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個偏激亂世的重臨


赤柬頭子喬森潘被捕,三十年前的種族滅絕案,清算終於有期。好好一個國家,推翻"殖民統治"之後,由民族主義政權上臺,只為了一種偏激的信仰,屠殺了本國一百萬人口。赤柬第一號人物波布死前毫無悔意,告訴記者,如果有第二次選擇,他還會這樣做。二十世紀是偏激的時代。

世紀初歐洲的抽象畫派和達達主義作品,已經在暗示一個不安時代的降臨。十月革命和納粹德國,是在歐洲交替迸發的兩大偏激病毒,兩者都以慷慨激昂的理想訴諸情緒的極端,一個要建立人人絕對平等的烏托邦,一個要建立日耳曼的頂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兩大偏激病毒的火拼,其一慘勝,留存下來,另一種被征服,裝進棺材,加幾口釘子,但今日新法西斯的幽靈還在歐洲若隱若現。赤柬是倖存的那種偏激病毒的遺傳,散播到東南亞,瘟情越演越瘋狂──幾個在法國留學的高棉知識份子,為了一種激越的"理想",不惜把他們的民族做最殘酷的實驗,去過金邊的赤柬罪惡展覽館的遊人,都難以忘懷噩夢般的骷髏展覽。

赤柬幾個頭子,無法殺戮一半人口,他們的指示須要無數劊子手執行。在參觀赤柬罪惡展覽館的時候,最令人狐疑的,是人性的一個盲點──把嬰兒向牆壁上摔得頭迸漿烈、剖開婦女的腹腔,往自己的同胞的後腦鑽螺絲,這些劊子手與死難者毫不相識,如何下得了手?

答案也許在南非一位黑人民權領袖比庫(Biko)的名言。比庫說:暴政之所以建立,往往不因為暴君,問題出在被壓迫的人身上。時機成熟時,奴臣演變為打手,時機再成熟的時候,打手蛻化為劊子手,他們先受到偏激思想的自我洗腦,繼而在一種虛無的信仰之下自我催眠,首先說服自己:自己在"替天行道",今天的屠戮,是必要的手段,為了清洗一個罪惡的世界,建立一個潔淨的天堂。在極端滋生的社會,必先相信他們的國家需要一位"強人"來領導。"強人"崛起,"魅力"顛倒,全國像了魔一樣,盲目追求這位偉大領袖的神諭。

希特拉以德國的最高領袖(Fhrer)自居,從此這個字只限他一人稱號。希特拉專權的時候,舉國上下的文武官員,都認為自己在為一項神聖的事業而無私奉獻。當權力的各階層完成此一自我催眠,魔咒由上而下,層層延伸,誰有不從的,即自動成為異類,為了免成屠戮的對象,最基本的生存法則,是令自己也成為劊子手,尋找周圍最方便的屠戮對象,滅族的罪行,有如核彈的核裂變反應的原理,當理想化為仇恨,仇恨迅速裂變,血腥無限蔓延,指顧之間,屠殺就是慈善,戰爭即是和平,血腥就是博愛,撒旦就是上帝。赤柬得勢,高棉人民絲毫不反抗,任由殺戮,因為其文化影響。在高棉古老的傳說之中,相信末日降臨之際,將有一群從天而降的天兵,穿黑衣君臨世間,此一傳說,與澳洲土著的信仰相似──澳洲土著相信世界末日之際,天神重臨人間,他們的臉孔是白色的,因此白人登陸澳洲,土著畏若神明,不像北美洲的印第安紅人一樣奮力反抗。

赤柬穿黑衣,頸系紅巾,訴諸高棉人民的神話心理心層,令他們接受"命運"安排。國際政治也很現實,當赤柬中出現了一個叛徒的洪森,像吳三桂一樣迎接越南侵略軍,幫助越南推翻赤柬政權,只因為越南的幕後勢力是蘇聯,中、英、美和歐洲,都紛紛支持流亡赤柬,拒不承認洪森的新政府,成為國際分擔恥辱的一頁。

赤柬在一九七五年"執政",一九七八年覆沒,其時香港正逢麥理浩的經濟起飛;廉政公署確立了權威,九年免費育推行,居者有其屋的計畫開動,香港的下一代在海外留學,紛紛回流,在工業和文化創意產業都協力開創了一個盛世。香港電影出現了新浪潮,香港電視劇集在東南亞開拓了跨國的市場,就在那個今天有許多人咬牙切齒詛咒的"殖民統治"時代,香港的宗主國,在倫敦有一個古老的民主議會監督,每年都有國會的議員代表團來香港視察。

打開電視機,香港人看見柬埔寨如何在"文革"病毒的變種之下淪為煉獄,在兩個鐘頭的飛行航程之內,柬埔寨的華僑成千上萬死在屠刀之下,我們愛莫能助,反而能參加"見聞會社"的旅行團,今天遊星馬,明天覽日本,過豐衣足食,創作才華迸發的黃金日子。赤柬餘孽的就捕,提醒香港的新一代:偏激的病毒,原來曾經距離香港僅箭步之遙。不要以為太平盛世是生活的常態,董建華先生就曾經呼籲港人要居安思危,保持憂患感。愛惜我們長久享有的自由和法治,必須抵制偏激的思想,偏激來自當初自我洗腦而催生的仇恨,而仇恨永遠不能締造和諧。聖誕節快到了,普天同慶,正是以基督的仁愛抵制偏激的仇恨,當年高棉舉國的浩劫,也許因為他們相信民族神話黑衣天神的君臨歸降,而聽不見從雪地遠處傳來的鹿車鈴聲。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本文留言

作者陶傑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