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後，汪兆鈞先生發出的兩封致中共國領導人的公開信，猶如死氣沉沉的茫茫暗夜中浮現於地平線的的兩道魚肚 白，似乎昭告了中國希望曙光的即將來臨；前兩封公開信，以二十年來大陸公開呼籲信所罕有的力度、深度、和體系，展現了汪兆鈞這位社會精英人士巨大的道德勇 氣和不俗的政治智慧。然而，正當我為汪信所感染、所鼓舞的時候，汪先生發出的第三封公開信--《中國社會和諧改革的倡議書》，確然讓我感受到了深深的隱憂，因為這第三封公開信，表露了汪兆鈞先生的一種傾向：他仍然在期盼一個"好人"、"聖人"，他把希望寄託在胡錦濤、江澤民等中共寡頭身上，希望他們在他的呼籲下良心發現、主動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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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敬佩汪先生的熱情和耐心，但不能不沉痛地指出：這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汪先生想通過上書說理陳情的方式打動邪惡的獨裁者，促使其主動悔改，完全是一種鄉願，這是根本行不通的。汪兆鈞先生的第三封公開信，就帶有明顯的鄉願情結。
什麼是鄉願？"鄉願"源於春秋時期，本意是指表面忠厚、實則八面玲瓏、趨炎附勢的為人處世做法，發展到今天，"鄉願"已經有了廣泛的含義，既可以指那種不講原則、各方討好的"好好先生"做派，也可以指以某種統治者所悅納的姿態（包括說討好的話），以求統治者接受自己主張的做法。汪兆鈞鈞先生是二十年來第一位公開站出來要求自由民主化的中共國政協官員，難能可貴，當然不屬於"好好先生"之類，他的前兩封公開信較為全面地揭示了中共建國後的歷史罪行和當今的弊政，對中共一黨專製作了勇敢的公開否定，並且大聲呼喚葉利欽的出現，這實屬大智大勇的大手筆！但是汪兆鈞鈞先生在其第三封信中，卻從前兩封信的立場上悄然後退，並且為取悅統治者說了一些並非客觀公正的話。
汪兆鈞在信中說："當我的公開信發表以後,有個大城市的青年問我: "是否應當舉行示威遊行?" 我堅決加以否定: "不能!"
為什麼不能遊行示威？汪兆鈞說：
" 因為遊行、示威, 在當前的中國顯然不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有效方式。如果再拌隨著與警察的對抗, 燒警車等, 那簡直是在自戕民主力量,並給社會帶來災難和傷痕! 我鼓勵他們的是用和緩理智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恰恰應當體現的是: 這是多數人的訴求! 是多數人的願望和意志! 那麼應當用顏色來加以表達和體現! 這大大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識和素質，又使最高領導瞭解社情民意。"
不能不說，汪兆鈞否定遊行示威是毫無道理的，因為包括遊行示威的自由權利，與言論、結社、集會、信仰等方面自由權利一道，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只要中共的暴政不停止，民眾就有權舉行遊行示威！更何況，中共國的憲法也規定了人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權利。因此，遊行示威合法合理，不可否定，這，在中共專制暴政變本加厲尤其無可否定！君不見當今全國各地的上訪人群，冒著軍警的鐵拳棍棒，不屈不撓地靜坐聚集喊冤，他們實際上就已經在拚命實踐著遊行示威的天賦人權，這些人幾乎都是被暴政逼出來的，他們已經無路可退、無可奈何，而且仍然沒有採用暴力抗爭，好些訪民寧可自殺，也不敢對政府暴力相向，我們能用"和緩理智"否定民眾的上訪行為嗎？
汪兆鈞在信中擔心民眾遊行示威會與"警察的對抗"、"燒警車"...從而" 給社會帶來災難和傷痕"，這樣的惡果並非出於遊行示威本身，而是出於專制統治者粗暴地踐踏人權、對和平遊行示動輒殘暴鎮壓，在中國尤其如此。由於長期的專制統治歷史，中國民族比起世界其他民族，是非常欠缺反抗精神的愚民和順民，和世界上許多民族相比，中國老百姓本來就不太敢於遊行示威，八九年北京大屠殺後對遊行行示威更加危懼，現在中國發生越來越多的街頭聚集抗爭（含遊行示威），幾乎全是因為中共政府逼人太甚、忍無可忍造成的；而且，中國老百姓向來怕官，，如果不是警察胡作非為欺人太甚，中國民眾很少有敢於燒警車、與警察對抗的，我們不難從近年來發生的群體事件中看到這個特點。近十八年來無數起群體事件也表明：群體事件主要是"官逼民反"，而解決群體事件的主要問題出在統治者胡作非為、軍警濫用暴力身上。
因此，汪兆鈞先生不去擔心統治者胡作非為、軍警濫用暴力，而是擔心遊行民眾"警察的對抗"、"燒警車"，不能不說偏離了中國當今的現實情況。
再則，和平遊行示威是當今絕大多數國家都認可、都容許的理性的訴求方式，汪先生卻認為不是"和緩理智"的方式，這不能不說是站在專制統治者的立場上說話，有違客觀公正精神。
顯然，汪先生是想通過說一些取悅中共統治者的話以促成其讓步、主動推行政治改革、結束暴政、實現自由民主。這完全是一種鄉願的做法。
二、政治鬥爭是實力的較量，鄉願求不來進步，兼析汪信第三封的失策之處；
討好統治者以求統治者讓步是鄉願，廣義的鄉願，也包括沒有政治勢力作後盾的、一廂情願的政治訴求。
鄉願上書的做法，不僅在兩千年的中國歷史上沒有一例成功的例子，在西方歷史上也鮮有成功的例子：
就中國的例子，遠的不說，宋代以來，上書勸統治者改過而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辛棄疾上書失敗了、海瑞上書失敗了、魏源上書失敗了、康有為和梁啟超上書失敗了、孫中山給權臣李鴻章上書也失敗了，絕望之下，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終終於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就外國的例子，近代以來，英屬北美殖民地（美國的前身）代表傑斐遜等人給英王上書失敗了、俄國改良派給沙皇上書失敗了、甘地向英國女王上書也失敗了...最終，滿清還是在武昌起義的打擊下傾覆、美國還得通過獨立戰爭才獲得了獨立、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打擊和印度獨立運動的壓力下才被迫終止了對印度的殖民統治......
為什麼鄉願訴求求不來統治者的讓步？這是由政治鬥爭的本質決定的：政治鬥爭，雖然也有道德成分、受道德的影響，但歸根結底是利益的爭奪；道德雖然能夠影響利益爭奪的結果，但直接決定利益的爭奪結果（政治鬥爭勝負）的是實力，因此，政治鬥爭歸根結底是實力的競爭。只有具備實力，才能給統治者帶來威脅和壓力，從而迫使統治者讓步。這從歷史上可以看出：康梁、孫中山、傑斐遜、俄國改良派、甘地給統治者上書都失敗了，滿清還是在武昌起義的打擊下傾覆、美國還得通過獨立戰爭才獲得了獨立、沙皇專制被二月革命推翻、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沈重打擊和印度獨立運動的壓力下才被迫終止了對印度的殖民統治......可見，要想達成政治訴求，最終得靠實力說話。
一般來說，統治者是否讓步的問題是個利益問題，而不是理念問題，由於中共意識形態早已破滅，中共統治者是否讓步的問題就更是個赤裸裸的利益問題。統治者的讓步意味著部分既得利益的喪失，專制統治者的讓步則可能意味著特權的喪失，從人的心理規律來說，幾乎所有的人都想取得更大利益、而絕不願放棄到手的任何利益，除非不放棄到手的利益，會對自己造成更大的損害。江澤民、胡錦濤及所有專制統治者除了據有既得利益外，還有特權的巨大快感，因此他們更加頑固、更加難以說服、更加不可理喻。因此，如果沒有強大的壓力，光靠沒有政治實力作後盾的陳情說理，是根本不可能打動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共統治者的。
事實也正是如此，汪兆鈞先生的公開信也沒能打動江澤民或胡溫：前兩封公開信發出後，中共當局不僅沒有任何善意的回應，汪兆鈞在國內還隨即遭到封殺，他原先的博客被刪除、國內的媒體和網站都拒絕刊登他的任何言論、"汪兆鈞"三個字也與"六四"等字一道，被列網路搜索的 "敏感字"黑名單...
汪兆鈞不能打動中共統治者的原因正在於他的訴求沒有政治實力作後盾：汪兆鈞僅僅是地方政協的一個常委，其地位和政治能量與江澤民、胡錦濤等人差距懸殊，因此他的要求無法挑戰中共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假如發出那三封公開信的人是溫家寶，江澤民、胡錦濤等人必然驚慌失措，因為溫家寶地位和政治能量，使得這種"叛逆"舉動能夠對江澤民、胡錦濤嚴重威脅。
汪兆鈞之所以沒有政治實力作後盾，不僅僅因為他政治地位的低下，而且因為他身後沒有國內民眾的公開支持：公開信發出後，中國國內並沒有如一些評論者樂觀預測那樣形成廣泛的跟進局面，一個月來，國內外跟進者僅有前新華社分社副社長李普、商人鄭存柱和南京師範大學教師郭泉三人，其中李普雖然在職時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他是退休已久的八旬老人，離職已久，社會關係已經冷卻，因此他在國內不具備大的影響力；郭泉的知名度不高，也沒有大的社會影響力；鄭存柱身在美國，他對國內的影響力就更加微不足道。由於形成不了廣泛的跟進局面，所以汪兆鈞就沒有政治實力，汪信的訴求雖然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支持，但沒有眾多的人公開站出來支持，就不會有政治能量。汪兆鈞的訴求，也就是沒有政治實力作後盾的訴求。
而且，汪兆鈞第三封信的鄉願傾向，進一步削弱了自己潛在的政治實力。在第三封信中，汪兆鈞明顯地從第二封信呼喚葉利欽的立場上後退，否定民眾示威遊行的意義、期待江澤民、胡錦濤、曾慶紅自我悔改、主動讓步，並且對加入對中共頭子溢美的不實之詞...這樣的言語固然為中共統治者喜聞樂見，但也會使汪本人轉而為統治者所輕看。汪兆鈞在前兩封信中呼喚葉利欽，導致自己在國內被消音，但中共出人意料地迄今不敢加以人身迫害，這就說明海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使得中共深懷顧忌，這個時候即使不宜進一步"激進"，也應該守住原先的立場--呼喚葉利欽，號召人民上街支持、保衛中國的葉利欽，但汪兆鈞卻主動放棄有利陣地，開始否定遊行示威的意義，甚至為取悅中共領導人說一些不實之詞，這不能不說是自損威望，也打擊了海外輿論的支持熱情。
比如，江澤民的統治明明是停滯僵化、腐敗叢生、乏善可陳的十多年，汪兆鈞卻說"成績是不小"的；江澤民發起的對法輪功的鎮壓明明是故意犯罪，汪兆鈞卻將之歸於"錯誤"。說出這樣的不實之詞不能不說是自損威望。當然，汪先生說這樣的話很可能是為了自保，但是以這種鄉願的方式求自保是不明智的。
即使為了安全考慮，從策略上說，汪兆鈞這樣的鄉願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中共向來欺軟怕硬，汪兆鈞呼喚葉利欽而中共不敢抓他，不是因為中共容許呼喚葉利欽，而是因為汪兆鈞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支持，中共憚於國際壓力。汪兆鈞如果想要安全，就應該樹立自己的更大威望；要樹立自己的更大威望，就不要輕易地從先前的正確立場上撤退，這樣才能獲取國際社會更大的支持。
從爭取自由民主的策略上說，汪兆鈞在第三封信中對遊行示威的否定是完全錯誤的。遊行示威的抗爭方式今天沒有過時，在最先進的美國沒有過時，在亟待爭取政治文明的中國它更沒有過時...遊行示威是表達民眾意願訴求的生動有效的途徑、其社會影響力、視覺衝擊力、理念的感染和傳播效果，是包括網際網路、手機簡訊等一切訴求手段無法比擬的，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氣勢宏大、能夠阻斷交通，甚至阻斷國家政權的運轉，它給統治者帶來的震撼和巨大壓力是除武裝反叛以外的手段所無法無可比擬的。1989年五月中旬，北京上百萬遊行示威民眾，曾經導致中共政權前所未有的癱瘓整整一個星期。因此，放棄了遊行示威的權利，也就放棄了顏色革命成功的希望。只要不會造成遊行集會，中共的統治者決不會害怕汪兆鈞提出的"發手機簡訊"、穿藍衣服等等新新手段，且不說中共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封鎖過濾手機簡訊技術，就是任你再多的手機簡訊，也發不倒一個政權，而汪兆鈞提出的比遊行示威"更好的辦法"--全民穿藍衣服以表達人民意願，這在現實中也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儘管汪兆鈞先生發出的第三封公開信帶有以上缺點，我們也不應該對他求全責備：一個有著數百萬家產的中共國地方政協常委，在一個連上訪申冤都要鎮壓的國家裡，能夠超脫既得利益和各種利害關係，發出解體專制政權公開信，這已經是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英勇義舉！
汪兆鈞與高智晟先生一樣，是民族的脊樑、中國的良心！汪兆鈞的第一、二封公開信，展現了兩千多年中華民族所罕有的高貴的獨立人格，在中國人普遍愚昧、麻木、冷漠的當今，這種高貴人格的出人意料地閃現，昭告了中國人心未死、民族生機猶存，像汪兆鈞這種高貴人格只要一絲尚存，中國的未來就仍然存留著某種希望。
我衷心地祝願汪兆鈞先生一路走好，一路平安。
三、當前爭取自由民主的最佳策略
未來的希望雖然閃現，但現實的道路卻是曲折的、泥濘的：汪兆鈞公開信發出後，並沒有打開令人樂觀的新局面。公開信發出後，缺乏後繼跟進的局面反映了當前中國民眾麻木、愚昧的整體狀況，說明瞭當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的時機仍為成熟。要在中國發動顏色革命，看來非要等到中國社會發生了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或戰爭這樣的突發事件不可。
在當前形勢下，要使中共的統治者作出重大讓步，非得有強大的壓力不可。在顏色革命到來之前如何形成這樣的強大壓力？進而如何讓這樣的強大壓力促成顏色革命時機的早日成熟？最近"右派"在美國向中共的司法索賠一事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思路：
最近，一部分移居美國的中國右派人士，成立右派受迫害者聯盟，向美國法院起訴中共，要求集體賠償受害的右派及其家屬，目前索賠案進展順利，越來越多的右派人士加入到索賠隊伍。美籍資深經濟分析人士草庵居士指出：中共將九千億中共國外匯儲備存放在美國，右派集體索賠案一旦立案開審，美國法院隨時有權凍結中共國外匯儲備，而一旦外匯儲備被凍結，中共國的金融體系及經濟將會崩潰，從而導致中共垮臺。
中共現在雖然竭力遮蓋反右歷史，但因為其八十年代已經承認反右是冤假錯案，且索賠訴訟屬民事訴訟，因而沒有沒有審理事實的需要，只是判決賠償多少。草庵居士指出：依照美國以往集體索賠案例經驗，右派的索賠案勝訴的可能性極大，美國的多個著名律師，也為中共將九千億中共國外匯儲備所吸引，渴望獲取天價的律師費回報，而積極地遊走、出謀獻策、躍躍欲試。因此，中共的統治面臨著右派集體索賠的嚴重威脅。草庵居士還透露：面對右派突如其來的訴訟，中共極為震驚，據專門為此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慌忙出動國安、統戰等各路人馬出錢安撫、分化籠絡，企圖瓦解集體訴訟......
法輪功完全可以借鑒右派集體索賠的方式。法輪功反迫害八年來，顯示了不屈不撓爭取信仰自由的意志，其在海外起訴迫害者和講真相活動，也對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但是應該看到，對法輪功的迫害，並不僅僅是江澤民、羅干、周永康、劉京、薄熙來等人的個人行為，而是中共整個政黨的罪行，對法輪功的迫害是整個體制的迫害，因此法輪功不僅應該起訴江澤民等個人，還應該起訴中國共產黨。刑事起訴迫害者，因為江澤民等迫害者不可能到庭，而無法追究其罪責。如果僅侷限於刑事起訴江澤民等迫害者，固然能夠阻斷江澤民等人的出國之路，並不能對中共在國內的統治造成巨大的壓力，因而不能結束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因為中共=/=江澤民，中共可以更換領導人，江澤民就是現在死去，中共依然存在，迫害依然存在。由於鎮壓法輪功已經是整個中共體制行為，因此，忠於共產黨的胡錦濤上臺後仍然繼續鎮壓法輪功至今，除非在國內的統治受到威脅，否則胡錦濤決不可能停止迫害。
因此，法輪功下一步的最佳策略是向右派學習，把中共告上美國法院，要求美國法院凍結中共在美資產，賠償所有受迫害的修煉者。法輪功有充足的理由和證據向中共索賠，因為如同當年"反右"一樣，中共政府對法輪功的鎮壓完全是政治迫害。
什麼是政治迫害？政治迫害就是一國的行政當局違反該國憲法、法律程序、法律條款，或者根據一些侵犯人權的惡法，剝奪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
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不僅嚴重侵犯侵犯人權，也違背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所有法律和法律程序。
中國國內廣大強迫拆遷、強迫征地的受害者也完全可以秘密組建受迫害團體、派代表到美國把中共告上美國法院，要求美國法院凍結中共在美資產，賠償所有受害者。因為中國國內廣大強迫拆遷、強迫征地的受害者所受的迫害也是政治迫害。儘管他們不是因為參與政治而受害，但是導致他們受害且哭訴無門的是政治原因：中共國沒有獨立司法，而且中共法院現在對拆遷訴訟一律不予立案，這就違背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因此，強迫拆遷、強迫征地的受害者所受的迫害也是政治迫害。
廣大上訪而遭到截訪和中共軍警打壓的民眾同樣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同樣可以秘密組建受迫害團體、派代表導到美國把中共告上美國法院，要求美國法院凍結中共在美資產，賠償所有受害者。因為中共政府截防、打壓上訪者，完全違背了中共國的《憲法》，中共政府打壓訪民依據的 2005年《上訪條例》，禁止五人以上信訪，這完全是違憲的條例。
現在廣大強迫拆遷、強迫征地的受害者繼續上訪是毫無希望的、只能繼續受害。有人說："上訪就像受了小鬼的迫害，去找鬼王主持公道。"這個說法非常形象而生動。廣大訪民要討還公道，非得想別的辦法，給中共點顏色看才行。
要是中國受迫害的各個群體採取右派的策略，都到美國把中共告上法庭，掀起集體索賠訴訟，不愁中國顏色革命的時間不很快來臨。
中國的自由民主化，在現在從內部難以打開局面情況下，需要突發事件或一股外力，才能打開通往憲政民主的大門。
曾節明 作於2007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第一次修改於星期四 2007年11月15日中午，第二次修改於星期日 2007年11月18日上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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