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紀念巴金逝世兩週年，中國現代文學館原副館長、著名學者吳福輝日前以「經典巴金：與《家》的幾代讀者共呼吸」為題，在上海市檔案館作了相關講座。
吳福輝透露，他近期在北京幾所大學作的一個小規模調查顯示，有80%%的學生認為《家》只是一部中流小說。這與文學史上把《家》視作「中國現代文學最卓越的作品之一」的評價出入頗大，而這一調查數據的公布也很值得人們思考。
調查數據
《家》只是一部中流小說？ 作為文學博士生導師，吳福輝日前在學生群體中進行的小范圍調查結果顯示，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只有魯迅的《阿Q正傳》、張愛玲的《金鎖記》、巴金的《家》和茅盾的《子夜》這四部作品是所有文科大學生全都看過的。而在其中，100%%的受訪者認為《阿Q正傳》是上流小說；各有一半的讀者認為《金鎖記》是上流和中流小說；認為《家》和《子夜》是上流和中流小說的讀者比例都是20%%和80%%。更有趣的是，60%%的學生認為《家》是都市小說，30%%認為是市民小說，另有10%%認為是通俗小說。問卷還對這四部作品未來的讀者定位進行了調查，只有小說《家》的未來讀者被100%%地定位在青年學生群體。
青年學子
《家》無法與《阿Q正傳》媲美 吳福輝的這組調查數據公布後，記者在學生群體中進行了走訪，發現確有不少年輕學子將《家》視作一部中流作品。
上大中文系學生小邵告訴記者，相較於張愛玲和沈從文爐火純青的語言藝術，巴金的《家》在行文方面略顯直白。「走出家，融入革命洪流」的小說主題，在許多學生看來也具有很強的時代侷限性，「小說和當代青年的生活存在距離，更為貼近革命時代的年輕人。」還有一些學生認為，《家》主要著眼於年輕人因婚戀問題與封建家長相抗爭，在小說中，覺新對家的守護和覺慧、覺民的離家出走都顯得比較形式化，巴金並沒有有意識地去觸及人性深處。因此，《家》的成就在他們眼中無法媲美於魯迅的《阿Q正傳》，「魯迅先生對中國國民性的深入拷問，其意義穿越時空。」
專家學者
巴金作品尚未完成經典化
當代大學生閱讀《家》的感受與文學史的定論有出入頗大，卻並未令有關專家感到意外。著名學者李輝和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的周立民教授一致認為，每個時代的讀者對於閱讀的幻想和期待是不同的，閱讀趣味隨著時代變化有所改變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他們同時強調，小說《家》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貢獻不容置疑。
李輝認為，吳福輝所作的這項調查，固然反映了當代青年閱讀趣味的改變，卻也從另一側面論證了小說《家》指向的豐富性。「《家》以成都這個城市為背景，小說中記錄了不少成都民俗和市民的生活細節，其主要情節還是年輕人的婚戀故事。因此，讀者才會對小說類型產生各種定論，都市小說、市民小說、通俗小說不一而足，這正是巴金文學豐富性的體現。」周立民教授認為，青年學子對小說《家》的藝術性有所低估，與這兩年學界對於左翼文學的忽略和研究不夠有關。「魯迅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被經典化的作家，其作品早已完成了經典化，但巴金和茅盾的作品卻尚未走完這一過程。」
對於出現的「巴金作品的經典魅力將隨時代變化有所消退」的說法，吳福輝在講座中也透露了他的個人觀點。他認為，「走出家」其實是人類一個永恆的主題。「在時代變遷的過程中，個人走出家庭的原因確實會有所變化，唯一不變的卻是，人們在尋求個人價值的過程中融入人類進步洪流的願望。文學上的先鋒和常態隨著時代變化會相互轉換，當年的先鋒確實會成為當下的通俗，但巴金小說的意義仍將指向未來。」
關於《家》 坎坷首次發表險遭腰斬
吳福輝並非巴金文學研究專家，但卻是巴金文學的忠實讀者，也是巴老創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見證人。他在講座中透露，小說《家》首次發表險遭腰斬。
《家》原是巴金於1931年4月18日開始，為上海《時報》創作的連載作品。不料在1932年初，小說寫到瑞玨難產而死時卻遭到報社停載。此後，因為巴金向報社表示願意放棄稿費收入，停載兩個月之久的《家》才得以繼續發表，直至1932年5月才全篇連載完畢。
對於小說《家》首次發表險遭腰斬的原因，文學史上列舉的原因有二：一是小說連載期間恰逢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報紙需要大量版面刊載時事新聞，故而停發連載小說；二是由於《時報》編輯抱怨小說《家》寫得太長，不願予以續載。吳福輝卻對此提供了新說。他例舉道，張恨水於1927年至1932年間在北京《世界日報》連載《金粉世家》共100萬字，1930年在上海《新聞報》連載《啼笑因緣》共30萬字，其長度都不在《家》之下，時間跨度也都涵蓋了當年的戰爭局勢，卻都沒有遭遇停載，可見上述兩條緣由是站不住腳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當時的小報讀者都是市民階層，他們確實不太愛看《家》這樣的小說。」
新文學發行冠軍
有意思的是，就是《家》這部在首發期間險遭腰斬的作品，1933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單行本後，到1950年前後已重印了33次，成為當時最暢銷的小說。「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就連魯迅先生的《吶喊》當年都沒有如此巨大的發行量。而張恨水的《啼笑因緣》連載期間雖然廣受歡迎，單行本出版以後卻才重印了20版，根本難望《家》之項背。」據吳福輝的分析，小說單行本之所以暢銷，與當時新文學的讀者群體有關，「他們和小報讀者完全是兩類人，多數都是當時的五四青年。」也正是《家》這部小說，促成了大批革命青年走出家庭趕赴延安，「他們在離家時也許什麼都沒帶，卻帶走了巴金的這本小說。」
文學進入了21世紀，小說《家》的讀者也已歷經幾代。吳福輝為此作出粗略統計，認為《家》可謂是中國新文學作品中出版數量最高的小說，「其單行本大約已經發行了1000萬冊。」
吳福輝透露，他近期在北京幾所大學作的一個小規模調查顯示，有80%%的學生認為《家》只是一部中流小說。這與文學史上把《家》視作「中國現代文學最卓越的作品之一」的評價出入頗大，而這一調查數據的公布也很值得人們思考。
調查數據
《家》只是一部中流小說？ 作為文學博士生導師，吳福輝日前在學生群體中進行的小范圍調查結果顯示，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只有魯迅的《阿Q正傳》、張愛玲的《金鎖記》、巴金的《家》和茅盾的《子夜》這四部作品是所有文科大學生全都看過的。而在其中，100%%的受訪者認為《阿Q正傳》是上流小說；各有一半的讀者認為《金鎖記》是上流和中流小說；認為《家》和《子夜》是上流和中流小說的讀者比例都是20%%和80%%。更有趣的是，60%%的學生認為《家》是都市小說，30%%認為是市民小說，另有10%%認為是通俗小說。問卷還對這四部作品未來的讀者定位進行了調查，只有小說《家》的未來讀者被100%%地定位在青年學生群體。
青年學子
《家》無法與《阿Q正傳》媲美 吳福輝的這組調查數據公布後，記者在學生群體中進行了走訪，發現確有不少年輕學子將《家》視作一部中流作品。
上大中文系學生小邵告訴記者，相較於張愛玲和沈從文爐火純青的語言藝術，巴金的《家》在行文方面略顯直白。「走出家，融入革命洪流」的小說主題，在許多學生看來也具有很強的時代侷限性，「小說和當代青年的生活存在距離，更為貼近革命時代的年輕人。」還有一些學生認為，《家》主要著眼於年輕人因婚戀問題與封建家長相抗爭，在小說中，覺新對家的守護和覺慧、覺民的離家出走都顯得比較形式化，巴金並沒有有意識地去觸及人性深處。因此，《家》的成就在他們眼中無法媲美於魯迅的《阿Q正傳》，「魯迅先生對中國國民性的深入拷問，其意義穿越時空。」
專家學者
巴金作品尚未完成經典化
當代大學生閱讀《家》的感受與文學史的定論有出入頗大，卻並未令有關專家感到意外。著名學者李輝和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的周立民教授一致認為，每個時代的讀者對於閱讀的幻想和期待是不同的，閱讀趣味隨著時代變化有所改變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他們同時強調，小說《家》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貢獻不容置疑。
李輝認為，吳福輝所作的這項調查，固然反映了當代青年閱讀趣味的改變，卻也從另一側面論證了小說《家》指向的豐富性。「《家》以成都這個城市為背景，小說中記錄了不少成都民俗和市民的生活細節，其主要情節還是年輕人的婚戀故事。因此，讀者才會對小說類型產生各種定論，都市小說、市民小說、通俗小說不一而足，這正是巴金文學豐富性的體現。」周立民教授認為，青年學子對小說《家》的藝術性有所低估，與這兩年學界對於左翼文學的忽略和研究不夠有關。「魯迅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被經典化的作家，其作品早已完成了經典化，但巴金和茅盾的作品卻尚未走完這一過程。」
對於出現的「巴金作品的經典魅力將隨時代變化有所消退」的說法，吳福輝在講座中也透露了他的個人觀點。他認為，「走出家」其實是人類一個永恆的主題。「在時代變遷的過程中，個人走出家庭的原因確實會有所變化，唯一不變的卻是，人們在尋求個人價值的過程中融入人類進步洪流的願望。文學上的先鋒和常態隨著時代變化會相互轉換，當年的先鋒確實會成為當下的通俗，但巴金小說的意義仍將指向未來。」
關於《家》 坎坷首次發表險遭腰斬
吳福輝並非巴金文學研究專家，但卻是巴金文學的忠實讀者，也是巴老創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見證人。他在講座中透露，小說《家》首次發表險遭腰斬。
《家》原是巴金於1931年4月18日開始，為上海《時報》創作的連載作品。不料在1932年初，小說寫到瑞玨難產而死時卻遭到報社停載。此後，因為巴金向報社表示願意放棄稿費收入，停載兩個月之久的《家》才得以繼續發表，直至1932年5月才全篇連載完畢。
對於小說《家》首次發表險遭腰斬的原因，文學史上列舉的原因有二：一是小說連載期間恰逢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報紙需要大量版面刊載時事新聞，故而停發連載小說；二是由於《時報》編輯抱怨小說《家》寫得太長，不願予以續載。吳福輝卻對此提供了新說。他例舉道，張恨水於1927年至1932年間在北京《世界日報》連載《金粉世家》共100萬字，1930年在上海《新聞報》連載《啼笑因緣》共30萬字，其長度都不在《家》之下，時間跨度也都涵蓋了當年的戰爭局勢，卻都沒有遭遇停載，可見上述兩條緣由是站不住腳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當時的小報讀者都是市民階層，他們確實不太愛看《家》這樣的小說。」
新文學發行冠軍
有意思的是，就是《家》這部在首發期間險遭腰斬的作品，1933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單行本後，到1950年前後已重印了33次，成為當時最暢銷的小說。「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就連魯迅先生的《吶喊》當年都沒有如此巨大的發行量。而張恨水的《啼笑因緣》連載期間雖然廣受歡迎，單行本出版以後卻才重印了20版，根本難望《家》之項背。」據吳福輝的分析，小說單行本之所以暢銷，與當時新文學的讀者群體有關，「他們和小報讀者完全是兩類人，多數都是當時的五四青年。」也正是《家》這部小說，促成了大批革命青年走出家庭趕赴延安，「他們在離家時也許什麼都沒帶，卻帶走了巴金的這本小說。」
文學進入了21世紀，小說《家》的讀者也已歷經幾代。吳福輝為此作出粗略統計，認為《家》可謂是中國新文學作品中出版數量最高的小說，「其單行本大約已經發行了1000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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