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 士大夫似醒非醒

天朝的幻像如同酒精的作用，長期麻醉中國的士大夫。即便是具有驚人洞察力的愛國者、詩人和學者，他們的靈魂也常常徜徉於自欺欺人的天朝迷夢中不能自拔。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的龔自珍、林則徐和曾國藩，均不能擺脫這千年酒精的麻醉作用。

　　發出「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悲鳴的龔自珍做過禮部主事(正六品)。其精神也可嘉，其世界觀也可悲。他在論說中國的對外關係時說：「我朝蕃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意達利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咭唎。自朝鮮至琉球，貢有額有期，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

　　所謂「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事實上，西洋諸國來的大多是商人，而龔自珍一廂情願地把他們視為貢使，是其天朝大國思想使然。

　　1841年，鴉片戰爭打得不可開交之際，龔自珍去世。此前，龔自珍獻給林則徐的秘密武器竟是明朝的戰船和火炮！

　　龔自珍和林則徐曾經均為著名的「宣南詩社」成員。宣南詩社為鴉片戰爭前在京開明士大夫們的聚會組織，因在宣武門南而得名，其後期倡導經世致用，關注民生。但是，這些人的眼光畢竟有其侷限，看到了國內，而不知有國外；看到了民生，而不知有外交。

　　故此，林則徐在與英國人的交往中，把禁菸政策僅僅當成是國內政策，沒有考慮到這一政策會導致國際糾紛，為禁鴉片，斷絕與外國的一切通商，似顯過於武斷。這是其天朝禮治思想中的重大缺憾。

　　林則徐得知英國準備動武的消息後，認為「知彼乃不敢以欺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1839年9月)。又在得到葡萄牙人通報的、英國已將本土及印度的12艘戰艦派往中國時，他發布總督諭令稱「此等謊言，原不過義律等張大其詞，無足深論」(1840年2月)。又在看到英艦四艘抵達廣東海面後，他奏稱「查英夷來船，所配兵械較多，實乃運載鴉片」！(1840 年6月)。當英軍已經佔領舟山十二天之後，林則徐的奏折才到達北京(1840年7月17日)。三天後，浙江巡撫報稱舟山失陷的奏折也到京。如此前後矛盾的現象，導致道光帝大怒。

　　可見，林則徐雖勇於任事、愛國愛民、精神可嘉，但傳統思想之流毒也害其不淺！

　　第一次鴉片戰爭並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士大夫和民眾的全面震動和反思。有限的幾個人如魏源、徐繼畬等，儘管開啟了世界性的眼界，但其著述也不敢在鴉片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公之於眾。人們普遍的想法是，被迫打開的大門還需要緊緊關上，並把洋人的指頭夾住。

　　至於曾國藩，要問他在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都做了些什麼，答案令人沮喪：儘管曾國藩是隨後20年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曾國藩的確沒有什麼動靜。

　　相信曾國藩能夠看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那個夏天南方發生了重大「邊釁」(邊界衝突)的邸報。然而，30 歲的曾國藩一方面正投身於權臣穆彰阿門下，忙於向這位高官探討理學，並結下師生之宜。在曾國藩《日記》中，對曾、穆交往的記述，屢見不鮮。另一方面，這年春天，曾國藩正居住在著名的海淀掛甲屯，等待翰林院散館的考試。曾國藩的日記即是從道光二十年開始記，時年僅兩人從翰林散館，曾國藩授翰林院檢討，另一人授翰林院編修。曾國藩還得到道光皇帝的接見，他洋洋得意地說「同年僅兩人改部，三人改知縣，餘皆留館，可謂千載一遇」。

　　這掛甲屯之所以出名，一則傳說楊六郎在此掛甲從征，二則傳說吳三桂在此養有一叫陳圓圓的女人，三則是事實，即彭德懷被罷官後軟禁於此。而曾國藩在此卻潛心攻讀理學，對於後來被認定為中國歷史近代和古代分野的鴉片戰爭充耳不聞，怪哉。

　　試舉曾國藩在當年六月初七日的日記中所述。曾國藩說自己留翰林院以後，不覺鬆了一口氣。因而「日日玩仍。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曰日無可錄」，達四十多天。他回想起自己在九年以前改號「滌生」的事情，如今「不學如故，豈不可嘆 」！於是下定決心痛改前非，發誓「可以無愧詞臣，尚能以文章報國」。由是觀之，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曾國藩恪守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等待的是另一次歷史機遇。但就世界觀而言，此時的曾國藩還處於似醒非醒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