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同盟盟員郭泉致胡錦濤、吳邦國公開信

2007-11-14 13:30 ——探討「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

尊敬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二位領袖，您們好！

我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郭泉。中共的十七大會議確立了「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本人就「科學發展」、「和諧社會」兩個主要的方面，寫此信與兩位領袖探討建立「全民福利條件下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的可能性。

1949年以後，中共的歷屆領袖和各級領導，儘管犯過各種大大小小的錯誤，延誤了中國各方面的發展，但是我們還是應該肯定中共的一切政令的初衷都是為了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富強的，對此我不持疑義。
但是，在一黨是否能治理好中國的問題上，我與貴黨持不同政見。雖然，貴黨和我盟以及其他各民主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但是「參政」和「執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兩者的區別不只是位置的問題，而是一種源自對國家對民族負責的歷史使命感，和源於對人民手中的選票的畏懼。這種對選票的畏懼和歷史使命感，才是為人民服務的真正保證。

以下就十八個方面，與兩位領袖探討「全民福利條件下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

一、什麼才是社會主義？

全民福利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社會。整個人類社會，在經濟上就是一個從剩餘價值壟斷到剩餘價值共享的一個過程。

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裏，剩餘價值被其中一個佔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壟斷，在當今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剩餘價值正在從壟斷的一端走向均衡。北歐一些國家的這種趨向均衡的跡象特別明顯。

徹底的、完全的均衡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大多數的剩餘價值作為全民福利分給人民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社會。所以社會主義的特徵是全民福利。

馬克思根據社會財富的所有制和剩餘價值的分配情況，認為在經歷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之後，人類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而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大特徵，就是物質極大豐富，人性極大發揮。

資本主義結束後，由於人們在物質生活和人性認知兩個方面，都還沒有完全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要求，於是必須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特徵也應該是在物質和人性方面具有很明顯的超越資本主義的特徵。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分配方式是在兼顧公平的原則下的按勞分配，至少要達到「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

目前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在按照馬克思設想的路線逐步走向社會主義。他們在接受了多次經濟危機和人道主義危機（對反抗人民的鎮壓）之後，資本主義國家早已開始把剩餘價值的一部分以國家福利和「股份」的方式分配給了國民，使得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社會福利方面，要比目前的中國優越很多。另外，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在財富上實行了相對公平的分配和保障，他們還把執政權利拿出來供社會各界群眾進行競選獲得。儘管各黨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但是從他們的競選中，獲利的是人民。

這一切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性得到了發揮，其具體表現，就是在社會財富的獲取方面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分配公平，在政治實施方面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競選公平。

很顯然，資本主義的特點是財產私有、高福利和多黨競選。那麼，社會主義就是在這三點上的全面完善和改進，使財產所有權更明晰、剩餘價值更多地分配給人民、人民能組織人民的政黨進行多黨競選。

二、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制度，才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目前，很多人無論是政治專業的，還是非政治專業的，一提到政治，他們立即聯想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只是社會財富的管理方式而已，是經濟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

而政治制度是指代表各人民群體的社會不同思想及其黨派的「准入制度」。准許允許不同思想及其黨派進入的政治制度才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下，人民有權選擇不同的思想及其黨派在一定期限內成為執政黨。而專制政治，卻只允許本黨是執政黨，其餘一切政黨只是參政議政黨。

經濟制度，分為民主制度下的經濟制度和專制制度下的經濟制度。民主制度下的經濟制度，有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兩種。專制制度下的經濟制度，有奴隸主義經濟和封建主義經濟。

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就是在產權明晰和剩餘價值更多地分配給人民的經濟前提下，允許代表各階層的人民組建各自的政黨進行多黨競選而獲得執政地位的政治制度。

事實上，民主無論目的還是方式，都是最最簡單的人類行為——「選擇」而已。「選擇」是人類生活中最簡單、最平常的事情。例如，我們為了生存下去，必須解決每日的飲食。我們在菜場購買食物，手裡拿著鈔票，眼裡看著多種多樣的蔬菜或肉品。經過一番比較之後，作出購買行為。這種「持幣選擇」的過程，難道不是民主的持票選擇執政黨的生活影像嗎？

再例如，我們為了種族和家族的繁衍，我們必須談婚論嫁。娶哪位姑娘，嫁哪位郎，這都是一種選擇行為。還有我們考學，無論是入托、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考博、進博士後流動站，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選擇。「選擇」是我們每日最大量的行為方式。只要是人，那麼我們就時刻在進行著對自己有利的選擇。任何人、任何群體的選擇都是「趨利避禍」的。

執政黨的優劣，將影響到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對執政黨的選擇必然也是最慎重的。所以，民主除了政治範疇的意義外，其實也是我們最日常的一種生活方式。

全民福利條件下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就像一個引擎，它用人民手裡的選票產生出一個必須為民眾服務的執政黨。民主有一隻看得見的手，一隻最強有力的手，這就是「選票」。

選票，動態地均衡著各個階層、政黨、群體、道德、利益集團的關係，甚至約束著政治領袖的行事規範。

三、兩黨政治（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民主理論不是西方的專利。

執政黨和在野黨競選輪替的民主理論不是西方的專利，其理論基礎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陰陽學說
現在有一種說法，兩黨理論是西方的東西，而中國一直是有中國國情的，不適用西方的兩黨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權專制才符合中國國情，才是應該受到中國人民頂禮膜拜的唯一統治制度。

就統治而言，一黨只溝通一部分公眾，除了槍炮外，又沒有其餘足夠的渠道，這樣最終的結果是，執政黨溝通不了全部的公眾，其他民主黨派又由於是友黨或投票舉手黨而沒有實際存在意義，這樣就造成了公眾和執政黨的諸多對立，中間許多公權溝通不起來，沒有足夠繁榮的利益溝通機制。

如果有執政黨（規定年限執政），同時還有一個或多個等待被選舉執政的在野黨，就能比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同時，兩黨輪流執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黨的監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會動盪，杜絕了以戰爭形式進行政權更迭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

雖然，這個美麗的計畫是由西方人最先實施起來的，但是，這個美麗的計畫卻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理論奠基的。有陽有陰、「陰陽交相勝」、陰陽才能達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執政黨（陽）而沒有在野黨（陰）的情況，就是只有「陽」的國度、就是不合「陰陽」之道的國家。

可惜的是，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後，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一偉大的思想，立即被強大的專制集權界定為異端思想。歷朝歷代，中國只有執政黨，沒有在野黨。從此，政權更迭只有靠武裝顛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現在，我們不能因為「千百年來秦政而已」，就認為兩黨（陰陽）思想是外來的、西方的思想。我們更不能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陰陽理論在西方生根發芽開花結出豐碩的果實，就拒絕認為兩黨民主思想奠基於我們中國。

因此，兩黨理論不僅是西方的，也是東方的。它屬於人類最優秀的文化遺產。

四、兩黨政治是社會和諧的最有效途徑

社會和諧的根本標誌就是社會各階級的意見能充分交流，最後以投票的方式決定誰向誰妥協。如落敗的一方有意見，那麼就必須重新調整方案，爭取新一輪的多數票。

研究社會和諧以及促進社會和諧的條件，必須把重點放在分岐和共識的根源上。必須認識到，衝突與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而且必須保持平衡的。但是這種平衡，不是靠單方面的宣布，或一方對另一方在言論和身體上的殺戮來實現的。

一個國家社會裏，無論執政者怎麼努力，都是無法消除一切的不公正現象的。各種分歧每日都在產生，其最終形態其實就是人民的滿意程度與執政者施政能力之間的矛盾。

於是，就有一些在野的知識份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人民聲音的代言人。專制國家，是不允許他們出現的，於是就有殺戮，於是就叫專制主義。民主國家裡，他們組成的集團就是在野黨。在野黨和執政黨，從一開始的任務就是力爭代言大多數的民眾，這樣就能在下一輪競選中獲得多數票，其年限是連選連任不得超過8年。

穩定的社會要求衝突或分岐的具體化，以致出現圍繞統治地位的鬥爭、對執政黨的挑戰和執政黨的更替，但是，如果沒有共識，即沒有一種允許對政權進行和平「博弈」，允許「在野黨」批評「執政黨」的決策，允許「執政黨」承認「在野黨」的權利的政治系統，就不可能有社會和諧。

威權主義國家由於只有一個權力中心——執政黨，而沒有其他的團體足以與之抗衡；由於限制民眾組黨、限制民眾辦報，所以民眾的利益就無法避免遭受來自單方面的損害。

這樣的政治單方面掩耳盜鈴式的宣稱的社會和諧，不僅是令人絕望的，而且是沒有意義的。

五、只有當人民手裡真正握有選票的時候，執政黨才可能是真正的公僕

公僕意識的獲得不是因為政客們的思想覺悟高。古羅馬的人民都知道一個道理，其實政客們爭相為人民服務的原因，不是他們的良心發現，而是政客們想要人民手裡的選票。

古羅馬是一個共和國，他們在中國的孔子時代就發明出了民主的政治體制了。共和國國民每人手上都有選票。人民有選票，就會有想參政的富人來求你將選票投與他，他就得為窮人辦事，辦實事，辦得窮人心花都怒放了，選票就給你了，你就可以拿著窮人選票，做執政官，施展你的政治抱負。人民有選票，那些還想繼續做政客的政客們就必須在任期間認真做公僕。否則，人民的選票就不會繼續投給他。這就是古羅馬的偉大！

什麼人願意為人民辦事情，做人民的公僕？人類歷史上只有兩類人在為窮人辦事，甘心做人民的公僕：
一是宗教教徒，他們為了自己的信仰，救苦救難，通過救助貧困者，擴大信仰者，實現自己對神的承諾或獲得心靈的提升。例如：佛教的普度眾生，基督教的榮神益人。

二是需要選票的政治家和他們的政黨以及以他們的政黨為執政黨的政府，他們通過為廣大窮人辦事，獲得選民們的支持，以贏取選票，為自己參政和行政開道。

來自宗教的福祉並不能徹底解決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務，與我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是行政組織。
但是，這些行政組織為什麼會為人民服務？這種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意識，僅僅依賴偉大的思想覺悟是根本無法得到保障的。

公僕意識到底與誰有關？公僕意識到底與什麼有關？答案只有一個，公僕意識與人民手裡的選票有關。如果人民手裡沒有選票，或選票無能，那麼執政官就不會是一個公僕，而一定是一個皇帝或一方諸侯。
沒有民主體制，人民手裡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票，無論行政的優劣都始終是唯一的執政黨，這就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癥結所在。

六、中國的政體必須盡快改為權力來源於人民的、法制公平的憲政國家

我多年研究1949年後的中國政體，發現不只是我一個人對這個政體不滿意，在我之前的，以及在我身邊的許多人也都不滿意。如果僅僅是不滿意，還不算什麼，更嚴重的是，這個政體的很多創建者，後來既是這個政體的守護者和責任者，也是這個政體的受害者。

每當我看到這個政體下的受害者的史實，其受害範圍從黎民百姓到國家主席，我就在想，我們國家的政體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共和國最本質，最核心的東西是什麼呢？應該是民主和法制。而這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體，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

解決的方法其實是存在的，只是執政黨怕自己的統治地位不保而不願意採用罷了。這個辦法就是向美國憲法學習。美國成為超一流強國，靠的就是這個東西，中國要成為一流國家也得靠這個東西。

向美國學習，應該理直氣壯。比美國差，就應該承認我們的不足，特別是在民主憲政方面。回顧一百年來，對中國欺負最少的大國就是美國了。退回庚子賠款，讓中國人到美國留學不說，八年抗戰，美國的援助比蘇聯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與美國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給中國的。美國是第一強國，中國的發展和統一都繞不開美國。世界和平與發展也離不開美國。

中國的政治改革必須向美國的憲政學習，中國的政體必須盡快建成為權力來源於人民的、法制公平的憲政國家，這是孫中山先生的夢想，也是我們當代人的責任。

七、中國的領導人還是得靠人民來選，不能再靠槍桿子和小圈子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制國家，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無一例外都是通過戰爭來實現朝代的更迭的，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質特點。任何一個王朝，哪怕再不會治理國家，都不願意把江山拱手讓人。於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只能通過武裝力量來獲取政權，實現朝代的更迭。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發動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皇帝的家天下。孫中山在革命成功後，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線。

北閥戰爭後，結束軍政統治，百廢待興，國民黨按部就班地實行「訓政」。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榮的時候，日本入侵中國，打掉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國民黨被迫重新實行「軍政」，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

二戰結束後，國民黨立即從「軍政」轉向「訓政」。而此時的共產黨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等民主黨，紛紛要求國民黨實現「憲政」，即多黨競選的民主政治。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先是同意「憲政」，後又認為 「憲政」條件並不成熟。於是中日戰爭後，開始了內戰。最後，共產黨取得勝利。

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沒有人提到「憲政」的問題。1957年，民盟中央的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等領袖曾在共產黨「黨政」八年之際要求實行「憲政」，結果卻被共產黨打成「右派」，更多的民主人士被送入牢獄，迫害致死。從此，民主黨派噤若寒蟬，「憲政」無人敢提。

當然，槍桿子和小圈子，有其歷史的原因，但是，21世紀的中國，顯然不能再繼續這種家天下和黨天下的專制制度了。今後，中國再也不能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了，也不能靠槍桿子維持政權。執政黨是靠老百姓的稅收來維持生活的，你要老百姓養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從民意。

古語說，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未來的國家領導人，應該靠實事求是的本領，靠真理和民心民意來接受人民的選擇，來維持和完善政權。

八、民主制，作為人類最文明的科學管理體制才真正是三個代表

當前，困擾中國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一提到民主制度，馬上人們就把她理解為一種政治制度。其實，民主制是人類最文明的科學管理方法，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和物質財富。無論對經濟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來說，民主制度都是人類生活的最好的管理體系。

首先，我們來看看生產力方面，民主制會選擇最有效的生產方式，使用最有效的生產工具，促進最環保的生態環境。任何專制在生產力面前都無法實行如此美妙的技術控制。沒有民主和法制做保證的市場經濟是根本無法維持下去的，只會是黑幕與腐敗的溫床。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進的生產力。

其次，在文化方面，民主制必然選擇人民最喜愛的文化內容和文化形式，一切反人類的文化，都會遭到唾棄。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進的文化。

第三，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民主制可以在多黨裡實行篩選，選擇能讓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政黨來為人民執政。如果不合適，人民也有權罷免執政黨的執政權力，重新選擇更好的政黨來為人民執政。

民主制還可以消除人民對執政者的情緒化思維。目前在中國到處瀰漫著一種人民對執政黨不滿而無法改變的情緒化思維。國家領導人和議員，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人民手裡的選票一定是投給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及其領袖的。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

民主制，不是革命口號，而是人類社會的最偉大的實踐活動。民主制，代表著最優秀生產力，民主制也代表著最先進文化，民主制更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九、關於經濟和政治的關係，我認為應是「改革開放加民主政體」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目前只實現了一個半。實現的一個是「民族」，實現了半個的是「民生」，還有一個還沒有實現的是「民權」。民生問題，其實就是經濟問題，而民權問題，其實就是政治問題。

孫先生時代的「民族」問題已得到徹底解決，靠的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後的諸多針對滿清的武裝革命。當前中國，解決「民生」問題，靠的是改革開放。雖然民生問題還有很多問題，但是畢竟我們現在的人民生活要比以前好了，路上也沒有隨處可見的餓死凍死的黎民百姓了。說「民生」只解決了一半，是因為其中存在的問題也是巨大的，例如，貧富分化過於懸殊。一部分利用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先富起來的人，根本不想帶動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的生活本該更好些的，但是，由於大量的財富被先富者攫取和霸佔，隨著廠房、醫院、學校、銀行被大量出售，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經不再有可能進一步提高了。但是，人民的民主意識提高了。

現在，中國人民有了一種普遍的覺醒的認識，即對社會制度的不合理與不公平、對理想變成荒唐、幸福變成痛苦的日益覺醒的認識，這種覺醒的認識，標誌著「民權」時代即將到來。

經濟和政治，是社會的兩大最基本元素。政治是為經濟服務的，這種服務不只是促進經濟的發展，也還行使了控制經濟發展的道德方向的權力。在經濟和政治的兩者關係上，當代中國，存在著三種思維的差別。

一是以「經政皆左」思想，他們提出經濟上使用「鳥籠」經濟，反對改革開放，政治上他們主張回到高壓專制時代。

二是以「經右政左」思想，他們認為經濟上應該堅持改革開放，但是政治上主張「溫和的專制」，即不打擊民主思想，但是捍衛一黨專政。

在這裡，我要提出我的「改革開放加民主政體」的思想。我認為，必須堅持改革開放，這是中國能快速追上世界發展潮流的基本前提。同時，在政治上，我主張人民有權根據各自的管理思想組建政黨，人民有權選擇執政黨，並實行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第一種思想無視當代世界的民主潮流。第二種思想無視「大躍進」、「文革」 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他們還忽視了在單一政治的高壓下，最自由的經濟體制都是難有所作為的基本事實。

而我的看法是，凡是既搞市場經濟又搞民主政治的國家都會繁榮富強、社會穩定，例如英美法德意日。凡是既實行市場經濟又搞專制的國家，都走向失敗，成為腐敗的市場經濟，引發社會矛盾動盪不安，拉美、印尼、中國均如此。

所以，必須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加民主政體」的思想。目前，中國正在進行著一場革命與改制的賽跑，不改成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革命就會爆發。清朝末年，革命驟起，雖然有戊戌變法，但是已經來不及了，被革命一舉摧毀。如今中國在政治上並沒有進行任何導向多黨競選民主政治的改革，革命是在所難免的。

十、權力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黨競選才能保證這樣的制衡

如果嚴格按照中國的法律規定行事，人民將比現在幸福很多。但是，看看中國法律的實際執行情況，恐怕我們無法樂觀。其實，中國所有的社會問題，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缺乏權力制衡。一黨執政，恰恰就是取消了權力制衡。

「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權力必須要制衡，否則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個不受制約的權力都會異化成人民的敵人。政黨也是如此，一黨執政，而沒有在野黨，這個執政黨就不會受到制約的。兩個以上的政黨進行競選才能互相監督、相互制衡。

制衡才能遏制權力的濫用。在人民有權選擇執政黨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時代，政黨的利益驅動就是為了獲得執政權，執政黨必須認真履行自己的競選承諾，一心為民服務，爭取連選連任，在野黨千方百計地尋找執政黨的錯誤和漏洞，在公開攻辯執政黨的同時，修整自己的競選綱領，尋求在下一輪競選中勝出。制衡就這樣產生了。任何一個政黨執政時間久了，都會犯錯，多黨競選、政黨輪替才是人民的福祉。
人民總是要選擇對人民最有利的政黨來執政。那些認為人民還沒有素質搞民主的人，其實是把人民當白痴了。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人來為自己服務，這是生活常識，並不需要多少文化素質。

一黨專政即使是天使也會走向邪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澤東執政時代，由於他不受到任何制衡，發動了一系列的整人運動，這些運動造成了中國史上最大的傷亡，從「整風」、「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到「文革」，在其掌權的幾十年中沒有受到任何挑戰和質疑。結果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由此可見，沒有制衡的權力是多麼的可怕，而且沒有制衡的權力除了開始的三、四年，其後的時期一定是破壞性的，這樣的例證不僅在中國，在世界的任何國家都會發生，如前蘇聯、北韓、古巴、前伊拉克等。

制衡除了強化立法、司法對執政者的權力外，還必須要建立輿論的監督權，歷史上很多殘害人民的暴君都是被輿論打倒的，可見輿論的獨立作用是多麼重要。中國的憲法明文規定了言論自由，中國人民應該可以援引這一原則成立民辦的報紙、電臺、電視臺。

十一、兌現半個世紀前的民主承諾，建立多黨競選的民主中國

共產主義是人類最高理想。其終極目標是物質極大豐富，人性極大發揮。我們首先要注意到的是這兩個目標裡，前者是經濟，後者是民主。其次，我們還要注意到這兩個目標不是一般指標性的目標，而是「兩個極大」。從極限的理論我們可以知道，其實，說某目標是極大，其實也就是說，我們永遠在路上。

例如，《大學》開篇第一句話，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其中的「至善」，就是一個極限，於是我們知道，我們的一生就在一條不斷向善的路上。

如何才能使得我們的財富和我們的人性在通向「兩個極大」的路上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這是我們任何一個對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有使命感的人要充分思考的大課題。

從古希臘的城邦民主到當代歐美的多黨民主競選，在人類的這些千百年來的艱苦卓絕的努力追求中，我們看到了不同執政觀念的人民組黨，然後進行多黨民主競選，是人類歷史的主流。只有實施多黨民主競選的國家，人民才能在多黨民主競選中，獲得最大的物質和人性收穫。

人類的生活，也就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層面。這「兩個極大」在此三方面的運用為：

經濟上實行全民福利的經濟政策，讓人人都有生活保障，這樣才能使得大家都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

在政治上實行多黨競選的民主體制，讓各類對國家對民族自認為是最大效力的政治觀點能得到人民的選擇，這樣才能使得人民從各類觀點的競選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在文化上實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民主政策，使得各種文化都能進行充分的辯論和展示，這樣才能使得人民在各種文化中得到思想上的休息、訓練和前進。

全民福利的經濟制度建立起來，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來，多樣化的文化建立起來，這樣整個社會的發展就不是在追求社會的財富和政治的特權，而是追求人自身的發展，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恰恰是共產主義最根本的含義。

那種認為，經濟上我們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而政治、文化上我們搞一黨專制、獨裁統治的思想是極其反動的。我們的確需要發展生產力，但把我們的生存目的僅僅解釋成是發展生產力，把人作為發展生產力的一種資源去加以配置，變成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手段，就已經徹底的背離了人的本質，而把人變成了經濟霸權和專制統治的奴隸。

所以，除了在經濟方面改革開放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多黨民主競選制度。當今中國的所有社會矛盾已經聚焦到當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裡回答黃炎培的那個主題——要不要民主的問題上了。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找到了一個好辦法，那就是民主。」

這個問題在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和共產黨人思考過，但是，他們最後卻更多地擔心他們的執政地位被其他民主黨競選掉，而在1957年發動了慘無人道的「反右運動」，把要求多黨民主競選的民主黨人打成「右派」，無數民主人士被迫害致死。

現在到了共產黨人兌現共產黨人對黃炎培的承諾的時候了，這個兌現雖然遲了半個世紀，但是這個兌現一定會受到人民的擁護的。這個兌現，就是建立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中國。

十二、國民黨已經還權於國民了，共產黨人也應該與人民共選

一般人都知道孫文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和民生（三民主義在社會發展中實際運用的順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權），也知道孫先生還有一個走向民主的「三政路線」是軍政、訓政和憲政，但是，很少有人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思考。

我認為，孫中山的這兩個思維是根本不可分開的，其實質是認為解決民族的問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必須依靠軍政，解決人民的民生問題靠的是訓政（一黨專政），而讓百姓擁有民權，靠的是憲政（多黨競選的民主體制）。

國民黨是靠暴力革命驅除韃虜的，後又用國民革命軍平定了軍閥混戰，所以，這段時間應該屬於軍政。暴力革命，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是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暴力，是沒有辦法而為之的革命行為。

但是，暴力由於其手段與革命對象實施的手段完全一致，且暴力極易產生新的獨裁專制而歷來受到人民的高度警惕，所以孫先生認為，辛亥革命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次暴力。

孫先生認為，未來社會的前進，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憲政，即多黨競選。但是，軍政之後，必然需要恢復因為戰爭而遭受破壞的社會建設，這個時期直接進入憲政，無論經濟條件還是民智條件都是不夠的，於是，在軍政和憲政之間，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孫先生安排了一個訓政步驟。

訓政時期的特點是發展教育、開發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其實是民生的內容了。但是，歷史和中國開了一個殘酷的大玩笑，國民政府的訓政受到來自日本的嚴重破壞。日本人的槍炮打碎了中國人的強國夢。

等到1945年戰爭結束，中國的戰爭資源已經完全耗盡。此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等民主黨派一起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實施憲政。而國民政府認為戰爭剛剛結束，還不夠憲政的時機。與此同時，前線因為受降問題發生國共衝突，最終爆發內戰。

1949年，共產黨顛覆了國民政府，並把國民黨（國民政府的執政黨）驅逐到了臺灣。

國民黨流亡臺灣後，重新走了一遍孫文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政路線」。首先，於1949午5月l9日頒布了戒嚴令，宣布臺灣地區處於戰時動員狀況，實行軍事管制。顯然，這就是軍政。其次，是封鎖大陸消息，嚴禁一切違禁的言論、出版和罷工、遊行等活動。1950年7月，國民黨中常委臨時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改造案》、將一些黨政元老、軍事將領、派系首領排擠出決策圈；全面更換舊有的黨政系統；整肅黨內舊有的派系。黃埔、中統、CC、政學系等皆被清除。同時，國民黨統治集團整頓各級組織，進行黨員登記，發展新黨員，培植起一批擁護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新實力派，建立了蔣氏父子對國民黨的絕對控制權；經濟上進行了財政整頓，改革幣制，穩定物價，同時實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 這就是訓政和民生。

在 1986年 3月國民黨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蔣經國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張，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調整「中央民意機構」、進行「總統」集體接班的部署等等。

1988 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隨之李登輝執掌黨政大權。李登輝在 1990年5月宣布開始「憲政改革」，對舊「法統」進行改造。從1990年至2000年，臺灣當局進行了六次「修憲」，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 「臨時條款」；「總統」由臺灣地區人民直接選舉產生。此舉就是臺灣的憲政。

國民黨最後還權於國民了，共產黨也應該盡早與人民共選。目前的情況是，極少數的先富權貴控制著全社會90%以上的財富。同時，人民還無權與共產黨人共同競選執政黨地位。

事實證明，孫文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政路線是一條適合中國發展的有效道路。

十三、前蘇聯解體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對中國有借鑒作用

一段時期以來，社會上不斷地有人在反思前蘇聯解體的教訓。其實，前蘇聯的解體是人類歷史的進步，是人類社會走向民主的一個環節而已。

前蘇聯是蘇聯共產黨在沙皇俄羅斯時代使用暴力革命建立的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堅持認為共產主義可以在一國先建成，而馬克思卻一直認為共產主義必須在資本主義整體地達到最高級階段以後，再經過暴力或非暴力，全世界一體進入共產主義。

馬克思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建立在大量的社會調查、精確計算和革命實踐的基礎上的。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的兩個特徵是物質極大豐富、人性極大發揮。而這兩個特徵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才可以實現。

但是列寧卻錯誤地認為擊敗俄羅斯沙皇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了，而根本沒有考慮物質是否極大豐富和人性是否極大發揮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也犯了完全相同的錯誤。毛澤東也根本沒有考慮物質和人性的問題，而錯誤地認為只要把國民黨政府推翻，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了。在這一點上，前蘇共和中共犯了同樣的錯誤。

列寧最嚴重的錯誤，就在於他認為只要建立了共產黨政權，就可以發展共產主義經濟，而完全忽略了共產主義經濟是人類歷史全部經濟的積累。毛澤東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列寧在蘇聯搞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毛澤東在中國搞了大躍進。結果是，蘇聯人民造反（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和士兵叛亂），而中國人民餓死。

出現問題之後，列寧立即用新經濟政策取代了戰時共產主義，這就是列寧的偉大之處。他意識到自己錯了，錯在走的太快了，而忘掉了建設共產主義需要物質積累。所以，新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以徵收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列寧的一本書名說出了他對他的錯誤的認識，這本書叫《進一步、退兩步》。

可惜毛澤東並沒有認為大躍進是錯誤的，相反，中國在餓死4000萬人之後，沒隔幾年毛澤東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結果更多的人死於非命。

前蘇聯和中國之所以發生這麼大這麼多的災難，其實歸根結底是因為沒有有效的制衡機制，即在野黨的缺位。事實上，作為在野黨，其神聖職責，就是對執政黨的批評和言說。

列寧死後，斯大林成為一黨專制的主人。他立即廢除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使蘇聯再次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隨後的幾十年，蘇聯和中國分別都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結果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
與此同時，腐敗官員對社會財富的控制卻越來越多。蘇聯各級幹部的特權現象早在一黨專政的開創時期就普遍存在的，二次大戰後逐漸形成為特權階層，享有各種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時期，更形成一個個「官僚氏族集團」，這些集團內部兒女聯姻，官官相護，貪污瀆職，使執政黨與民眾之間隔閡越來越大，民心盡失。人民的積怨越來越來深，直到人民想要讓這個偉大國家變成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國家。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七十餘年之久的蘇聯國旗落下了。

目前，俄羅斯國家在民主體制下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俄羅斯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富裕。 前蘇聯發生的事情，對21世紀的中國是有啟迪作用的。

十四、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區別

中國自古以來就發展出一套很成熟的帝王學問，這就是民本思想。這是維持君王統治的法寶，也是封建專制主義有效對抗民主思想的法寶。

近現代乃至當代，封建專制者為了反對民主體制，而有意誤導人民，稱「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而中國人民錯誤聽信了統治者的洗腦，這種狀況使得中國一直處在專制主義統治下。

民本思想，說白了就是封建君王把自己的極權統治當成是穩定壓倒一切的大事，從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種封建帝王權術。帝王們認為，人民溫飽了，於是就不造反。

早期人類生活資源極其匱乏，人民隨時處在飢謹邊緣，封建帝王的這一用糧食換執政地位穩定的辦法無疑是讓人民吃上飯的好政策，受到人民的愛戴。《尚書五子歌》記載：「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段文字一方面強調了民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重要，體現了對民眾價值的深刻認識，一方面也設定了國家治理的終極目標——「邦寧」，對我國的封建政治產生了千古如斯的影響。

戰國思想家荀子亦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論述。孟子也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勸告統治者重視人民，君與民同憂，同樂。

夯實「民本」這個基礎，政治統治就會穩固，社會就會安定。由於「民本」與政治休戚相關，千百年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一思想一直為政治家所篤信、所力行。

隋末唐初，連年征戰，人煙斷絕，雞犬不聞。唐太宗深知，如果不顧民眾死活，橫徵暴斂，最終必如隋煬帝那樣自食惡果。他說：「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百姓)非國家所有。」（《貞觀政要務農》）他還曾經在《貞觀政要君道》中形象地闡述過這一觀點：「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這些話都明確地表明瞭唐太宗民本思想的本質：如不能「存百姓」，「則兆庶非國家所有」，就不能達到維護正常的統治秩序的目的。

很顯然，民本思想，其本質只是封建帝王的權術而已，其目的在於用糧食維持統治。維持統治古往今來有兩種方式，一是軍事鎮壓，一是經濟誘惑。民本思想，屬於後者。當然，所有的封建帝王都不會放棄軍事鎮壓的方式來維持統治，哪裡有反抗，哪裡就有鎮壓。但是封建帝王也發現，中國人民的反抗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糧食問題。在糧食問題成為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的時候，先吃上飯比「持不同政見」要來得實在些。

與其等到人民因為缺衣少食而造反的時候，帝國再派兵鎮壓，還不如先讓人民吃上飯呢。畢竟吃上了飯還造反的人是少數的。於是，聰明的封建帝王，就開始落實這一思想，並美其名曰：「民本思想」。其實所有的帝王很清楚，這個「本」永遠都是帝國統治的穩定。
帝王的民本思想，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民生問題，但是其目的還是為了維持其專制統治。中國已經進入了21世紀了。人民再也不是只為了吃飽飯的「民生動物」。人之所謂被成為人，是因為其有思想和精神。國家有養活人民的責任。但是，不可以認為國家的責任只是餵飽人民。
其實，當代中國的問題早就不是古代的那個是否能吃上飯的問題了，而是是否能公平分配社會財富的問題了。也就是說，現在人民已經把「民主」當成是維持民生的最重要手段了，而不是靠「明君」的名「民本」而實「帝王」的統治權術了。

「民生」是任何一個執政黨都必須解決的中國實際問題，解決人民的民生問題，絕不能成為我們不推進民主的理由。

十五、取消工人罷工權力的執政黨絕不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上幾週，中國又發生多起罷工事件。罷工是勞資對抗的一種形式。這裡的勞資雙方是指勞動者和投資方。最近的工人反對資方的這些罷工主要針對的是資方的剋扣工人工資、侵吞工資財產、沒有勞動保護或其他侵犯工人權益的行為。例如，湖南江永國有有色礦因礦長每年從股份制企業公款中私吞260萬人民幣，工人不滿開始上訪，並在一個多月前罷工，10月3日，8名罷工工人被捕。10月10日，吉林長春市100多名出租車司機罷工，並到區政府請願。反對把個體司機納入私人公司統一管理，以免額外繳納大筆管理費。10月14日，江蘇省昆山市一家外資電子器材公司發生大規模抗議事件，員工因長期接觸有害物質，有數百人的健康受影響，還有人因此患癌症死亡。員工要求廠方補償醫藥費被拒絕後，全廠近2000員工集體罷工，併發起示威活動，多人被捕。

關於工人是否可以用罷工的形式與資本家進行鬥爭的問題，我查閱了中國憲法。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和78年憲法都有關於罷工自由的規定，但是很遺憾的是，罷工自由被現行憲法（1982年）刪除了。
工人，就是做工的人。不到工廠工作就沒有工資，就無法生存。而為什麼工人不願意到工廠做工呢？不到工廠工作有幾種情況，一是「跳槽」，指工人找到了新的更好的工作而不到原單位工作，例如更高的工資、更好的工作條件和人際關係；二是「罷工」，指工人還繼續要求在本工廠上班，但是卻要求提高工資或改善工作環境、勞動保護等。

中國人是最善良的人民，不到逼不得已是不會「罷工」的。更何況人民反對的還是做了壞事的資本家，我就想不通，人民和資本家的鬥爭，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為什麼要制止呢？「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到底是要幫工人呢，還是要幫資本家呢？

現在，有很多根本不想和人民共產的「共產黨員」，自認為幾十年前利用工人的「罷工」得了天下，就以為可以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他們把持著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不幫工人與資本家做鬥爭，相反卻與資本家穿一條褲子，或自己就充當資本家欺壓人民，罵群眾，壓群眾，而且人民想選擇執政黨他們也不讓選，那麼，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的憤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十六、必須構建以國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國民教育文化體制

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作為一種管理技術極大豐富了管理學的知識寶庫。但是，馬克思主義不可以取代中國文化。讓馬克思主義這一隻有200年不到的德國思想來指導具有幾千年的中國文化也是荒謬的。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綿延不絕，是中國各族人民祖祖輩輩在共同的地域、語言、心理等基礎上所形成的民族精神。

中國人親切把有關中國文化的學問稱為「國學」。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爾今普及國學知識、推廣國學思想乃勢之必期而理之最明者也。國學的宗旨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子語錄》)」

國學是一個國傢俱有本國特色的文化知識體系，其目的當然是為人民服務的。至於所謂的國學糟粕，其實來源於被專制統治者利用之後發布的偽國學。這個偽國學，才是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所說的字裡行間流露著的兩個字「吃人」。

所以，魯迅等一大批五四文化青年反對的根本不是「國學」，而是封建專制統治者的「偽國學」。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批孔」，其實都搞錯了對象。在這點上，魯迅和毛澤東是犯了同樣錯誤的。

現在，全世界各國都意識到國家文化作為一個國家標識，是一種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最寶貴的文化財富。可惜的是，大半個世紀以來，由於中國憲法規定了使用馬克思主義這一西方新思想來指導中國人的一切思維，以至於國學在中國成為一種「異在」，真正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越來越少。

目前，學國學的人卻越來越少，而且錯誤地把國學當作封建糟粕加以批判和排斥，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作為一位長期研究國學的學者，我上書兩位領袖，必須盡快研究構建以國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國民教育文化體制。

中國人當以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為自己的國學，至於西方的新思想，的確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不可以用西方新思想來限制、打擊或消滅中國傳統文化。

研習國學，推進民主，正是當代知識份子應當敢於正視和承擔的歷史使命所在，過分強調和依靠一個生長在異域的德國思想已經無法光大中國這個已經不容樂觀的民族了。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借鑒臺灣、香港以及新加坡等華文教學體制。

十七、臺灣問題只靠一國兩制是不夠的，恐怕還得走聯邦憲政道路

香港、澳門問題解決之後，中國最大的統一問題就是臺灣了。

其實，香港和澳門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香港和澳門是租界地，香港的期限是99年，而澳門的期限是永遠。1997年，香港在到期後，英國把香港還回了中國，隨後葡萄牙放棄了永遠租用澳門的權利，也把澳門還給了中國。

臺灣問題，才真正算個問題。臺灣問題是內戰造成的。海峽兩岸都是中華民族。

臺灣問題的所在是現在政體上差距太大。大陸是黨政專制體制，而臺灣是民主憲政體制。我認為，臺灣問題上有三個問題要把握好：

一是不到萬不得已決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二是大陸的經濟要奮起直追，大陸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
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政之路。
大陸經濟上強大了，政治上又是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憲政體制，臺灣問題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十八、民主體制可以警惕並阻止權貴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們民族的未來

沒有監督的體制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它關注眼前利益而無視民族的未來。對此人民看在眼裡卻由於沒有民主體制而一籌莫展。

例如，一些發達國家的人民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反對本國政府在本國生產有毒的化學工業產品，而充分運用民主體制賦予人民的權力進行了大規模的反對行動。其結果，就是這些國家在人民的壓力下，撤消或銷售掉這些有毒的化學裝置。

這些發達國家的有毒裝置的巨大利潤空間，被中國的權貴者看中，於是這些裝置紛紛進入中國。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會像中國一樣，主動要求接納並消化這些有毒的化學工業。例如，一時間中國的多個地區（廈門、南京、海南等）競相上馬了PX項目。國際組織規定這類項目要在距離城市100公里外開發，而中國根本不考慮其裝置的危險性，把這些項目紛紛建立在交通方便的大城市裡。

中國的權貴者為了獲得更大量的貨幣來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奢侈需求，他們不惜犧牲國人的健康和民族的未來。

PX 全稱「對二甲苯」 （Dimethylbenzene），屬危險化學品和高致癌物，而且遇氧只需27攝氏度就會爆炸。受到對二甲苯蒸氣的慢性中毒能夠引起神經錯亂、頭痛、嗜睡、作嘔、血液組成起變化。人吸入71.4g/m3短時致死。當然，南京的人民群眾一再被告知「國家有關部門會確保不發生爆炸和泄露事故」，但是，誰能保證沒有意外呢？

廈門的PX項目離市中心只有6公里，廈門人民由於沒有民主體制無法對政府進行有效的控制而不得不用全體市民到市政府門口「集體散步」的方式表達人民的意願，最後迫使該裝置「緩建」。

南京px項目的位置在離南京市中心大約20公里的棲霞山附近（南京煉油廠的廠區），距離長江不到1公里。一旦發生問題，南京及下游的居民飲水就發生問題。離此裝置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南京市民每年金秋最喜歡去的棲霞山，此裝置離仙林大學城不到3公里，大學城裡有10所全國重點大學。煉油廠的生活區裡還有幼兒園、小學、中學、職工培訓中心和範圍很大的家屬區，附近有棲霞鎮、堯化鎮等等，國家經濟開發區——新港也就2公里左右。

和廈門比起來，南京的px項目更可怕，這種劇毒化工裝置一運行，南京意味著放了一個原子彈。
其實，關於這類工程的選址，當地政府完全可以按照國際標準（人群居住地以外100公里以外），但是權貴者根本不考慮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也不管後代的身體健康，更不管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他們只考慮便捷和成本低廉。

他們的這種短視態度，其實是一種蔑視民族未來的可怕思想。他們只關注他們的當前利益，並用這一當前利益來劫持了本民族的未來。

人民看在眼裡，痛在心裏，卻沒有民主體制進行反對。

以上是我關於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的全部思考。
綜上所述，中國的社會問題的一切癥結就在於體制，我想，很多國人一定和我有一樣的想法。但是我們也知道，在現有體制下中國的社會問題根本無法得到根治。
於是，我提出這樣一個政治模式。其目的在於，在確保人民的福利不受侵犯並不斷提高的前提下，人民能夠根據各自對幸福手段的思考而組織成各自的政黨，然後，公開各黨的施政綱領，在更大規模的範圍內，讓全體人民進行選擇。所有各黨必須是以促進國家發展、提升人民幸福為己任的。各黨的宗旨只能是為人民服務，但是服務手段卻可以多樣。至於哪種服務手段好，最終的裁決權在人民的選票。
也許，我的思考和我的設計，實施的條件還不完全具備，但是，上書是任何一個愛國小民的責任，也請兩位領袖衡量中國的實際情況，客觀地分析中國的未來發展方向，作出貴黨神聖的抉擇。
歷史會對兩位領袖及貴黨的抉擇作出公允的評價的。

(轉自郭泉教授的個人博客)

郭泉，男，1968年生。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曾任國企幹部、南京市政府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秘書、法院幹部。
1996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獲法學碩士學位。1999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哲學系，獲哲學博士學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師範大學做博士後研究。
2001年博士後出站之後，留校任教。擔任文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歷任文學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辦公室主任，院長助理、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等職務。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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