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新亮先生《關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認識》一文的回應
首先，十分感謝劉新亮先生對拙著《將共產黨正名為自由民主黨的建議》一文的認真閱讀，和對「正名」工程相關的理論問題的嚴肅思考和探索，這對幫助中華民族從以往的歷史悲劇和目前的價值紊亂中走出來，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認真拜讀了劉先生的文章之後，一方面感到不能認同其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認識，但另一方面，又感到劉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態度，絕不僅僅只是其一個人的觀點，它反映了目前中國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長期以來受黨教育的老同志，在改革開放後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所產生的認識。對這樣的認識進行分析和梳理，將有助於我們整個社會的精神視域，逐漸從馬克思主義的侷限和桎梏中超越出來。
劉先生的觀點，主要是建立在這麼二個判斷之上：一是所有的18、19世紀的社會思潮都是「以消滅私有製作為立說之本」的；二是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社會思潮相比，區別在於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有著更加充分的肯定，其他的社會思潮要求立刻消滅私有制，馬克思主義則是強調要等到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成熟之後，才「最終消滅私有制」。基於這二個判斷，劉先生得出結論說，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悲劇之所以會發生，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沒有聽從馬克思的教導，在資本主義還沒有發展成熟之前，就開始消滅私有制。這種情況至今沒有根本改變，所以，「正名」是為了讓執政黨重新回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即首先尊重資本主義的發展，等到其充分發展成熟之後，再消滅私有制，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用一個通俗的比喻來說就是，應該等到資本主義這頭豬，長肥長足之後才可以殺豬吃肉，毛時代悲劇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在豬還沒有長足的時候就將其殺掉了。
在筆者看來，劉先生的二個作為前提的基本判斷明顯都是不正確的。一是「消滅私有制」非但不是18、19世紀所有社會思潮的「立說之本」，而且也不是所有左翼思潮的「立足之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於1776年，邊際效用學派形成於19世紀的中、下葉，整個以保護私人產權為核心的，為現代資本主義辯護的政治經濟學體系都是在18、19世紀形成的。即便是在左翼的思潮中，社會民主主義就是以尊重私有制，而不是以消滅私有製作為前提的。
所以，將如何對待私有制，作為一個衡量標準的話，在人類的各種政治思想體系的譜系中，馬克思主義是最激進地要求消滅私有制的一個。最溫和的左派是在尊重私有制的前提，提出用稅收來調節貧富；再激進一點的左派，想消滅私有制，但其採取的手段是和平的議會道路；馬克思主義則非但要消滅私有制，而且提出只有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才真正可能消滅私有制。所以，它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作人類全部思想體系中，最激進和最極端的左派。
中國社會從 「三大改造」開始，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悲劇，正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的核心理念全面改造中國的結果。中國歷史上，不乏專制暴政的例子。但是，就如哈維爾指出的那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現代極權主義，和傳統的專制主義之間，有著重要的區別。
經過分析之後，我們不難發現，現代極權主義之所以具有傳統專制主義不具有的巨大能量，主要是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所賜。在傳統社會中，每一個統治集團打下江山之後，也都要重新分配財富，但是，這種再分配的範圍總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均貧富」口號叫得再響的農民起義領袖，在奪取政權後，也沒有力量去剝奪所有人的私有財產。因為，沒有人能夠想像一個消滅私有財產後的社會如何運作和存在。
但是，馬克思在耗費畢生精力發明瞭「科學社會主義」之後，他宣稱可以用人的理性的科學計畫，來替代盲目的市場，因此，在一個消滅私有產權的社會中，經濟非但不會崩潰，而且可以「有計畫、按比例、高速度」地發展。結果，馬克思的理論，鼓勵了一個以暴力奪取政權的集團，名正言順地以最徹底的方式洗劫了社會中的全部財產，再以權力加以重新分配；他的階級鬥爭學說，則以是否認同私有制為界，將整個人類分裂為你死我活地進行生死決戰的二大陣營；他的唯物主義、無神論，以及自詡掌握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的「致命的自負」，則鼓勵了他的信徒在掌握權力之後，以不加節制方式加以使用，並且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約束地殘酷地對待自己的敵人。這一切都是導致毛時代悲劇的理論和思想根源。
事實上，上述這些觀點，在一個開放社會中，都是眾所周知的政治常識。所以，在劉先生的文章中，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它以如此自然而然和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稱：「消滅私有制」是一切社會思潮的「立說之本」！當然，我們可以說，這首先是由于思想視野的封閉造成的，由於長期以來，在中國大陸的教育體系中，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沒有系統完整地傳授過任何一種其他的價值體系。所以，難以避免地會出現，到《共產黨宣言》中，去尋求「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存在合理性證明的黑色幽默。
但是，最讓筆者感到心情沈重和憂傷不安的，還不僅於此，純粹知識上的缺失是很容易彌補的。最關鍵的是，從文章急切地為馬克思主義辯護的熱忱中，我們分明可以看到，它的作者對一個消滅了私有制的理想社會的最終降臨的真誠嚮往和殷切期盼。也就是說，文章的作者已經不由自主地將自己最純潔的道德理想和最虔誠的精神追求，和一個你的我的渾然不分的共產主義社會，和馬克思主義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了一起。而這一切，正是長期以來極權主義的理想教育的結果。
在這兒，我們也看到了，整個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從馬克思主義向自由民主主義轉型的「正名」工程的真正困難之所在。它不僅僅是常人所認為的只是有權者為了捍衛既得利益而不肯轉變這麼簡單，更關鍵的是，對大量長期以來，已經習慣性地將自己最虔誠的超驗信仰和一個消滅私有制後，你的我的渾然不分的共產社會聯繫在一起的民眾來說，（對他們來說，允許私有財產的合法化和永恆化，就等於是將人類的自私、冷酷和邪惡合法化，從而使人類的精神永遠墮落於地獄之中，而不在有可能接近純潔無私的天堂。）在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理想之後，用什麼來填補其信仰失落後，造成的精神迷惘和心靈創傷。
在《正名》一文的第四部分中，筆者著重論述了，在一個你的我的分得清清楚楚的社會中，如何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公民認同和超驗認同，作為道德精神的基礎，但是，真的要使這些文化樣式在中國社會中成長起來，需要一個相當艱難和漫長的過程。
最後，我想說的是《關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認識》一文作者的思想觀念，實際上要比中共目前的官方意識形態更接近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已明確允許私有制在現階段長期存在，至於在未來的高級階段要不要再次消滅私有制，中共尚採取了存而不論的迴避策略。而劉先生則明確表示應最終消滅私有制來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假如這樣的話，共產黨就無須改名，因為，它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最後實現一個名符其實的共產社會作準備罷了。而無論正名為「自由民主黨」還是「社會民社會黨」，都意味著對私有制的永久性的承認。
2007-10-20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首先，十分感謝劉新亮先生對拙著《將共產黨正名為自由民主黨的建議》一文的認真閱讀，和對「正名」工程相關的理論問題的嚴肅思考和探索，這對幫助中華民族從以往的歷史悲劇和目前的價值紊亂中走出來，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認真拜讀了劉先生的文章之後，一方面感到不能認同其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認識，但另一方面，又感到劉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態度，絕不僅僅只是其一個人的觀點，它反映了目前中國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長期以來受黨教育的老同志，在改革開放後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所產生的認識。對這樣的認識進行分析和梳理，將有助於我們整個社會的精神視域，逐漸從馬克思主義的侷限和桎梏中超越出來。
劉先生的觀點，主要是建立在這麼二個判斷之上：一是所有的18、19世紀的社會思潮都是「以消滅私有製作為立說之本」的；二是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社會思潮相比，區別在於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有著更加充分的肯定，其他的社會思潮要求立刻消滅私有制，馬克思主義則是強調要等到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成熟之後，才「最終消滅私有制」。基於這二個判斷，劉先生得出結論說，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悲劇之所以會發生，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沒有聽從馬克思的教導，在資本主義還沒有發展成熟之前，就開始消滅私有制。這種情況至今沒有根本改變，所以，「正名」是為了讓執政黨重新回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即首先尊重資本主義的發展，等到其充分發展成熟之後，再消滅私有制，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用一個通俗的比喻來說就是，應該等到資本主義這頭豬，長肥長足之後才可以殺豬吃肉，毛時代悲劇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在豬還沒有長足的時候就將其殺掉了。
在筆者看來，劉先生的二個作為前提的基本判斷明顯都是不正確的。一是「消滅私有制」非但不是18、19世紀所有社會思潮的「立說之本」，而且也不是所有左翼思潮的「立足之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於1776年，邊際效用學派形成於19世紀的中、下葉，整個以保護私人產權為核心的，為現代資本主義辯護的政治經濟學體系都是在18、19世紀形成的。即便是在左翼的思潮中，社會民主主義就是以尊重私有制，而不是以消滅私有製作為前提的。
所以，將如何對待私有制，作為一個衡量標準的話，在人類的各種政治思想體系的譜系中，馬克思主義是最激進地要求消滅私有制的一個。最溫和的左派是在尊重私有制的前提，提出用稅收來調節貧富；再激進一點的左派，想消滅私有制，但其採取的手段是和平的議會道路；馬克思主義則非但要消滅私有制，而且提出只有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才真正可能消滅私有制。所以，它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作人類全部思想體系中，最激進和最極端的左派。
中國社會從 「三大改造」開始，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悲劇，正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的核心理念全面改造中國的結果。中國歷史上，不乏專制暴政的例子。但是，就如哈維爾指出的那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現代極權主義，和傳統的專制主義之間，有著重要的區別。
經過分析之後，我們不難發現，現代極權主義之所以具有傳統專制主義不具有的巨大能量，主要是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所賜。在傳統社會中，每一個統治集團打下江山之後，也都要重新分配財富，但是，這種再分配的範圍總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均貧富」口號叫得再響的農民起義領袖，在奪取政權後，也沒有力量去剝奪所有人的私有財產。因為，沒有人能夠想像一個消滅私有財產後的社會如何運作和存在。
但是，馬克思在耗費畢生精力發明瞭「科學社會主義」之後，他宣稱可以用人的理性的科學計畫，來替代盲目的市場，因此，在一個消滅私有產權的社會中，經濟非但不會崩潰，而且可以「有計畫、按比例、高速度」地發展。結果，馬克思的理論，鼓勵了一個以暴力奪取政權的集團，名正言順地以最徹底的方式洗劫了社會中的全部財產，再以權力加以重新分配；他的階級鬥爭學說，則以是否認同私有制為界，將整個人類分裂為你死我活地進行生死決戰的二大陣營；他的唯物主義、無神論，以及自詡掌握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的「致命的自負」，則鼓勵了他的信徒在掌握權力之後，以不加節制方式加以使用，並且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約束地殘酷地對待自己的敵人。這一切都是導致毛時代悲劇的理論和思想根源。
事實上，上述這些觀點，在一個開放社會中，都是眾所周知的政治常識。所以，在劉先生的文章中，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它以如此自然而然和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稱：「消滅私有制」是一切社會思潮的「立說之本」！當然，我們可以說，這首先是由于思想視野的封閉造成的，由於長期以來，在中國大陸的教育體系中，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沒有系統完整地傳授過任何一種其他的價值體系。所以，難以避免地會出現，到《共產黨宣言》中，去尋求「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存在合理性證明的黑色幽默。
但是，最讓筆者感到心情沈重和憂傷不安的，還不僅於此，純粹知識上的缺失是很容易彌補的。最關鍵的是，從文章急切地為馬克思主義辯護的熱忱中，我們分明可以看到，它的作者對一個消滅了私有制的理想社會的最終降臨的真誠嚮往和殷切期盼。也就是說，文章的作者已經不由自主地將自己最純潔的道德理想和最虔誠的精神追求，和一個你的我的渾然不分的共產主義社會，和馬克思主義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了一起。而這一切，正是長期以來極權主義的理想教育的結果。
在這兒，我們也看到了，整個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從馬克思主義向自由民主主義轉型的「正名」工程的真正困難之所在。它不僅僅是常人所認為的只是有權者為了捍衛既得利益而不肯轉變這麼簡單，更關鍵的是，對大量長期以來，已經習慣性地將自己最虔誠的超驗信仰和一個消滅私有制後，你的我的渾然不分的共產社會聯繫在一起的民眾來說，（對他們來說，允許私有財產的合法化和永恆化，就等於是將人類的自私、冷酷和邪惡合法化，從而使人類的精神永遠墮落於地獄之中，而不在有可能接近純潔無私的天堂。）在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理想之後，用什麼來填補其信仰失落後，造成的精神迷惘和心靈創傷。
在《正名》一文的第四部分中，筆者著重論述了，在一個你的我的分得清清楚楚的社會中，如何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公民認同和超驗認同，作為道德精神的基礎，但是，真的要使這些文化樣式在中國社會中成長起來，需要一個相當艱難和漫長的過程。
最後，我想說的是《關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認識》一文作者的思想觀念，實際上要比中共目前的官方意識形態更接近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已明確允許私有制在現階段長期存在，至於在未來的高級階段要不要再次消滅私有制，中共尚採取了存而不論的迴避策略。而劉先生則明確表示應最終消滅私有制來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假如這樣的話，共產黨就無須改名，因為，它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最後實現一個名符其實的共產社會作準備罷了。而無論正名為「自由民主黨」還是「社會民社會黨」，都意味著對私有制的永久性的承認。
2007-10-20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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