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紅軍史上最大冤獄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在位於悉尼西區ＢＬＡＣＫＴＯＷＮ（黑鎮）的某所普通的房子裡有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羅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這是漫長監獄生涯留下的印跡），你看不到任何苦難和掙扎的痕跡。然而，這個莫斯科出生的俄羅斯老婦人，卻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有著神秘而密切的關係。１９６７年，她與前中國國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李立三夫人，同時關押進了中國最大的政治監獄－－北京秦城監獄，歷時八年，受盡折磨，其罪名是「蘇聯特務」。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項，是因為她身為某個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陳昌浩。

對於所有不熟悉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們來說，陳昌浩無疑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字，但對於經歷過紅軍長征的士兵來說，這卻是個一度聲名顯赫，令人敬仰的傳奇人物。

１９３０年代，當紅軍長征抵達陝北時，它主要由兩支軍隊構成，其中一支是所謂「中央紅軍」，即由毛澤東、周思來和朱德等率領的第一方面軍。計約八千人，另一支軍隊是由張國濤、陳昌浩和徐向前率領的「第四方面軍」約八萬人，是中央紅軍的十倍，武器精良，裝備整齊，其「氣勢」令一方面軍「自慚形穢」。

這支強大的軍隊，後來被先後改制為「左路軍」和「西路軍」，陳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揮（「總政委」和「軍政委員會主席」）。他的座下擁有一大批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國家主席李先念、元帥徐向前、紅軍將領徐海東；５０年代中國幾個主要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如許世友、陳再道、程世才、洪學智、數百名將軍；以及鄭小平時代中國軍方的所有主要領導人，後者包括前國防部長秦基偉、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和劉華清等等，而這些當今執掌中國軍政大權的首腦人物，昔日只是陳昌浩部下的一些連排長而已。

１９９２年，筆者在北京遇到過一位曾經是陳昌浩警衛團士兵的現役將軍，當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長」時，他老邁的雙眼裡突然灼灼發亮。「他是我們這些人的恩師和帶路人」，他沈重地呼吸著，彷彿再次回到半個世紀前戰火紛飛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曾經統帥千軍萬馬馳騁沙場、立下赫赫戰功的紅軍主帥，早在１９４０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舞臺，長年「牧羊」蘇聯，在集體農莊裡受盡折磨和苦難；他給中共中央發了大量電報，要求返回祖國參加革命，卻石沉大海、杳無音訊。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他攜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劉少奇和朱德的熱烈歡迎，但他拒絕了所有高官厚祿，選擇成為一個中共黨史的研究學者（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以及「俄華大辭典」的「主編」。六十年代，他曾經返回湖北故鄉，在那裡見到了數百名當年的紅軍部下，而今皆為解放軍高級將領。陳在大會上眼含熱淚向他的舊部致歉，獨自承擔起將西路軍覆滅的責任。但即便如此，他還是無法逃脫命運魔爪的無情追擊。

１９６７年７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年以後，受到秘密指使的紅衛兵對他進行了殘酷的「批判鬥爭」和毒打。陳昌浩親眼目擊彭德懷、徐向前等元帥被戴高帽掛牌遊街的景象，又風聞李立三「自殺」及其他的俄國夫人格蘭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惡極」，厄運難逃，便在寓所「紅霞公寓」裡吞服大量安眠藥後永久地睡去。他的屍體被秘密火化後拋棄於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寶山公墓的墓穴裡，還只有一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統帥，竟死無葬身之地！

二、中共紅軍史上的最大「冤獄」

陳昌浩案，一直是中共黨史中的禁區，直至１９８０年代以後，原紅四方面軍人員，在鄧小平提攜下成為中共軍方的主要指揮力量，在這些「老軍頭」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下，中共紅軍的這一段神秘而撲朔迷離的歷史才逐漸得到曝光。

１９３７年，中共紅軍西路軍主力約四萬人在甘肅一帶被蔣介石軍隊圍殲，全軍覆沒，成為中共紅軍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慘敗，紅軍最大和最精銳善戰的部隊，在短短四個月間被消滅殆盡。只有數千倖存者僥倖逃脫，他們以後成為新組建的由鄭小平劉伯承指揮的「第一野戰軍」的骨幹，而陳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裝行乞才脫離危難。

幾乎所有過去出版的「黨史」都異口同聲稱，這是由於該軍領導人錯誤地執行了張國濤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結果。但在近兩年出版的一些黨史研究專著和文章紛紛指出，根據中共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和徐向前元帥臨終前所撰「回憶錄」來看，當時的「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軍政委員會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總指揮」），是嚴格按中央軍委的電報指示指揮軍隊行動的。而當時的「中央軍委」的核心成員，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因此，造成是次「西路軍」全軍覆滅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的責任只是在於，由於擔心再犯所謂「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抗中央軍委的「瞎指揮」，而是逆來順受、惟命令是聽，從而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當時有四萬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姦殺和淪為乞丐。著名導演吳怡弓的前衛影片《姐姐》，敘述的就是這段悲情故事。中央軍委應對此當承擔主要責任，這已經成為大陸黨史界的共識。

但儘管如此，在探究毛澤東為何要這樣「瞎指揮」方面，卻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分歧。

一些學者堅持認為，毛澤東是「有意」讓西路軍覆滅的。這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央軍委的「指揮」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謬的程度。在短短几個月中，「軍委」一會兒要求 「西路軍」「東進」，一會兒要求其「西進」，一會兒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毛澤東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失去最後的生機，被緊追而來的敵軍團團包圍，數萬紅軍精英被屠殺殆盡。對於像毛澤東這樣的「游擊戰」策略高手來說，這樣的「指揮」，完全違背了他親手制訂的「敵進我退」的戰略戰術原則。

一種更令人震驚的說法是，當「西路軍」還在西北浴血奮戰之際，也即距它「覆滅」時刻（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２日）尚有數月之遙，毛澤東已在延安發表了他的著名講演「論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其中出現了「西路軍的失敗，證明了……」字樣。毛澤東如此斬釘截鐵地「預言」西路軍的失敗，在今人看來，恐怕是「早有預謀」。

但也有反駁者撰文認為，像毛澤東這樣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軍，恐怕也不會這樣堂而皇之，授人以柄。這豈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舉嗎？這段有關西路軍失敗的文字，怕是以後補加進去的。

是耶，非耶，歷史之謎，悠悠難解。

三、謎中之謎的「密電事件」

大陸黨史界之所以有毛澤東「有意讓西路軍覆滅」之說，究其原委，是因為陳昌浩捲入了毛澤東與張國濤的激烈的權力鬥爭漩渦之故。

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張國濤可以與毛澤東平起平坐，因為除毛之外，只有張是中共一大代表。張又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擁有紅四方面軍這支強大的軍隊，並且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人。

毛澤東要在中央穩固權力，必須先除掉張這個又臭又硬的絆腳石。反過來，張國濤亦雄心勃勃，急欲憑手中實力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或取而代之。這場黨內鬥爭，以「共產國際」出面支持毛而告終，張國濤節節敗退，最後竟「叛逃」和「投靠」　國民黨，成為「喪家之犬」和「歷史罪人」。陳昌浩是張國濤手下最親信的大將，又擁有八萬精銳紅軍，毛澤東對他的忌憚與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

但毛澤東同時又是一個富於眼量和極擅用人的政治領袖，他能夠收納「紅四方面軍」的許多將領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許世友等，並予以信任和重用，為什麼就不能原諒陳昌浩的「過失」？一些黨史專家指出，完全是由於那個著名的「密電事件」所致。

１９３５年９月９日，當時張國濤與毛澤東的分歧與鬥爭正如火如荼。毛澤東要求張國濤所屬「左路軍」「北上」，而張國濤則意欲「揮師南下」。是日，張國濤拍發了一份密電給陳昌浩，指示陳勸毛澤東與其一併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這份電報流露出
「殺機」，已呼之欲出。

當時的「左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是毛澤東派入張國濤部隊的一枚「釘子」。截獲此「密電」後，他立即連夜策馬飛奔，前往毛澤東駐地密告。毛澤東大驚失色，當夜即率「黨中央」及紅三軍等秘密「北上」，迅速逃離「險境」，這就是黨內傳聞的所謂「密電事件」。毛澤東痛恨陳昌浩的原因，恐怕蓋出於此。

但這一事關重大的「密電」，在事件發生後竟不翼而飛，而與此案有關的當事人，亦都先後作古，使之變得疑竇叢生。陳昌浩本人生前則曾私下對兒子陳祖謨滿含冤屈地表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份「密電」。近年以來，一些當時的「四方面軍」　將士和黨史研究者亦發表公開談話和文章，斷然否認「密電」的存在。隨著目前「紅四方面軍」人馬執掌大權，為「密電事件」翻案的呼聲正日趨高漲。

另一方面，密電的主要見證人葉劍英元帥，生前一直堅持密電事件的真實性。毛澤東曾稱讚葉大事不糊塗，指的就是這件「命案」（由於葉救毛有功，毛畢生都對他寬大為懷，未加懲處）。而當年的西路軍電報室主任、毛澤東派在陳昌浩軍隊中的另一枚「釘子」，至今仍撰寫回憶錄，堅稱他當年曾親手譯出電文並將它交給了葉氏。正反雙方均言之鑿鑿，令事件真相撲朔迷離。

但無論歷史將怎樣翻案，幾萬將士的鮮血早已流盡，帶著「密謀殺害毛主席」的罪名飲恨自盡的陳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縷輕煙。當年美麗純情的俄國少女格蘭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髮老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