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十七大：什麼在左右中共用人

吏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這也是人們為什麼對於十七大的關注，更多地放在人事安排上的原因。但正如何頻所言，頻傳的小道消息，與中共體制不透明造成的神秘有關，也映射出人們強烈的參政慾望。網路時代無孔不入的信息通道，是黑箱體制前所未有的挑戰。黑幕掀起之後的真相，與事前的猜測、判斷與小道消息一一應驗，更說明體制的縫隙正被撕越來越大。民主已經勢不可擋，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中共都必須面對。

十七大新貴層出不窮，年輕的如胡春華、孫政才，被譽為「中共第六代領導人」，就是似乎過了氣的孟學農，身上污點尚未洗淨，就突然死鯉魚打挺，看來不僅省長寶座做定，書記之位也遙然相望。接續前段時間「黑窯省長」於幼軍出掌文化部，外界多以派系鬥爭來看待中共用人。就目前而言，一朝君王一朝臣也的確說明瞭派繫在中共用人中的重要性。但問題在於，為什麼一個刻意強調自身先進性的政黨，在搶灘佔位的關鍵時期，多會以關係、派系而不是能力來劃定用人範圍？「污點官員」受啟用，是否表明團系已面臨用人瓶徑，庫存人才見底？這對於研究中國的政治走向，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十七大可以說是中共用人特徵變化最為明顯的一朝。

變化之一：老人政治退潮，原有制衡變暗鬥，忠誠成第一標準。
無論怎麼看，胡溫都是過渡的一代。由於江澤民的政治影響明顯不如鄧小平，一直在中共改革進程中扮演重要影響的老人政治，雖然沒有完全退出政治現實，但影響力顯然在十七大期間大幅下降。所有元老列席十七大，是老人政治一方面想努力發揮影響而另一方面不得不成為點綴的最好說明。

按說，隨著老人政治的衰退，以前用以制衡最高當權者的機制減弱，胡溫已經掌握了大局，應當不拘一格啟用能官幹吏來擴充隊伍，穩定執政根基。但功能的減弱不等於沒有，胡溫仍處於老人政治的邊緣陰影之中，這決定了胡溫一代的過渡性質。圍繞在老人周圍的一些人馬，還想通過老人對胡溫的影響來進一步分得一杯羹，太子黨大規模進入中央委員行列，正是這種「情面」因素髮揮了重要作用；另一部分則通過重新站隊和觀望、甚至是陰謀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網際網路上小道消息頻傳，無論真假，都能看到中共內部有人放風的痕跡，這就令胡溫對於團系以外的官員十分警惕。在執政權威萎縮的情況下，忠誠而不是能力就成為胡溫選拔人員的第一選項。寧可冒著被人譏笑詬病的風險，都要啟用以前被迫拿來祭旗的孟學農，重用「黑窯省長」於幼軍，就是此理。

變化之二：利益集團成型，左右中共用人。
胡溫用人之難還在於社會的普遍利益集團化。這種「特殊利益團體」不光是社會經濟利益，而且也是政治利益。
顯然在政治上團系的既得利益最大，對於急於布局的胡溫而言，守住陣地的能力就至關重要，是不是能推行民生倒不是現在考察人才的標準。雖然團派裡也有不傾向於民生的，江系裡也有關注弱勢的。這樣第二選取項就是能不能守住現有果實。但現實讓胡溫或許不能那麼輕鬆。大批起用團派幹部，已經在民間形成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體認。在省市一級幹部任用上，無論良萎，只要是團幹部，表面上沒犯什麼事的，普遍得到晉升機會，令一些土生土長的本地官員很不服氣。網路上也出現對於團幹部「只會當官不會做事」的批評，普遍認為團幹部「基層經濟嚴重缺乏」。故且不論這種論斷正確與否，但眾口一辭、寧信其有的態度，也說明瞭社會的反感情緒。

變化之三：互相拆臺，整體榮譽觀極速消失。
過去中共雖然也是人治，但由於黨的意識形態還在發揮作用，官員還講究共榮感，對於黨的聲譽總體上還是維護的。但現在黨的意識形態徹底空置，官員說一套做一套，出門在外叫同志，吃起飯來呼哥們，跟官員吃飯，他們反而比江湖還江湖。沒有誰真正的在維護黨的聲譽。這也是胡錦濤強調要重建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情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比如就教育和醫療領域，這兩個部門仍由江系人馬控制。胡溫倒不是派不出來人馬來掌握，而是此時不是時機，只好隔岸觀火。教育和醫療問題的巨大，非一日所積，早已有人放話，這兩個部門不爛掉，是沒有辦法翻盤重整的。隨著大學生就業問題越來越突出，醫療衛生越來越昂貴，社會早已積累了大量的積怨，只要時機合適，一旦出事，團系即可讓別人去謝罪天下，又可跳出隔岸觀火而藉機樹威邀心。鄭筱庾所以因幾百萬元被判死刑，憑的就是這股不能遏制的民心。

這種內部派系鬥爭導致的分裂和整體榮譽感的喪失，是不得已的現實。在權利杯葛和集體榮譽發生衝突時，不自信的、謹慎的態度只能是先取前者。所以污點官員重新啟用或者政途順暢，實在不是不要臉面，而是派系要維護實力。

變化之四：搶灘佔位，庫存不多，胡溫近乎無人可用。
沒有任何人把孟於這類「污點官員」的重新啟用看成是他們自身能力提高的結果，所有的中國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的答案是相同的：即他們是胡溫的「嫡系」。這就得出了胡溫權力掌控已達頂峰的結論。而實際上，與其說「孟於復活」標誌著胡溫胡溫權力體系已然穩固，毋寧說正好證明胡溫權利的不穩固——胡溫並非不顧及社會輿論，而是兩害相權擇其輕。社會輿論可以控制，但瘋狂的權利鬥爭則是你死我活。這種不穩固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就是胡溫自身體系內已無人可用。十六大以來，胡溫權利範圍的擴大當然是明顯的，放眼望去，團派沒有佔據的地方實在曲指可數。就算那些地方，也通過整肅把江派人馬弄得敢怒不敢言，陳良宇就是最好的說明。那些沒有佔據的地方，沒有換成團派人馬的原因，不是胡溫勢力達不到那裡，重要原因是團派無人可用。幾番搶奪，團派人馬能幹的已經都佔好了，其餘的，由於團系人馬基層經驗缺乏，在關鍵的政治部位掌控上還不得要領，即無威望也沒有能力統領重要門逕，比如上海、北京、廣東這些地方。一時間找不到合適的，也就不急於爭奪，還可用順水人情，換得地方大員的暫時信任。

第二，能做事的不能用。一個最好的例證就是李金華、潘岳、李毅中、仇和等強硬官員再次折戟十七大。李金華64年歲，就算是部級，還可工作一年，但以年齡為由落選中央委員。按理，以他的聲望，到中紀委或新成立的預防腐敗局再做貢獻，民眾一定會擁護。負責安全生產的李毅中，沒升沒降，年齡也快到站，再難有所作為。而潘岳，這位被稱作宏觀調控「急先鋒」的官員，估計十七大一開連他自己都糊塗了，他這陣該是後悔的要死，他不是孫猴子，但專制條件下的官場鐵律卻是真正的「緊箍咒」。仇和，這位即無派系背景又在地方上大膽改革的官員，因飽受爭議，在江蘇多達六名中委和候補中委的名單中，也不見蹤影。這些官員的「通病」就是眼裡不揉沙子，常常拍板而起。但一旦進入權利杯葛期，他們就只能邊緣化。他們的作用，對於胡溫的宏觀調控固然重要，但在權力遊戲中，更多的充當了「殺手」角色——他們對地方保護主義的打擊，恰好是高層整盤地方勢力的工具。一味地不分清紅皂白地與利益集團和地方政府鬥法，難免出現對正在成長的政治利益集團形成「誤傷」，這也就造成這些人在體系內部不被待見的局面，賺得表面風光，實際上卻政治暗傷纍纍。就算胡溫想啟用他們，也不得不考慮地方諸侯和各權勢部門的意見。比如李金華，本來讓他掌管審計，是要他給上面弄個「百官行受圖」來，好讓主子掌握在手，伺機而動，聽話了沒事，不聽話了就審計，在人治社會，哪個部門的屁股能乾淨？結果李金華認了真，審一次公布一次，所有部委全有，沒有一個沒有問題的。這還了得，你審的可都是中央的部委，是胡溫直接掌控的，這是在打誰的臉？丟的是誰的醜？失掉的是誰的民心？皆不言而喻。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官員擁有的民意好感，也招至自上到下的妒恨——只有他們是好人的輿情，打的可不光是同僚的臉面。

變化之五：官員如變色龍，無原則無良知，真假難辨。
官員就像演員，大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性格型的。一類是演技型的。如果在法治清明的情況下，這兩類官員表現都很正常，但在一個越來越虛弱的、越來越靠站隊來決定政治前途的暗箱之中，隨著權力的緊縮和權鬥的加劇，這兩類人都會走向極端。

本色型官員鳳毛麟角。這類人呢，當家看門也好，出門辦事也好，該怎麼就怎麼，只堅守原則底線。歷朝歷代都有，就是現在太少。他們遇善揚善，遇惡懲惡，而且不分內外，前述的李金華、潘岳、李毅中這類人就是這樣。在一個清朗世界中，這類人多不顯山露水，只在混亂中才顯出真實面目。所以往往讓同類膽寒，令民眾暢快。但這些人有個毛病，就是總是不那麼能領會當局者的難處，該出手時出手，不該出手時也出手。此類人混得好點的，也就半斤八兩，在當局者那裡功過相抵。最好的是魏徵，得以善終；最慘的是袁崇煥，一身忠骨，卻被誣為叛國投敵殺害，連身上的肉都被他拚命保護的百姓吃個精光。

而演技派官員就不用說了。這樣的人歷朝歷代都有，指鹿為馬就是這類人的拿手好戲。如今這股風氣更盛。當然，他們過去是做給江澤民看，現在主要是演給胡溫看，而不是演給百姓看的。上面喜好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提供什麼，比著法媚上，連他們的親民都是因為媚上。但歷史往往說明，正是這類人最會見風使舵，當面表忠心，背過身就可能會背主求榮。過去他們姓江，今天就姓胡。

前一類既能為主人看門，或者為主人拼天下，但也可能六親不認，連皇親國戚都不認，有時就很壞事。而後一類，明知不可信，但偏偏被人家拍著那些舒坦，就那麼可人樣的，極懂得主人心思，那份媚到骨頭裡的勁兒讓主人也無法拒絕。當這兩類都走向極端時，用人就難免看不準。為了避免看不準，就拒絕在派系之外選。但問題是，派系內的就那麼忠心不二嗎？

由此看未來，大家再看到用了什麼奇怪的人，也不要奇怪，這是專制體制內標準與判斷力加速衰落的典型症侯。等到暗箱裡失去判斷力和標準時，民主也就有了出頭之日了。問題是，民眾有這沒有這樣的耐心等待。(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