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的最後努力:那無人喝采的改革（圖）

趴在歷史的門縫邊緣，看一個王朝的花開花謝盛極而衰，最明白的看法是從它的開場看起。
   
    其實，北宋這個王朝的開場是非同尋常的。
   
    就像京劇舞台上的亮相，趙匡胤一上來走的就不是常規的路子。他半推半就地讓那件黃袍披在自己身上，咿咿呀呀開唱一段霸王戲，一個王朝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開張了。
   
    好在趙匡胤的全局控制能力比較強。他帶著趙式的非典型性思維，帶著陳橋那些有功之臣的理解與不理解，急中生智地演繹了杯酒釋兵權，強行「排除」了一個帝國臆想中的危機。這樣精彩的橋段，看客是不得不齊聲叫好的。
   
    當然看客始終還是捏著一把汗。因為真實的危機依舊存在。西夏、契丹還有南方的那些小國，在隨後的五十多年裡，它們一直像定時炸彈一樣，時刻掛在北宋的頭部、腰間以及其他敏感部位，令這個王朝到底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只是這些，演員趙匡胤都已經無暇顧及了。作為一個開場的頭角，趙匡胤可以說不落俗套地完成了他的表演。這就夠了。至於他的子子孫孫們能不能將戲接著演下去，並且演好它，這要看他們的演技如何。他趙匡胤是不想管也管不著了。
   
    趙匡胤的皇子皇孫們依次出場，開始了他們中規中矩的表演。但是他們的表演大多乏善可陳，看得看客們昏昏欲睡，直到1068年，十九歲的宋神宗坐到了這個位置上。
   
    宋神宗時代的北宋已經是內憂外患了，但是十九歲的宋神宗卻想有所作為。
   
    因為十九歲是激情洋溢的年齡。
   
    也是天地任我行的年齡。
   
    年青的宋神宗充滿豪氣地問年長的宰相富弼：國家怎樣才能富強？邊患何時可以盡除？富弼卻向他嘆氣：皇上剛剛即位，應該布德行惠，這個國家二十年之內最好不要打仗。因為打不贏也打不起啊。
   
    宋神宗剛開始不明白，但很快他就明白什麼叫「打不贏」和「打不起」了。因為國家軍隊裡到處都是注水兵，所以「打不贏」。那什麼叫「注水兵」呢？「注水兵」說起來由來已久，北宋一向執行「荒年募兵」政策；荒年時飢民激增，為了不讓這些飢民造反，政府決定花錢買平安，把他們都收編為軍隊，但他們光吃糧不打仗，便形成了「注水兵」。神宗時的國家軍隊多達一百五十萬人，卻基本上沒有什麼戰鬥力，稍有戰鬥力的都派出去佈防西夏、契丹還有南方那些小國的進攻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國家養著；而「打不起」是因為國庫裡沒錢了。國庫裡的錢主要是兩大用途，一是養兵，二是養官。「養兵」上文已述，這裡說說養官。北宋的官員隊伍比較龐大。真宗時有一萬多人，到仁宗時就達兩萬五千人，最後到神宗這兒就突破三萬了。雖然政府幾次喊著要精減幹部隊伍，可每次精減過後，人數不減反增。龐大的官員隊伍使北宋的財政負擔不堪其累，再加上特權階層合理避稅，國庫要不空虛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歷史走到了一個拐點上，不改革是不行了。
   
    只有堅持改革，北宋才有出路，如果閉著眼睛再繼續將局面往下拖，內憂外患一旦激變，這個先天不足的王朝很容易就這麼死翹翹。
   
    但是改革就能救國嗎？北宋的改革說起來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仁宗時代的包拯曾經以三司使總領的身份厲行改革，他在調查了全國範圍內土地兼併情況之後，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號，目的是讓大地主大權貴們如實交稅。但是包拯的口號沒有被落實，這個喜歡使鍘刀的鐵面高官痛苦地發現，很多人對他的改革舉措陽奉陰違。大地主大權貴們團結起來跟他干，而仁宗總是心太軟，心太軟，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結果包拯的改革無疾而終——他的鍘刀再鋒利，也鍘不了一個國家的軟弱和彷徨。

    接下來是范仲淹改革。范仲淹是個謹小慎微的人，他的體制內太極拳根本就掀不起什麼波瀾，很快地，他也收手了。
   
    由於改革總是雷聲大雨點小，總是以激情始以黨爭終，從而成為了官場生態新陳代謝的促進劑，於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時代就成了一個人人避談的關鍵詞。只有神宗自己還對它充滿極大的熱情。
    這個時候，王安石開始聲名鵲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論大師，以大談改革為榮，以墨守成規為恥。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邏輯世界當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於人情世故。

    這樣的性格，神宗喜歡——因為一個過於講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的有點像，喜歡充滿激情地做一件看起來很美的事。

    所以，神宗有意向要讓王安石來主持改革大計。神宗為穩妥計，問宰相韓琦，王安石當宰相怎麼樣？神宗問韓琦話的時候後者正在打點行李。這個三朝元老在以前的n次改革當中當了很多次替罪羊，這一次，他一聽神宗又要改革，頭都大了，死活要告老還鄉。神宗留不住，只得准他辭職。但沒讓他還鄉，而是安排他做相州節度使。畢竟是老幹部了，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對他一擼到底不合適。韓琦停止了動作，抬起他飽經滄桑的雙眼，一字一句說了以下這句話：王安石為翰林學士有餘，居宰輔地位則不足。

    若干年後的事實證明，韓琦那飽經滄桑的雙眼沒有看走人，王安石為人處世的性格更多時候是適合做一個改革理論家而不是實幹家，但當時的神宗哪能看透這一層。他只以為韓琦這麼說是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不能理性、冷靜地評價他的後繼者——神宗確實想對王安石委以重任。於是，他又找到老宰相曾公亮，要他說說對王安石的看法。曾公亮說：安石真輔相才，心不欺罔。
    神宗這下高興了，看來大宋王朝還是有心明眼亮之人，有有容乃大之人。他在心裏暗暗下決定，曾公亮可以留下來，和王安石一起主持改革。志同才能道合。曾公亮和王安石，應該是志同道合之人。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四面楚歌
   
    在文人扎堆的北宋，王安石的名聲一向淹沒在司馬光、歐陽修、蘇洵甚至蘇軾等人中間，更別提年長於他的范仲淹了。

    但是公元1069年，王安石就像一顆大慧星，拖著長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嘯而來，搞得北宋政界文壇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一年也是熙寧二年，王安石四十九歲。在經過近一年時間的考察和考慮之後，神宗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主持改革大計。

    但是神宗萬萬沒有想到，即便在他的委任狀下達之後，反對王安石的聲音依舊此起彼伏。

    首先出來反對的是當年以彈劾文彥博一舉出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者唐介。唐介說王安石「雖好學卻泥古不化，議論迂闊而不切實際」，這樣的人出來改革，天下要為之大亂。唐介此時的身份也是參知政事，和王安石同級。這兩個人如果不和，改革注定要胎死腹中。想到這一層，神宗的頭都大了。為了力保王安石，神宗決定對唐介所說的任何話都如風過耳。唐介見說不動皇上，就跑去找曾公亮。曾公亮剛開始無動於衷，但不久之後他就被說動了。幾個月後，曾公亮和王安石說再見——他要告老還鄉。曾公亮走之前對神宗說，我欽佩王安石的為人，但我反對他激進的改革，所以對不起，我不能再陪他走下去了……

    另一位反對王安石的人是御史副相趙忭。趙忭此前和王安石有過節，作為御史，趙忭經常和王安石為一些空洞的理論問題爭得不可開交，兩人有些不愉快。現如今，趙忭見皇上如此器重王安石，覺得在朝廷再呆下去也沒什麼鳥意思，便找了個藉口要出知杭州。神宗樂得朝廷少一個反對派，很痛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

    還有一位反對者是官員呂晦。呂晦寫了彈劾王安石的奏章，指責王「大J似忠，大詐似信」，這一下神宗生氣了，你用這些詞罵王安石不等於罵我嗎？人是我提拔的，難道我眼睛瞎了？！神宗於是下手條要呂晦撤回彈劾的奏章，沒想到呂晦不僅不撤還又新寫了一份措辭更強硬的奏章，神宗一氣之下就讓他走人了。

    這些反對者級別雖然不算低，但影響似乎都不大。在朝野影響最大的反對者應該是司馬光了。司馬光人品其實很不錯，是個忠厚長者。王安石改革之前，神宗曾經向司馬光詢問對他的看法。司馬光說：「介甫（王安石）獨居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也」。這樣的評價，不可謂不高。但此後不久，司馬光對王安石的看法大變。由於河朔鬧災，朝廷撥了些撫恤，國庫開始空虛，司馬光便建議要國家要勤儉節約。按常理講，司馬光的建議是沒錯的，但王安石卻認為他謹小慎微，不想著開源只想著節流，不是大丈夫所為。王安石甚至尖銳地指出：國用不足是因為沒有理財之人。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自饒。

王安石就是這樣，一點不通人情世故。不管司馬光曾經對他有過多高的評價，他該說的話就是要說。好在司馬光不是小肚雞腸之人，他並不惱怒於王安石迂直的態度，而是對王氏理論提出了質疑。司馬光說：天地所生貨財百物，只有一個定數，不在民間，就在公家。不取於民，將焉取之？
   
    司馬光的疑問可以說清晰地呈現了倆人之間關於經濟理論方面的巨大分歧，王安石沒有明白無誤地回答他的這個問題。事實上王安石也沒法做到明白無誤。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王安石只是大致搞明白了一個方向，水深水淺還得試水者自己去親身體會呢。不過在當時的情境下，有一點已經很明確了，那就是司馬光不願意做王安石改革的一路同行者，而只願意做他改革理論的一路爭鋒者。針對王安石改革均貧富的目的，司馬光以及蘇轍都認為貧富自古不均，這兩者互相依存，就像陰陽乾坤萬世永存一樣，是天下穩定的基礎。如果貧者要變富，富者要趨貧，勢必會天下大亂。面對這樣激烈的反對，神宗終於有些搖擺不定了。唉，司馬光畢竟不是呂晦，他的聲音代表了一個階層的強烈慾望，更何況司馬光本人就出身於陝西望族，輕視不得啊。神宗一聲嘆息，在熙寧三年過完年剛不久，下了一道諭旨：禁止青苗錢對富戶的抑配。這道諭旨等於對「青苗法」的實施打了個大大的折扣，讓理想主義者王安石的心情大為鬱悶。

    王安石一鬱悶，馬上就表現了出來。他稱病不來上朝，還上奏說要辭去現有職位。王安石的所作所為其實非常符合一個理想主義分子的性格特徵，追求完美，偏激，容易走極端。但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在司馬光看來卻多少帶有向皇上示威的意思。司馬光是誰，他是翰林學士，行使著代皇上批復奏疏的權利。當他看到王安石那充滿意氣用事的辭表時，一向充滿正義感的司馬光就代表神宗皇帝義正詞嚴地批評了他。王安石這下是真的生氣了，他再次上了一道辭表，非常正式地表示要辭職不幹。神宗一看這兩人針尖對麥芒地幹上了，那叫一個頭大，但考慮到目前還是以改革大業為重，便旗幟鮮明地支持王安石，以「詔中之語，失於詳閱」的手札，隱約批評了司馬光。

    司馬光頓覺心灰意冷，覺得在當前格局下，不如言去。他九上辭表，一心求去。終於，在王安石改革正轟轟烈烈的關鍵時刻，司馬光歸居洛陽，著書立說，成了這場外強中乾改革的一個沉默看客。他絕口不提政事，也不再評價王安石的為人。他看似退避到一個王朝舞臺的邊緣，不再做出激烈的動作和豐富的表情，但是歷史卻沒有遺忘他，幾年之後，王安石改革失敗，退隱江湖時，司馬光東山再起，又成一時人傑。

    不過，所有這一切與歷史有關的劇情，王安石當時都懵懂不知。他唯一能感受到的是神宗微妙而多變的心態。司馬光九上辭表，一心求去，重重打擊了神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經。帝王之道在於平衡萬事萬物。對於一權獨大的王安石，神宗開始生出戒備之心。他不顧王安石的反對，大力提升御史中丞馮京和三司使吳充的地位，而這兩人都是堅決反對新法的人。王安石明白，這場改革怕是要無疾而終了。

    老天也不作美。就在此時，天象還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從熙寧六年七月到七年四月，京城滴雨未下，朝野紛紛傳言，這是老天爺對王安石改革的不滿，只有廢止改革，天象才會正常。而一個叫鄭俠的官員則適時向神宗密獻《流民圖》，稱只要停止改革，十天之內肯定會下雨，如若沒雨，他鄭俠願獻上人頭以抵欺君之罪。面對這一切，神宗心情真是異常複雜，改革是他倡導的，有官員反對他倒不怕，但是天象有異，卻是他這個天子始料未及的——因為這牽涉到他執政的合法性，不可不防。四月初六，神宗神情嚴肅地下詔宣布：暫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等八項新法的實行。

    詔下後不久，傾盆大雨就從天而降。神宗當時震驚異常，呆若木雞。王安石也在雨中呆若木雞。這場帶有警示意味的雨可以說徹底澆滅了一個理想主義者心頭熊熊燃燒的改革之火。王安石一聲嘆息，淚如雨下。

    改革的最後失敗其實來自王安石集團內部。因為這個在史上被稱為「熙寧新黨」的王安石改革集體匯聚了一批來路不明、各懷理想或野心的人。他們在王安石的旗幟下，在歷史狐疑的眼神背後，從事著這場注定要失敗的改革。他們是——

    呂惠卿。這個人特別值得注意，因為他的仕途生涯和王安石的仕途生涯恩怨交集，是對王安石個人命運影響最大的人。呂惠卿有很強的組織能力，王安石是經過歐陽修的推薦才對此人如獲至寶的，在這場改革的開始，呂惠卿也確實對王安石投桃報李，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他牽頭搞出來的，但是到最後，野心家呂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這場改革。

    程顥。理學家。當朝著名哲學家周敦頤的學生。注重經世致用之學，主張恢復古法，強調抑制豪門大戶，是王安石改革集團最初的理論旗手及策劃人。剛開始王、程二人在改革理論上的分野還不算大，但隨著改革的深入，程顥以王道仁義之心求發展的改革理論和王安石取法先賢富國強兵之術求發展的改革理論發生了激烈的碰撞，兩人打起了口水戰。王安石說程顥「公之學如上壁」； 程顥回擊王安石「參知之學如捉風」。 口水戰打到了這個地步，已經超出了學術探討的範疇，嚴重阻礙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爭論的結果是官大一級壓死人，程顥負氣出走。

    蘇轍。蘇東坡弟弟。「熙寧新黨」的小字輩，加入時還不到三十歲，因此改革的熱情最高，改革的態度最積極。但蘇轍對呂惠卿搞的《青苗法》是反對的，他認為對於文盲居多的農民實行計畫經濟，毫無疑問是在閉門造車，蘇轍主張不妨採用唐朝劉宴的「常平法」來代替《青苗法》，以給農民真正的實惠。蘇轍充滿熱情的建議當然不會被採納。因為在任何組織裡，小字輩往往意味著是執行者而非創新者。蘇轍只得勉為其難地去執行《青苗法》。由於在執行的過程中問題叢生，再加上父親蘇洵、大哥蘇東坡的極力反對，蘇轍隨後退出了「熙寧新黨」。

    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好友曾鞏的弟弟，時任翰林學士兼三司使，在王安石改革集團中的主要任務是和呂惠卿一起策劃相關法案。由於呂惠卿不容人，曾布因此與他結怨。但導致曾布走人的直接原因還不是呂惠卿，而是另一個姓呂的——提舉市易司務的呂嘉問。呂嘉問與呂惠卿走得近，存在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經濟問題。神宗因此密令曾布去調查此事，曾布一時頭腦發熱公報私仇，回來向皇上匯報時誇大了呂嘉問的罪行。神宗一怒之下，將此二人都革職了。王安石改革集團從此沒有了曾布的身影。
   
    其實拋開具體的人事不談，單從歷史的大法則入手，也可看出這場改革實在是以一人敵千萬人的遊戲。王安石設置的《青苗法》規定：政府在插秧期以低利貸借資金給自願的農民，農民收穫時再以兩分利息還給政府。此舉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政府的資金，杜絕豪門大戶的高利貸，這樣一來，豪門大戶失去了獲利的機會，自然要將怨恨集中到王安石身上了。

    當然《青苗法》的問題還不在於此，這個「法「最大的問題是操作性極差。《青苗法》雖然規定政府只取二分利息，但農民最後實際付出的包括手續費在內的各種費用卻高達七八分，這樣一來竟比高利貸還高出許多，農民從《青苗法》中沒有取得什麼好處，自然也就無法從這場改革中受益了。史料記載，有一個文盲農民，為了填申請表，花錢請書吏，拿到衙門去申請，私下裡又塞給相關官員好處費，最後一算利息，好傢伙，竟然達到原定標準的三十五倍！王安石改革至此竟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焉能不敗？

    還有《方田均稅法》。一向以來，豪門大戶兼併大量的土地卻不納稅，王安石卻要丈量他們的田地，追查田地真正的主人，再要他們如實納稅，這種以一人敵千萬人的遊戲，無異於虎口奪食，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的豪門大戶，注定會在日後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命運埋下伏筆。

    以上兩法是和農業有關的。和商業有關的法案王安石也是處處和大商人大權貴「作對」。比如《市易法》規定：小商販資金不足的，可用抵押品向政府申請借貸，外地商人的滯銷品可委託設在開封的市易處以合理的價格代為銷售。這樣一來，官商勾結的壟斷市場就被打破了，直接損害了大商人大權貴的利益，而王安石也很快嘗到了復仇的滋味。他的被迫下野，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權貴們極力反對《市易法》實施的結果。

    開場難，收場更難
   
    王安石走了，一個王朝轟轟烈烈的改革似乎就要這樣草草收場，但是神宗卻發現這場改革開場難，收場更難。

    改革的緣起是因為存在內憂外患，為增強國力不得不改。而現在經過這一番充滿爭議的改革之後國力不但沒有增強，還搞得舉國形勢一片混亂。一句話，內憂外患更嚴重了。如果就此不改革了，這個王朝將岌岌可危，如果繼續改革以圖自強的話，那麼後王安石時代，誰是力挽狂瀾之人？！

    神宗思來想去，覺得還是非司馬光莫屬。司馬光老臣謀國，而王安石性格畢竟太偏激，差點誤了國事——不，已經誤了國事！神宗有了這一層考慮之後，馬上下詔起用司馬光。

    但司馬光卻還在專心致志地著書立說，他在寫那本著名的《資治通鑒》。直到元豐七年，《資治通鑒》寫完了，司馬光才再次出山。只是司馬光從洛陽出發的時候，神宗已經去世了，而他本人也已七十有一，改革接下來該怎麼改，北宋人民心中都沒底。

    司馬光來到京城，接見他的是只有十歲的宋哲宗。十歲的小皇帝什麼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太皇太后是個守舊的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從前。但是司馬光對她說：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也不可變。毫無疑問，寫完《資治通鑒》的司馬光是個務實的人，他想在新法和舊法之間找到一個契合點，以避免社會的劇烈震盪，並最終使北宋這條破船還能穩穩噹噹地開下去。起碼在他有生之年，司馬光是不希望這個王朝變天的。

    但是司馬光很快就發覺，北宋這條破船絕對不可能穩穩噹噹開下去了。他的中庸之道讓他徹底成了一個孤獨的人。首先向他叫板的是章淳和蔡確。章淳是前王安石改革集團的碩果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門生，蘇東坡的至友。此人恃才傲物，卻也深得歐陽修的賞識。在王安石歸去後，章淳接過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確一起，力推新法。他們倆人牽制司馬光的溫和路線，並視其為頭號政敵，這讓司馬光苦惱不已。而另一方面，太皇太后和她身邊的舊派人物也對司馬光的溫和路線頗為不滿，冷眼看他身陷尷尬境地而不出手相助。

    為挽回大局，司馬光說服文彥博和呂公著兩位元老重臣和他一起力推溫和路線，總算是將章淳等新黨成員全部趕出京城，但是太皇太后和她身邊的舊派人物卻在此時復辟成功——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筋疲力盡的司馬光最終只撿拾了一地雞毛，還有輿論對他的無情指責：前王安石改革派理論大師程顥說「司馬光自比是藥中人參、甘草，但這兩種藥，只能治輕病，重病就無能為力了」；前內閣重臣韓琦評價司馬光內閣「才偏，規模淺」；而蘇轍更表示「司馬光才智不足，不可為領導人」。七十一歲的司馬光終於病倒了。

    很快，這個年邁的老臣也步王安石的舊塵，歸去來兮。北宋王朝最重要的兩個改革人物在「改革者決沒有好下場」的歷史潛規則作用下偃旗息鼓，不再是這段激情正戲的主角。高潮已經過去，高潮永遠過去，接下來，這個王朝差不多可以看到那個呼之欲出的陰影了。死亡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