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兒一直在許多朋友的視界之外。方哲車禍遇難後，劉剛來電話問︰「方哲是你們的孩子嗎？」1987年初，北大選舉人民代表活動高潮時，劉剛幾乎天天來我們家，居然沒有注意到一個1.87米的大孩子。因為，方哲寡言。但不木訥，而極喜歡運動。北大物理系同事告訴李淑嫻︰「校園裡每個球場上，都看得見你的小兒子。」高大，少言，身手矯健，這些特徵被警官學校的探子注意到了，方哲在101高中畢業時，就有人來動員他報考警校。他沒有答應。保鏢專業，不是他的興趣所在。不過，哲兒時常給我們當‘保鏢’，在中國，也在美國。
布希晚宴的新聞發布會
1989年2月，剛剛就職的美國總統布希(老)，來了中國。總統面臨的問題之一是中國的人權。美國政府對蘇聯的人權頗有經驗。對中國，還沒有多少現成的章法，可能也有不同的標準。是以同一標準對待蘇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還是迴避中國的問題？總統有兩難。總統聰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在告別晚宴上，既邀請中國領導人，也邀請幾位中國的異見者。按照西方文化，晚宴是一個正式的場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談為難的話題，因此，邀請中國領導人和中國異見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總統對中國人權的關切，又不損害布希與中國領導人之間的‘老友’關係。這是一個高難度的平衡姿態。
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接到美國大使館送來的白宮請柬，邀我們參加2月26日的總統告別宴會。我們知道, 這種姿態是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因此，在接到邀請的第二天，2月23日，我們就告知中國科學院外事局：我們收到了布希宴會邀請。如果當局不同意我們接受邀請，就請及早告訴我們，以便適時地婉謝白宮。實在說，不參加宴會，也並不會有失落。說到底，那只是一個應酬場面。三天過去了，直到我們動身赴會前，並沒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們拒邀。2月2６日，北京天文臺還派來汽車，要送我們赴會。
該日下午5:30，林培瑞夫婦和我們倆一行四人同乘一輛小車從中關村保福寺916樓出發，一路向東，直奔布希總統Texas BBQ宴會所在地─希爾頓長城飯店。方哲留守在家，北京天文臺的劉大慶也陪方哲在家。以備有事，兩人可以應對。
果然有事。
6時左右，我們的車行駛至長城飯店附近的三環路口，發現戒嚴了。上百的警察虎視耽耽地橫在路上，不准車輛通行。開初，我們以為是給布希一行開路。哪知道，警察一發現我們的車到，立即密集欄截。原來，戒嚴的目的專是為為了堵截我們的車。
我們被截下車後，試圖步行去長城飯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團團圍上，堵住了我們去往長城飯店的路。為首的一個打手型的便衣，一上來就架住方，接著說：「我是這次布希來訪的中方安全特工最高負責人。美方特工提供給我們的名單上沒有你們二人，你們不能參加宴會。」在我們拿出白宮請柬後，他們還試圖搶走。
不能向前，只好向後。我們四人決定去美國大使館求證所謂‘特工名單’。這時，我們的車及司機都已找不到了。隨即跳上一輛出租車。該車走了數百公尺，又被警車追上，再次勒令停車。不得已，我們只好改去公共車站等候電車，或汽車。然而，武警還是比我們快，凡有我們等車的車站，所有過往公共車輛都被武警命令不准在該站停靠，不准上車，也不准下車。在這些車站等車的其他乘客也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陪同我們一起倒霉。
放棄乘車的念頭，我們向建國門外使館區步行。這時已約7時，天色昏暗，氣溫下降。我們四個人的前後左右都有警察，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還有一輛警車緊隨在後。每一個街角都有一輛武裝三輪摩托整裝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約上百，看不到的後備隊，可能更多。
8:30，我們走到使館區，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婦，他們瞭解我們的困境後，立即邀請我們去他們家小坐。警察無奈，不能再‘陪同’我們了，因為不能硬闖外交官的家。警車則近逼到這位外交官的家門口，處於待命狀態。
同時，在長城飯店宴會廳的不少記者已經發現我們的座位是空的，知道有變，就立即離開晚宴，去了我們中關村的家。一到Horley先生的家，我們即打電話回家，報告遭遇。方哲和劉大慶立即向在我門家守候的記者發布了我們赴宴受阻的消息。布希晚宴尚在進行時，「The Man Who Did Not Come to Dinner」的新聞已經傳開了。
我們家小，記者太多，擠不下。我們不準備直接回中關村，而是離開Horley家去香格里拉飯店。同時，讓方哲和劉大慶也告訴記者快去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飯店的一個大廳是白宮新聞發言人專用的press conference。但當時，白宮新聞發言人還在布希晚宴上。大廳由我們佔用。晚11:30，我們四人召開了臨時記者招待會，有上百的記者趕來（CNN記者後來說，因那晚太快太擠，他的攝影助手摔斷了鼻樑）。我們講述了 ‘晚宴’ 的經歷。北京上百警察的一夜的努力，終於沒有白費，搶了布希總統的鏡頭，成為美國2月26日一早的直播新聞。
方哲和劉大慶則一直在家實時報告我們的動向，成了一個關鍵的信息中心。
進出美國大使館
1989年6月4日「人民解放軍」在北京開槍殺人後第二天，我們進入美國大使官邸避難。當時及後來的報導都說，方哲也同我們一起進入美國大使官邸。當局於6月11日發布對我們的通緝令。國安部武警和軍隊於6月12日抄查我家。但卻發現，方哲正同他的同學在家裡過他的生日（1989年6月12日是方哲21歲生日）。警察沒有料到方哲居然在家。當時，方哲還聲稱有一間屋子是他的，不能搜查。我們的不少東西，抱括日記，之所以未全被警察拿走，而後慢慢帶來美國，全賴方哲和他的朋友們面對警察時的鎮靜和機智。
方哲在1989年6月5日，是隨我們進過美國大使官邸。官邸裡的中國職員，都是通過中國外交部僱用的。他們可能看到方哲與我們在一起。然而，兩天之後，６月７日，方哲看我們一切都安頓好了，就決定離開大使館。進入大使館難，秘密走出大使官邸更難。當時，整個官邸外已被軍隊包圍，開出去的車也都被尾隨。方哲逃離大使館的行動是由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當時美國駐京大使館代理公使，現為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安排的。首先讓方哲藏在一車中駛出使館。然後設法甩掉或甩開尾隨車。當車快速轉彎到一個無路燈的黑暗街區時，讓方哲迅速跳出車外。方哲算是一展了他的身手。
我們在使館的一年期間(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方哲一直一個人在家裡等我們。由於我們工資被取消，方哲沒有收入，他靠許良英等老朋友接濟，靠彭培根（清華建築系教授）等新朋友幫助，靠他的老師和同學的關心，也常被親友叫去吃飯。但他不願離開北京。有香港來人找他，問他要不要去香港，可以幫忙。他拒絕了。我們擔心他的安全，也希望他去美國找他哥哥，上學，唸書。
但他不走。他要等我們得到安全。一人在家裡等我們，就是對我們的支持。其實，我們當時比他安全。「6‧4」之後，申請美國簽證的高級幹部子弟仍像以前一樣的多，甚至更多。有一次，國家教委副主任籐滕召見美國大使李潔明，嚴詞抗議美國政府容許中國留美學生在美滯留。抗議完畢後，大使回到官邸。還不到一個小時，大使又接到籐滕秘書的電話。但其目的與一小時前正好相反，是墾請大使幫忙給籐滕夫人發放美國簽證，原來他們的四個子女都已在美國享受著‘容許滯留’， 又墾請大使容許他太太也去美滯留。顯然，這類一心巴望把家屬送去美國滯留的官員，是不會傻瓜到強行闖進美國使館抓人的。這種官僚，是我們們的安全的一道有效防線。
由於世界銀行貸款等壓力，經過談判，中共當局同意我們於1990年6月2５日離美大使館出境。當時談妥的條件之一是，同時也要放方哲走。然而，在南苑機場，我們沒有看到方哲。後來知道，並不是當局不放方哲，相反，當局於6月23日夜即把方哲騙到懷柔縣的一個警察招待所，軟禁。但方哲抗議軟禁，也拒絕離境。因為，他不清楚我們的真實情況。為了拖延時間，方哲向警察說：「我不走，我還要申請加入共產黨呢！」，又說：「我還要結婚呢」（當時他還不夠北京的結婚登記年齡）。直到我們從南苑機場在警察按排下給他打了電話，他才知道，我們確實安全了。他的‘保鏢’任務完成了。我們到英國劍橋大學後，又再打去電話。他才同意離開中國，赴美上學，比我們出境睌了約十天。
方哲生性隨和，是個‘後發’的孩子。來美國後，他用Joe為名。很快就‘美國化’了。打球、登山、滑雪、跳傘樣樣喜歡。他的‘美國父母’，威斯康辛大學物理學教授 Larson夫婦說：「From the beginning, Joe quickly became a treasured member of our family and attended all of our family holiday functions. He became like a son to us. He was such a good sport and our grandchildren loved him.」受聘為Central Arizona College（CAC）的Faculty後，他還居然代表CAC（美國）去瀋陽與東北大學（中國）談判，建立美中兩校關係。我們心裏好笑。方哲是個寡言的孩子。CAC怎麼會要他一本正經地去談判呢？的確，在我們面前，方哲總是個孩子，每當他面對著我們時，不玩，不答話，只有微笑。永遠像一個乖孩子，一個忠實的‘保鏢’。
哲兒走完了他短暫的一生。離奇的車禍，也許是他最後一次在保護媽媽爸爸。小哲，媽媽爸爸會永遠想念著你。CAC也要紀念你，建立Joe Fang Memorial Scholarship。給你唸一首詩吧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曼殊大師的英譯，好像就是專為你唱的一首輓歌，一首遠去的、遠去的哀歌…
You ask what my soul does away in the sky,
I inwardly smile but I cannot reply;
Like the peach-blossom carried away by the stream,
I soar to a world of which you cannot dream.
Tucson, 2007年11月９日
□ 寄自美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布希晚宴的新聞發布會
1989年2月，剛剛就職的美國總統布希(老)，來了中國。總統面臨的問題之一是中國的人權。美國政府對蘇聯的人權頗有經驗。對中國，還沒有多少現成的章法，可能也有不同的標準。是以同一標準對待蘇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還是迴避中國的問題？總統有兩難。總統聰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在告別晚宴上，既邀請中國領導人，也邀請幾位中國的異見者。按照西方文化，晚宴是一個正式的場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談為難的話題，因此，邀請中國領導人和中國異見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總統對中國人權的關切，又不損害布希與中國領導人之間的‘老友’關係。這是一個高難度的平衡姿態。
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接到美國大使館送來的白宮請柬，邀我們參加2月26日的總統告別宴會。我們知道, 這種姿態是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因此，在接到邀請的第二天，2月23日，我們就告知中國科學院外事局：我們收到了布希宴會邀請。如果當局不同意我們接受邀請，就請及早告訴我們，以便適時地婉謝白宮。實在說，不參加宴會，也並不會有失落。說到底，那只是一個應酬場面。三天過去了，直到我們動身赴會前，並沒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們拒邀。2月2６日，北京天文臺還派來汽車，要送我們赴會。
該日下午5:30，林培瑞夫婦和我們倆一行四人同乘一輛小車從中關村保福寺916樓出發，一路向東，直奔布希總統Texas BBQ宴會所在地─希爾頓長城飯店。方哲留守在家，北京天文臺的劉大慶也陪方哲在家。以備有事，兩人可以應對。
果然有事。
6時左右，我們的車行駛至長城飯店附近的三環路口，發現戒嚴了。上百的警察虎視耽耽地橫在路上，不准車輛通行。開初，我們以為是給布希一行開路。哪知道，警察一發現我們的車到，立即密集欄截。原來，戒嚴的目的專是為為了堵截我們的車。
我們被截下車後，試圖步行去長城飯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團團圍上，堵住了我們去往長城飯店的路。為首的一個打手型的便衣，一上來就架住方，接著說：「我是這次布希來訪的中方安全特工最高負責人。美方特工提供給我們的名單上沒有你們二人，你們不能參加宴會。」在我們拿出白宮請柬後，他們還試圖搶走。
不能向前，只好向後。我們四人決定去美國大使館求證所謂‘特工名單’。這時，我們的車及司機都已找不到了。隨即跳上一輛出租車。該車走了數百公尺，又被警車追上，再次勒令停車。不得已，我們只好改去公共車站等候電車，或汽車。然而，武警還是比我們快，凡有我們等車的車站，所有過往公共車輛都被武警命令不准在該站停靠，不准上車，也不准下車。在這些車站等車的其他乘客也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陪同我們一起倒霉。
放棄乘車的念頭，我們向建國門外使館區步行。這時已約7時，天色昏暗，氣溫下降。我們四個人的前後左右都有警察，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還有一輛警車緊隨在後。每一個街角都有一輛武裝三輪摩托整裝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約上百，看不到的後備隊，可能更多。
8:30，我們走到使館區，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婦，他們瞭解我們的困境後，立即邀請我們去他們家小坐。警察無奈，不能再‘陪同’我們了，因為不能硬闖外交官的家。警車則近逼到這位外交官的家門口，處於待命狀態。
同時，在長城飯店宴會廳的不少記者已經發現我們的座位是空的，知道有變，就立即離開晚宴，去了我們中關村的家。一到Horley先生的家，我們即打電話回家，報告遭遇。方哲和劉大慶立即向在我門家守候的記者發布了我們赴宴受阻的消息。布希晚宴尚在進行時，「The Man Who Did Not Come to Dinner」的新聞已經傳開了。
我們家小，記者太多，擠不下。我們不準備直接回中關村，而是離開Horley家去香格里拉飯店。同時，讓方哲和劉大慶也告訴記者快去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飯店的一個大廳是白宮新聞發言人專用的press conference。但當時，白宮新聞發言人還在布希晚宴上。大廳由我們佔用。晚11:30，我們四人召開了臨時記者招待會，有上百的記者趕來（CNN記者後來說，因那晚太快太擠，他的攝影助手摔斷了鼻樑）。我們講述了 ‘晚宴’ 的經歷。北京上百警察的一夜的努力，終於沒有白費，搶了布希總統的鏡頭，成為美國2月26日一早的直播新聞。
方哲和劉大慶則一直在家實時報告我們的動向，成了一個關鍵的信息中心。
進出美國大使館
1989年6月4日「人民解放軍」在北京開槍殺人後第二天，我們進入美國大使官邸避難。當時及後來的報導都說，方哲也同我們一起進入美國大使官邸。當局於6月11日發布對我們的通緝令。國安部武警和軍隊於6月12日抄查我家。但卻發現，方哲正同他的同學在家裡過他的生日（1989年6月12日是方哲21歲生日）。警察沒有料到方哲居然在家。當時，方哲還聲稱有一間屋子是他的，不能搜查。我們的不少東西，抱括日記，之所以未全被警察拿走，而後慢慢帶來美國，全賴方哲和他的朋友們面對警察時的鎮靜和機智。
方哲在1989年6月5日，是隨我們進過美國大使官邸。官邸裡的中國職員，都是通過中國外交部僱用的。他們可能看到方哲與我們在一起。然而，兩天之後，６月７日，方哲看我們一切都安頓好了，就決定離開大使館。進入大使館難，秘密走出大使官邸更難。當時，整個官邸外已被軍隊包圍，開出去的車也都被尾隨。方哲逃離大使館的行動是由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當時美國駐京大使館代理公使，現為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安排的。首先讓方哲藏在一車中駛出使館。然後設法甩掉或甩開尾隨車。當車快速轉彎到一個無路燈的黑暗街區時，讓方哲迅速跳出車外。方哲算是一展了他的身手。
我們在使館的一年期間(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方哲一直一個人在家裡等我們。由於我們工資被取消，方哲沒有收入，他靠許良英等老朋友接濟，靠彭培根（清華建築系教授）等新朋友幫助，靠他的老師和同學的關心，也常被親友叫去吃飯。但他不願離開北京。有香港來人找他，問他要不要去香港，可以幫忙。他拒絕了。我們擔心他的安全，也希望他去美國找他哥哥，上學，唸書。
但他不走。他要等我們得到安全。一人在家裡等我們，就是對我們的支持。其實，我們當時比他安全。「6‧4」之後，申請美國簽證的高級幹部子弟仍像以前一樣的多，甚至更多。有一次，國家教委副主任籐滕召見美國大使李潔明，嚴詞抗議美國政府容許中國留美學生在美滯留。抗議完畢後，大使回到官邸。還不到一個小時，大使又接到籐滕秘書的電話。但其目的與一小時前正好相反，是墾請大使幫忙給籐滕夫人發放美國簽證，原來他們的四個子女都已在美國享受著‘容許滯留’， 又墾請大使容許他太太也去美滯留。顯然，這類一心巴望把家屬送去美國滯留的官員，是不會傻瓜到強行闖進美國使館抓人的。這種官僚，是我們們的安全的一道有效防線。
由於世界銀行貸款等壓力，經過談判，中共當局同意我們於1990年6月2５日離美大使館出境。當時談妥的條件之一是，同時也要放方哲走。然而，在南苑機場，我們沒有看到方哲。後來知道，並不是當局不放方哲，相反，當局於6月23日夜即把方哲騙到懷柔縣的一個警察招待所，軟禁。但方哲抗議軟禁，也拒絕離境。因為，他不清楚我們的真實情況。為了拖延時間，方哲向警察說：「我不走，我還要申請加入共產黨呢！」，又說：「我還要結婚呢」（當時他還不夠北京的結婚登記年齡）。直到我們從南苑機場在警察按排下給他打了電話，他才知道，我們確實安全了。他的‘保鏢’任務完成了。我們到英國劍橋大學後，又再打去電話。他才同意離開中國，赴美上學，比我們出境睌了約十天。
方哲生性隨和，是個‘後發’的孩子。來美國後，他用Joe為名。很快就‘美國化’了。打球、登山、滑雪、跳傘樣樣喜歡。他的‘美國父母’，威斯康辛大學物理學教授 Larson夫婦說：「From the beginning, Joe quickly became a treasured member of our family and attended all of our family holiday functions. He became like a son to us. He was such a good sport and our grandchildren loved him.」受聘為Central Arizona College（CAC）的Faculty後，他還居然代表CAC（美國）去瀋陽與東北大學（中國）談判，建立美中兩校關係。我們心裏好笑。方哲是個寡言的孩子。CAC怎麼會要他一本正經地去談判呢？的確，在我們面前，方哲總是個孩子，每當他面對著我們時，不玩，不答話，只有微笑。永遠像一個乖孩子，一個忠實的‘保鏢’。
哲兒走完了他短暫的一生。離奇的車禍，也許是他最後一次在保護媽媽爸爸。小哲，媽媽爸爸會永遠想念著你。CAC也要紀念你，建立Joe Fang Memorial Scholarship。給你唸一首詩吧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曼殊大師的英譯，好像就是專為你唱的一首輓歌，一首遠去的、遠去的哀歌…
You ask what my soul does away in the sky,
I inwardly smile but I cannot reply;
Like the peach-blossom carried away by the stream,
I soar to a world of which you cannot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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