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的孩子們

右派這頂沈重而又巨大的帽子,扣到中國知識份子的頭上時,群體中人,他(她)們的孩子有的已經大了,有的孩子還小,有的還沒有孩子。他(她)們的父母,他(她)們的妻子(丈夫)和他(她)們共同經歷了漫漫二十一年苦難的歷程,他(她)們的孩子們也跟著遭殃了二十一年。

閔竹,女,雲南省級機關幹部,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到農場前她已懷孕,孩子生後,因身處逆境,得不到很好哺育夭折了。班長派人用籮筐抬出去掩埋,痛心已極的閔竹還不敢放聲大哭,害怕被認為發泄對黨的不滿情緒,只好默默流淚。

汪君,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後,接受監督勞動的處分。他愛人雖然是醫生,一朝染上右派的病毒,就被弄到農村四處流動行醫,隨時挨批鬥,無法無力無處安置和照顧兒女。汪君只好帶著才兩歲的兒子一起同吃同住在河邊的小棚子裡。荒郊野嶺,舉目四望,一片淒涼。寒風襲來透心涼,苦雨飄灑添惆悵,烏啼雞鳴聲悲切,秀才落泊真造孽。觸景生情,思緒萬千,這昔日硬漢不禁噓欷不已!更令他惴惴不安的是每當夜深人靜時,豺狼繞著棚子轉,嚎叫聲不絕於耳,懷中緊抱著孩子,驚恐、焦急,彷徨,茫然,長夜漫漫何時旦!萬般無奈只好把兒子寄養在一老農家裡。

徐之聰,被劃為「右派」後,愛人受到無端的政治壓力,被迫離婚;丟下四、五歲的兒子,由徐帶來農場。為了兒子的成長和將來,再苦再累再難也要讓孩子讀書,受教育。三角地距場部一公里多,孩子每天步行到場部小學讀書,一天要跑四趟。在一個霜凍白茫茫的傍晚,寒風刺骨,孩子放學回家,來到半途中的十字路口,被兩隻餓狼叼到地頭,把棉衣和褲子都撕成碎片,兩條腿的肉啃得精光,奄奄一息,已經休克。小平地(二隊)的難友赴場部參加集中學習,路過發現,迅即向隊上和場部醫院報告。父親收工回來,打好飯等兒子回來吃。左等、右等不見來,放心不下,就沿路去找。找到十字路口,跑去一看,啊!眼前發黑癱在地上。待清醒時,淚水不住地往下淌,唉!我的兒子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天哪!此時為搶救而攔住一輛過路馬車,急忙抱好孩子和趕來搶救的人坐上馬車往場部醫院趕,口中叫著,要求醫生救救我的兒子,救救我的兒子,醫生趕來被此情此景嚇呆了,不住地哀嘆,整個下肢一點肉都沒有,是一架光骨頭,其狀慘不忍睹,如何搶救呢?!就這樣眼巴巴地看著這無辜的孩子斷氣。兒子死了,完了!什麼都完了!!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楊紹孔,保山縣供銷社工職工,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年近五十的楊紹孔家中丟下年過七旬的老母和多病的妻子,以及兩個未成年的子女。每月領得為數不多的工資後,扣除伙食剩餘的都全部帶回家,幫補家用,自己無錢添置衣物,衣服爛了自己打補丁,補丁重補丁,衣著襤褸,像個叫化子,只是不乞討而已。大躍進時期,飯不夠吃,每餐飯後他都要喝一大碗鹽水,人大肚大,長期餓肚,營養跟不上導至週身浮腫,勞動很吃力,經常受到批鬥。他為了支撐這個家,忍受著難以忍受的痛苦和羞辱,終於熬過了「大躍進」這道關口,他活了過來。1976 年一天夜裡,他突感身體有所不適,急呼同室的趙體華,幫他拿藥 (事先準備好的中草藥),藥拿到時他已不省人事,在送往場部醫院途中死亡。他是不願意死的,因為這個家庭還離不開他;他又不得不死,長期遭受的折磨摧殘了他的生理機能;他死得很乾脆,彷彿是說:我生前沒有給家庭帶來歡樂,我死也不會給他們帶來麻煩。他死後,這個家庭也就毀滅了,老母弱妻相繼死亡,連棺材都得不到一口;姑娘被人拐騙到緬甸;小兒子流浪乞討,因犯法坐牢了。三中全會後,農場補發了當年剋扣他的糧價補貼及一級農工工資,他的份額已無人領取。

李國雲,保山一中教師,共青團員,整風時得到上級信任任記錄員,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的妻子要到農場來看他,四歲的兒子跟他在一起,孩子聽到媽媽要來很高興,但看到爸爸穿的那條補了許多補丁的褲子,就說:「爸爸,你換一換那條褲子,不然媽媽會難過的。」是呀!連四歲的孩子都看得出憑布票穿衣服時的寒酸,李國雲只好換了條褲子,再去接他的妻子。

張明義,部隊文藝工作者,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一直嚴格要求自己,表現得很好。在農場搞過宣傳,參加文藝演出隊,深得領導方面信任,很早就摘掉了帽子,解除勞教。一句話冒犯了指導員,指導員叫人拿來繩子,親自動手把張明義狠狠捆了起來。在動手之前,張明義請求道:「指導員!我希望不要在這裡捆我。在家門口,當小孩的面,影響不好!」失掉理性的指導員(或者說失去人性吧!)那裡聽得進去,也許他正要在張家人面前耍威風。張的妻子和兩個稍大點的、「懂事」的兒子在一旁默默的淌眼淚,只有尚在吃奶的小兒子嚇得哇哇大叫,緊緊的躲在母親懷抱裡。人們站在遠處,也默默的淌眼淚,靜靜地觀看著黑夜中演出的這一幕。

陳捷,雲南省計委幹部,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是帶著剛會走路的兒子到農場來接受改造的。靠他十六元的生活費維持父子二人的生活是很難的啊!為了生活,他把值錢的衣物都賣了。他身處逆境和勞累,但從不放鬆對孩子的教育,利用空餘時間教孩子識字寫字。孩子不僅失去母愛,同時也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負,打他、罵他「小右派」,他在同學中間是低人一等,幼小的心靈受到創傷。孩子無辜如此受辱,誰不心痛。

瀋迎春,瀘西師範學校黨支部書記兼副校長,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孩子剛滿週歲,送到宜良交給雙目失明的外婆帶著,老人家同時帶兩個剛學走路的孩子,用兩根布帶像栓小狗一樣的栓著孩子,一隻手拉著一個,怕孩子跑出家門出事。

楊群,女,雲南省文化局電影科科長,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拋下四個月的愛子,離開結婚一年多的丈夫,於 1958 年4 月離開昆明去農場,開始了接受監督勞動的生涯。1962 年春節前夕,弟弟帶著她的兒子來農場看她。當時正集中場部學習,準備迎接春節的到來。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先聽到卡車的聲音,接著有人高聲叫著:「楊群,快來接你的兒子!」她急急忙忙趕到車前接兒子,心裏是多麼高興啊!夜已深了,她將弟弟安排在男宿舍裡,抱著兒子返回宿舍。雖然1961 年探親時和兒子相處了十幾天,但母子相聚的時間實在太短了。她是多麼珍惜這次相聚的機會啊!快走到宿舍門口時,兒子突然從她的懷裡掙脫出來落到地上。兒子背對她說:「你不是我媽媽,我不跟你去。」天啊!她驚呆了,俯下身去勸兒子;「你好好看看,我就是你的媽媽。」兒子一動不動地站在寒風中,不斷地重複那句話;「你不是我媽媽!」她的心像被刀刺般疼痛。是誰製造了這人間悲劇,讓母子不能相認。不論她怎樣勸說兒子依然如故。她忍住悲痛,看來今晚要說服兒子是不可能了,她也不忍心讓兒子繼續在寒風中受凍。無奈地推醒已經熟睡的弟弟,把兒子送到弟弟的床上。直到第二天,經過反覆做工作,許多難友也紛紛來幫忙勸說解釋,兒子才接納了她這個媽媽。

張軼中,女,雲南大學教師,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她生第一個孩子時,醫生檢查骨盆太小要剖腹產,因為是剖腹產而輸液,孩子在對面床上,怕孩子被蒼蠅叮,就請人蓋一塊紗巾在臉上,豈知孩子一哭,就將紗巾吸進嘴裡,周圍沒人,她不顧一切將輸液管撥掉,爬下床將其抱到自己的床上,有驚無險。生第二個孩子時,要她在農場醫院作剖腹產手術,想把她作為練手藝的試驗品,後來還是在同病相憐的鄧世佳醫生堅持下,才同意她到彌勒醫院去生產。右派丈夫被派往很遠處挖水溝,放假天也回不來,她一人領兩個孩子,還要照樣出工。

張景雯,女,曲靖縣委文教口副組長,丈夫呂華民是曲靖縣委書記,夫妻雙雙劃右派。第四個兒子出生在那個多難的年代,剛到人間九個多月就在缺奶斷糧中活活餓死。她隨女社員們下田搶收搶種(男強勞動力都外出大煉鋼鐵)。連夜苦戰「放衛星」,下「樣板田」、挑糞、挖板田因勞累過重,患了子宮脫垂的婦科病,仍堅持每天出工,在收工回家的路上還要找好燒柴、野菜,從不因病誤工,發誓要堅強地為孩子們活著。他們不能失去媽媽。 1975 年秋,二兒子下鄉當知青兩年多,他的表現,得到生產隊、大隊、公社的一致好評,被推薦上大學。經過幾個招生單位的體檢、考試、正準備錄取,又被父母有「政治問題」卡住了。一夜之間她急白了頭髮,一向平和從不求人的丈夫呂華民也憤怒了。一對右派夫婦共同去為孩子將被剝奪的求學權利,四處奔走,找有關人員申辯抗爭討回公道;最後以「可教育好子女」名額圓了兒子的大學夢。

盧金凱夫婦,省委黨校教員,雙雙罹難,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女兒學習成績優秀,初中畢業後,農場不准報考高中,但孩子很爭氣,在父母的輔導下,發奮自學完高中課程,考上雲南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

郭家源,元陽縣委機關幹部,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他在山丘上撬石頭敲公分石,中午飯不能回家吃飯,他那兩個懂事的兒子,大兒子十歲,小兒子六歲,兄弟倆提著飯盒到山上找爸爸吃飯,不管氣候炎熱,天陰下雨都如此,他一見到倆個兒子送飯來,就含著淚水往下嚥,全身增加了力量,再苦再累要把他們撫養長大,堅強地苦熬人生。

黃梅芳,女,當時27 歲的她,帶領三個孩子(大兒6 歲小兒5 歲女兒3 歲),前往農場接受監督生產。每月生活費16 元2 角,如四人都在食堂開夥,只夠兩人的伙食費,所以只有她一個搭伙每月支付7 元,其他三個孩子買米回來煮吃。每餐定量分飯,4 張嘴吃一份菜飯當然不夠吃,經常找些山茅野菜如蕨菜、灰條菜、苦蕒菜、馬蹄葉等來摻著餬口。假節日上山撿柴草,苦山桃、紫黃泡、舊軍糧(火棘)等野果就是孩子們童年時的嘴頭食了。所謂的「美味佳餚」也並非沒有享受過,但僅只是一回罷了,那是一個下放幹部丟出窗外的雲腿罐頭盒被孩子撿回家來,拌飯吃,將空罐中的火腿油及殘渣伴得干乾淨淨,聞著噴噴香,吃得舐指頭,可算得一餐「美味珍饈的佳餚」了,多少年後都難以忘懷。隊上幾次供應紅糖、豆腐、餅子等都無錢購買而放棄,為了能買上供應分配的物品,只有想法增加一點收入。雖然過去曾經「十指不染陽春水」,而今只有替人洗衣服(衣服一套一角錢,被子兩角錢)。除此之外,夜間點上小油燈替縫紉社鎖鈕洞(一分錢鎖兩個洞)。畢竟孩子在成長,他們希望隔幾天每人能吃上一個雞蛋。她想蛋是雞下的,買蛋不如買雞來生蛋才現實。誰知辛辛苦苦積讚下來的6 元錢買回一支下蛋母雞,下了一個蛋就嗚乎哀哉了,她氣得頭腦發熱渾身無力。雖然孩子們弄來煮吃,可她胸悶氣撐無法消受。有一天小兒子到食堂打飯菜不小心跌了一跤,將唯一打飯菜的土大碗落地開花摔成碎片,地上的飯菜引來了銅嘴鐵爪爭食。面對當時的情景,她咬緊牙關,強忍眼淚,不知是悲是憤低吟出:「落地開花響咣當,一曲悲歌枉斷腸,少兒不知柴米貴,遍撒飯菜作雞糧」。女兒用瓦罐去打井水,將唯一打水罐也葬送了,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好比「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她只有教導女兒:「井裡取水本用桶,無桶用罐也無妨,晃擺千萬要謹慎,一旦碰壁就遭殃。」在那艱辛的歲月裡,她的三個孩子是聽話的,也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買回供應的一個餅子只好切成幾丫,孩子們說:「媽媽,我們那天能夠一人分得一個餅吃就好了。」她聽了心如刀絞,止不住的淚水往下流。孩子們替她擦乾淚水說:「媽媽別著急!我們會長大的。」由於孩子們這句話,使她樹立了對生活的信念,堅定了她克服和戰勝一切困難的決心,她想困難和屈辱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的。孩子們長大該入學了,學校對困難戶子女免費入學,但做作業的本子和筆又無錢買。孩子們想辦法從地裡肥料堆上拆化肥袋包裝紙(牛皮紙),拿回來叫她幫他們訂成作業本。寫字用的筆是老師集得短節短節的鉛筆給他們用的。老師借給大兒一支水筆,用到畢業時才歸還老師。至於孩子們穿的衣服,不論是炎夏與寒冬,只是一套衛生衣,所謂「新三年,舊三年,補補縫縫又三年,」就是孩子們當年穿著的寫照 。在艱苦環境中成長的孩子讀書是很用功的,三個孩子都帶上了紅領巾。只是小學畢業就不能升中學了,因為當時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規定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子女不得上中學;雖然他們的學業成績在班上算是最好的,也不能例外。老師都覺得十分可惜又無力回天。真是一人罹難全家遭災,貽誤子孫後代,工、農、兵可以上大學,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年紀輕輕就與書本絕緣,十三、四歲就參加生產勞動,和成年人干一樣的重活。蒼天有眼,當歷史翻了一個坎,土沒有壓住噴泉,孩子們圓了大學夢,成為國家有用之材。

說白了,反右派實際上是以毛澤東思想的名義進行的恐怖運動,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這場運動?古巴共產黨的領袖費代爾• 卡斯特羅幫他說出了他想說而沒有說出口的話:「革命需要有敵人……要發展革命事業,就必須有個對立面,那就是反革命。」就以官方公布的五十五萬人算,他們每個人的背後又都有一大串親屬、朋友,加在一起少說也有四百萬人,都成了不可信任的人。右派的孩子們,孩子們的孩子,以往吃過苦頭的和現在沒有吃過苦頭的,你們是不是想過,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罪惡的根源是毛澤東、卡斯特羅賴以生存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只有埋葬它,吃過苦頭的和沒有吃過苦頭的,才不會再吃苦頭再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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