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眼中的毛澤東

1945年的毛澤東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聽生、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而是手握重兵的一黨之魁、兩強對峙中的一強，當然不會把這位手無寸鐵的胡適放在眼裡，時移境異，隨著毛澤東在共產黨陣營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認自己是胡適的學生了，北大留給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記憶。在毛的心目中，當年給胡適寫信、寫明信片、乃至登門拜訪時的那份尊敬和謙卑，都已蕩然無存。

「五四」時代，徹底皈依馬克思主義之前的青年毛澤東曾是胡適的熱烈崇拜者，雖然胡只比他大了兩歲。直到1936年，毛還親口告訴斯諾，他是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和崇拜者。毛在長沙創辦「自修大學」就是受了胡適的影響，為此他曾當面向胡適求教，在給朋友的信中他也說過，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先生造的」。胡適回憶說：「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頁）周策縱在《胡適雜憶》中說毛澤東的《沁園春 雪》也是受了胡適《沁園春 新俄萬歲》的影響而作的。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懼怕胡適的思想，根子就在於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懷疑，重實證，與毛的愚民政策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毛企圖以無所不在的思想灌輸、強行洗腦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從，最後將天下變成他一個人的囊中之物。1956年9月，胡適已66歲。他在去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途中和記者談到《新青年》和《獨立評論》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地位時說：

「從那時候開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不能兼容。」（同上，第7冊，2546頁）他還說：「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裏，發生了作用。中國人民一日未喪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懷疑求證的精神，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幫文化奴才便要繼續清算我的思想。」（同上，2547頁）

胡適感嘆，大陸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特別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說話的自由。「中國知識份子就不能說許多非出自本身或虛偽的話，頌揚不值得頌揚的事，或不譴責他們內心不願譴責的師友。總而言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就逼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講政治性的謊言」。「當中共政權命令全國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時候，我的朋友或學生，都不得不說出他們對我的批判或痛罵。他們充分知道我會瞭解他們並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同上，2600頁）

胡適在1956年9月談及胡風事件時幽默地說：「胡風真是該死。張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風’。在共產黨一條鞭的奴才文藝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幺文藝自由。從毛澤東的立場來看，胡風自然應該清算。但是胡風事件可以說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產鐵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風可被清算，新文化運動已在匪區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審判。但自由的思想將繼續在匪區展開。」（《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2547—2548頁）

1957年6月7日，中國大陸「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眨眼變成了「控訴和整肅‘右派’人士」的運動，毛澤東說，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當年和胡適一樣懷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紛紛落馬。9月26日，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為大陸發生的「抗暴運動」而歡欣鼓舞。「有些人說中國共產政權已經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絕對不確的。……最近中國學生的抗暴運動，給了我們最好的證明，就是經過8年的絕對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國青年學生還是幾乎一致的反對中共政權。」（同上，2598頁）同時，「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誠懇的同情和欽敬。他沉痛地說：「在今天中國大陸上，凡是想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2604）

這是胡適對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的基本認識，他的這一看法至死都沒有改變。所以，他一直惦念著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適68歲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學60週年校慶紀念日，他在北大校友會舉行的聚餐會上發表演說，認為1957年春夏之交北大學生創辦《接力棒》刊物，發起「新五四運動」，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斷的標誌，時值毛澤東退居二線，所以他說：「昨天，曾經當過北大旁聽生的毛澤東的下臺，‘新五四運動’是其原因之一。」（同上，2775頁）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澤東並沒有下臺，而是繼續牢牢地掌握著「和尚打傘」的權力，其無限的權力和異想天開的政策將繼續給普通百姓帶來無盡的災難。1960年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只僅僅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1961年1月21日，胡適看到吳立行的宣言後說：「大陸上人民餓死的約有六千萬人。在梅縣一個村莊裡本有四千人口，已經餓死了一半，只有兩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還可配到八兩油，在鄉村，每月每人只有一兩油。前天邵幼軒把她的祖母（邵飄萍的夫人）的信帶來給我看，說副食都不夠，‘我們快要干死了’。中國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所有哉’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讓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們會得到食物的。像油，農村都是自己做的，他們種的東西自己來榨油，本來不成問題，所以我主張的‘無為而治’還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經不行了，再到了實行人民公社之後，什麼都沒有了，這是管制的結果。」 「大陸上人民真的是餓死了，這些都是真的，真氣死人！」（同上，第10冊，3460頁）但胡適知道這些掙紮在飢餓線上的人並沒有反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