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包拯事,總有幾個疑惑

一是他為什麼鮮有朋友;二是他彈劾張方平的上疏為什麼沒有流傳下來;三是他為什麼不笑。

宋仁宗時,海內無大事,士大夫樂享太平,詩酒往來十分稠密,我們看當時的名臣,無不留下這方面的豐富記錄,唯獨包公,其個人生活,幾乎沒有指爪可尋。史書裡記他平生不寫私人信件,沒什麼朋友,與親戚也不往來(如果鞭打有違法行為的表舅不算「往來」的話)。他流傳下的文字,有早年的一首短詩,晚年一篇家訓,其餘全是奏議。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剛嚴峭直的典範。他從頭到腳找不出一絲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飭得一無破綻,似乎就從沒有處過暗室,不曾道過中冓之言。裡裡外外立於不敗之地。

但從常識可知,人是不可能這樣完美的。道德的意義,不在於「滅人欲」,而在於克制一部分慾望,使個人行為與社會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衝突的勝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無道德衝突。《鍘包勉》裡的包公,有一番公私交戰,但只是戲文,史上並沒有這種可歡欣的記載。北宋時唐風未滅,人們還算開朗,不大遮頭護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員,雖棲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包公是個大大的例外。歐陽修疏論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說道:「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跡者示於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說人心隔肚皮,評價一個人,可信賴的還是他的作為。不過,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線索,一個人的作為,或為迷霧所隱,或為光芒所掩,也會含糊起來呢。

歐陽修的批評,源於包拯連劾張方平與宋祁。宋祁即有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人稱紅杏尚書者。包拯抨擊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時多游宴,蜀人不滿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包拯曾彈劾過宋庠)來,宋祁確實生活鋪張。但當時文官游宴成風,若以此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況宋祁在蜀每晚宴罷,還燃燭展紙,幹起正事,遠近的人看見燈光,都知道這是宋先生在修唐書。他死後,成都數千人哭於祠,似乎名聲也不很壞。

另一位被包拯攻去的是張方平。此人天性豪邁,頗有才幹,見識在當時別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當時京城某人拍賣家產,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購得一處房屋。包拯立加彈劾,說他「無廉恥,不可居大位」。張方平確實不謹慎,但只憑這一點,似乎不足以立「無恥」之論,據司馬光後來說,包疏檢舉張方平的不端事跡,還有不少條狀。但這麼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傳的包公奏議中,竟不見蹤影。清朝有人猜測是包公子孫不願意以示後人因而削去,毫無根據。但不得見此奏原文,總有些遺憾。

碰巧的是,張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時都與呂夷簡不和,而包拯受過呂夷簡的提拔。要是能從中尋出一絲足跡,我不覺得包公形象會受多大損害,相反,倒還覺得親切些——人都有個三親六故。但沒有,無論前後,包拯的議論沒有半分私情的把柄,無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為人知,是否應歸罪文獻失傳呢?宋人話癆最多,記述成風,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對包拯的記錄,少之又少。如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過歐陽修的薦舉,還曾是上下級,多少總有過從,但整部臨川集,竟無一字提及包拯。別人那裡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吳奎,和包拯親密,給他撰過墓誌銘,另一位張田,自稱門下,給奏議結集,若無這兩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雜劇中的了。我猜測當時多數人的心理或許是這樣:對包拯,說他不好,實在說不出,說他好,又不情願。人至清則無徒,此之謂也。

最奇異的,是包拯不笑。當時流傳的一句話:「包公笑,黃河清。」——包公一笑,比黃河變清還難得。史籍未曾記載包拯有過類似面部神經麻痺之類的疾病,我們也無由推斷他是個內心麻痺的人。但不管為什麼,一個不會笑的人,無論多麼多麼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會喜歡有這樣的一位同僚,這樣一位鄰居,或這樣一位表外甥。

元代名臣王惲夜宿開封府署,曾撰一絕云:「拂拭殘碑覽德輝,千年包範見留題;驚鳥繞匝中庭柏,猶畏霜威不敢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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