普遍的貧窮。可惜作者沒有引出進一步的邏輯結論。我要強調的是，替富人說話，首先就要替在毛澤東時代被打倒被共產的地主富農資本家說話。這就要求中共當局必須承認它先前犯下的錯誤，為昔日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平反，恢復名譽，把原先共去的財產物歸原主，起碼也應該給予適當的物質賠償。
有人說，搞共產是毛澤東時代的事，和現在的政府沒關係。現在的政府既然不再共產，不再迫害地富資本家，也就是說，現任政府既然在實際上早已終止了前任政府的錯誤政策，這也就可以了。
不對。一般來說，後面的政府是否應該為前面的政府所犯下的錯誤承擔責任。這取決於前後任政府彼此之間的關係。如果新政府的權力是從舊政府的手裡直接獲得的，也就是說，新舊政府存在著明顯的繼承關係，那麼，新政府就應當為舊政府的所作所為負責。如果新政府的權力不是直接從舊政府手裡獲得的，而是通過革命打倒舊政府奪來的，或者是通過民主選舉被人民授予的，也就是說，新政府和舊政府在權力上沒有繼承關係，那麼，新政府就可以不對舊政府的行為負責任。
在談到後面的政府為前面的政府認錯道歉時，人們常常會提起前西德總理勃蘭特的故事。勃蘭特總理在1971年訪問波蘭時，在被德國納粹殺害的波蘭人紀念碑前下跪。這一舉動被很多人視為典範。其實認真說來，勃蘭特原本是可以不下跪不道歉的，因為發動世界大戰、迫害猶太人都是納粹政府干的，而納粹政府已經被徹底打垮，戰犯和凶手們已經受到嚴厲的懲罰。罪惡已經得到清算，正義已經得到伸張。勃蘭特本人當年是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是納粹政權的對手，他是通過民主選舉當的總理。勃蘭特政府的權力和納粹政府毫無關係，因此他沒有必要為納粹犯下的罪行下跪道歉。
中國則不然。在中國，雖然政府換了好幾屆，掌權的一直是同一個共產黨。更重要的是，共產黨的權力轉移從來是私相授受，現任政府的權力是直接從前任政府手裡獲得的。後者既然直接繼承了前者的全部權力和全部資產，當然也就繼承了所有的責任和所有的債務。不錯，鄧小平給地富們統統摘了帽子，並且提出了致富光榮的口號。但僅僅這樣做還是很不夠的。過去殺了人整了人搶奪了人家的財產，現在不再殺了不再整了不再搶奪了就算完了嗎？當然不算完。還需要追究施害者的罪責，縱然我們寬恕施害者而不予法律追究，那也必須要求當局給受害者恢復名譽和物質賠償。
這層道理很簡單，但是，許多為當今的富人說話的人卻總是避諱這一點。想來他們是認為，提出為地富資本家平反和給予物質賠償必定是令當局反感的，是不可能被當局採納的。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祇為今天的富人說話，卻不敢為昨天的富人說話，而今天的很多富人正是靠剝奪昨天的富人起家的，那麼我們就不是在為富人說話，而祇是在為強盜說話。事情既是如此清楚，如果我們在如此清楚的事情面前尚且不敢理直氣壯地提出問題併進行義正詞嚴的譴責，那只能使專制政府更加泯滅良知，以為天下人都好糊弄得很，從而在現實中做起惡來更加肆無忌憚。應當看到，在促使專制統治者接受民主改革的諸種動因中，良心發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條；而要讓他們良心發現，就必須大聲提醒他們犯下的罪過，喚起他們的愧疚感，讓他們良心日夜不得安寧，這才能使他們痛下決心改過自新。壞人都是給慣壞的。我們不能再慣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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