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當今只有「經改」而沒有政治制度變革與之相適應或稱「跛腳」的改革的弊端已經明顯：財富不斷向小集團的權貴們手中集中而絕大多數工農只能維持在溫飽線上；這樣的問題是「制度」造成的，在「制度」不可能被改變的情況下，社會矛盾總有激化、爆發的那一天！中共可能以另一種方式擺脫國內的困境，即加緊對人民的壓制並裹脅其一致對外擴張……
民國初年的三次「復辟」是指「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建立中華民國以後；被推翻清王朝的皇室孤臣卻不甘心失敗的命運，乘民主大業基礎未穩而聚首於溥儀周圍，伺機「恢復祖業」。前兩次的圖謀都因胎死腹中而難產；第三次張勛（前兩次也有其參與）丁巳復辟（1917年）成功，鬧劇卻僅持續十二天，便宣告失敗了。應該說前「清」的殘渣餘孽不甘心自己失去的樂園而極力反戈一擊，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人民大眾儘管「民主」難成，但是對「復辟」絕不答應（包括袁世凱的「稱帝」醜行）。這就是民國初年的民主力量的水平——只能「破」不能「立」。
下面說民國初年的四次「選舉」。顛覆帝制，初建民國，實現民權，遇到的頭等大事就是民主選舉；可是中國大眾從未玩過此等「遊戲」，「選」不好也在情理之中。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熱烈歡迎……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當選；是次選舉為第一次，各方麵條件都不成熟，因此只能稱作「臨時大總統」。事實上孫中山的「臨時」也是徒有虛名的！第一次選舉顯現的是人們的狂熱和浮躁，而第二次則是袁世凱的無賴行徑——「逼選」。袁世凱做過一系列的 「打」、「拉」議員的準備；同時授意手下組織一個「公民團」，充當「逼選」總統的打手。1913年10月6日在北京舉行大總統選舉，「公民團」成員——幾千名「便服」（ 軍警、流氓等）打著旗幟，把選舉會場包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高呼：
「不選袁世凱為大總統，不許出議場一步！」
「不選袁大總統，誰也別想吃飯！」
「不選袁大總統，誰也別想睡覺！」
如此這般，一直拖到晚上10點鐘才得出第三次投票結果；袁世凱得票超過投票人數之半，其「當選」大總統。袁大總統的無賴習氣可見一斑！其餘兩次是在其後比「袁氏選舉」更「文明」的徐世昌和曹錕「賄選」；「賄選」並不稀奇，今日中國農村的村官選舉仍然行賄受賄普遍存在，在此不值一提。
事實證明民國初年的民主實踐無法走上正軌；根本原因在於大眾的民主知識匱乏而更少於實際「參與和妥協」，其中至關重要的負面因素是前「清」 的少數軍閥對民主人士的拉攏、恐嚇和對民主選舉的搗亂破壞。因為民主無力，前「清」 復辟、軍閥混戰就在所難免。蔣介石領導北伐戰爭，打敗北洋軍閥而結束軍閥混戰局面，當然對統一大業有益；但是對中國鞏固共和民主政體少有實際意義。後來的 「抗日戰爭」、「國共決戰」又進一步葬送了中華民族探索民主的機會；蔣介石在大陸敗退而困守臺灣後又實行更為嚴厲的軍事管制，而在戰爭中取得大陸政權的中共則把民主由「民初」的鬧劇演變成「文明」的表演……
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民間的政治改革呼聲日益高漲，要求「民選」、「多黨政治」。中共控制的媒體一直把民國初年民主實踐的失敗總結為西方多黨制不適合於中國國情，照搬照抄西方多黨政治制度，是其失敗的根本原因；從而得出結論：堅持和完善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重大的意義。對此筆者確信中共犯了一個其極力宣傳的哲學常識——唯物辯證法的錯誤，即看不透民主大業的發展規律性（也許是有意愚民）。民主是一個民族大眾管理國家的能力，是能力就需要學習和實踐，在實際運作中日臻完善。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帝制以後，「民主」變成鬧劇是無法迴避的現實，「民主」的初期只能如此；否則中國早就成為民主國家了。中共對「民初」民主的否定就如同指責一個蹣跚學步的幼兒摔倒一樣可笑，沒有「摔倒」豈會有「穩步」、更何至於「箭步」？而中共政權則可以從兩千多年的專治制度中吸取「營養」，再加上幾個「小黨」和「人大」等作「點綴」；另一方面中國還有數不清的大眾從未經歷過民主的洗禮和熏陶……因此中共的統治至今還是「成功」的。
但是一個事實不容忽視，就是當今只有「經改」而沒有政治制度變革與之相適應或稱「跛腳」的改革的弊端已經明顯：財富不斷向小集團的權貴們手中集中而絕大多數工農只能維持在溫飽線上；這樣的問題是「制度」造成的，在「制度」不可能被改變的情況下，社會矛盾總有激化、爆發的那一天！中共可能以另一種方式擺脫國內的困境，即加緊對人民的壓制並裹脅其一致對外擴張……例如日本在「明治維新」（ 1868年）以後，因為政治民主化不徹底等原因，使日本走上奉行「大陸政策」（向東亞擴張）的侵略道路……直至1941年12月初日軍偷襲美國軍港（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在對外侵略的道路上碰到了真正的「釘子」，而1945年8月美軍送給日本本土的兩顆原子彈才徹底阻止了「大陸政策」。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給受害國人民和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也使日本人民承受滅頂之災！
「常識」告訴我們化解未來危機的最佳方式就是中國的民主之路！依據近一百年前「民初」民主實踐失敗的事實，中共身後的「民主」同樣會是艱辛困苦的；而中共不肯放棄既得利益又擔心喪失權力後遭到報應，所以其就要負隅頑抗到底。已往的事實表明：獨裁愈烈，崩潰愈突然；社會為民主化轉型付出的代價就越大，後續的民主制度建設也將更加艱難。因為專制的遺風會像瘟疫一樣猖獗、歷久不散；它會感染每一個人，包括改革者自身。下一次 「民主」的關鍵還在頭幾年的實踐是否可行；有一個良好的開頭，堅持下去，經歷幾十年的努力就可能逐步完善而走向成功；否則群龍無首、黑惡勢力猖狂、經濟凋敝又可能為軍事專治或軍閥混戰提供「良機」……無論如何將來的「民主」都會迫使中華民族處於動盪不安的歲月，這是中國人無法繞過去的「坎」。只有整個民族接受民主的磨難、錘煉而成熟起來，才能使中國大眾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只有民主才能使國家走向繁榮富強而化解專治的未來危機！
2007-9-1
民國初年的三次「復辟」是指「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建立中華民國以後；被推翻清王朝的皇室孤臣卻不甘心失敗的命運，乘民主大業基礎未穩而聚首於溥儀周圍，伺機「恢復祖業」。前兩次的圖謀都因胎死腹中而難產；第三次張勛（前兩次也有其參與）丁巳復辟（1917年）成功，鬧劇卻僅持續十二天，便宣告失敗了。應該說前「清」的殘渣餘孽不甘心自己失去的樂園而極力反戈一擊，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人民大眾儘管「民主」難成，但是對「復辟」絕不答應（包括袁世凱的「稱帝」醜行）。這就是民國初年的民主力量的水平——只能「破」不能「立」。
下面說民國初年的四次「選舉」。顛覆帝制，初建民國，實現民權，遇到的頭等大事就是民主選舉；可是中國大眾從未玩過此等「遊戲」，「選」不好也在情理之中。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熱烈歡迎……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當選；是次選舉為第一次，各方麵條件都不成熟，因此只能稱作「臨時大總統」。事實上孫中山的「臨時」也是徒有虛名的！第一次選舉顯現的是人們的狂熱和浮躁，而第二次則是袁世凱的無賴行徑——「逼選」。袁世凱做過一系列的 「打」、「拉」議員的準備；同時授意手下組織一個「公民團」，充當「逼選」總統的打手。1913年10月6日在北京舉行大總統選舉，「公民團」成員——幾千名「便服」（ 軍警、流氓等）打著旗幟，把選舉會場包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高呼：
「不選袁世凱為大總統，不許出議場一步！」
「不選袁大總統，誰也別想吃飯！」
「不選袁大總統，誰也別想睡覺！」
如此這般，一直拖到晚上10點鐘才得出第三次投票結果；袁世凱得票超過投票人數之半，其「當選」大總統。袁大總統的無賴習氣可見一斑！其餘兩次是在其後比「袁氏選舉」更「文明」的徐世昌和曹錕「賄選」；「賄選」並不稀奇，今日中國農村的村官選舉仍然行賄受賄普遍存在，在此不值一提。
事實證明民國初年的民主實踐無法走上正軌；根本原因在於大眾的民主知識匱乏而更少於實際「參與和妥協」，其中至關重要的負面因素是前「清」 的少數軍閥對民主人士的拉攏、恐嚇和對民主選舉的搗亂破壞。因為民主無力，前「清」 復辟、軍閥混戰就在所難免。蔣介石領導北伐戰爭，打敗北洋軍閥而結束軍閥混戰局面，當然對統一大業有益；但是對中國鞏固共和民主政體少有實際意義。後來的 「抗日戰爭」、「國共決戰」又進一步葬送了中華民族探索民主的機會；蔣介石在大陸敗退而困守臺灣後又實行更為嚴厲的軍事管制，而在戰爭中取得大陸政權的中共則把民主由「民初」的鬧劇演變成「文明」的表演……
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民間的政治改革呼聲日益高漲，要求「民選」、「多黨政治」。中共控制的媒體一直把民國初年民主實踐的失敗總結為西方多黨制不適合於中國國情，照搬照抄西方多黨政治制度，是其失敗的根本原因；從而得出結論：堅持和完善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重大的意義。對此筆者確信中共犯了一個其極力宣傳的哲學常識——唯物辯證法的錯誤，即看不透民主大業的發展規律性（也許是有意愚民）。民主是一個民族大眾管理國家的能力，是能力就需要學習和實踐，在實際運作中日臻完善。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帝制以後，「民主」變成鬧劇是無法迴避的現實，「民主」的初期只能如此；否則中國早就成為民主國家了。中共對「民初」民主的否定就如同指責一個蹣跚學步的幼兒摔倒一樣可笑，沒有「摔倒」豈會有「穩步」、更何至於「箭步」？而中共政權則可以從兩千多年的專治制度中吸取「營養」，再加上幾個「小黨」和「人大」等作「點綴」；另一方面中國還有數不清的大眾從未經歷過民主的洗禮和熏陶……因此中共的統治至今還是「成功」的。
但是一個事實不容忽視，就是當今只有「經改」而沒有政治制度變革與之相適應或稱「跛腳」的改革的弊端已經明顯：財富不斷向小集團的權貴們手中集中而絕大多數工農只能維持在溫飽線上；這樣的問題是「制度」造成的，在「制度」不可能被改變的情況下，社會矛盾總有激化、爆發的那一天！中共可能以另一種方式擺脫國內的困境，即加緊對人民的壓制並裹脅其一致對外擴張……例如日本在「明治維新」（ 1868年）以後，因為政治民主化不徹底等原因，使日本走上奉行「大陸政策」（向東亞擴張）的侵略道路……直至1941年12月初日軍偷襲美國軍港（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在對外侵略的道路上碰到了真正的「釘子」，而1945年8月美軍送給日本本土的兩顆原子彈才徹底阻止了「大陸政策」。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給受害國人民和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也使日本人民承受滅頂之災！
「常識」告訴我們化解未來危機的最佳方式就是中國的民主之路！依據近一百年前「民初」民主實踐失敗的事實，中共身後的「民主」同樣會是艱辛困苦的；而中共不肯放棄既得利益又擔心喪失權力後遭到報應，所以其就要負隅頑抗到底。已往的事實表明：獨裁愈烈，崩潰愈突然；社會為民主化轉型付出的代價就越大，後續的民主制度建設也將更加艱難。因為專制的遺風會像瘟疫一樣猖獗、歷久不散；它會感染每一個人，包括改革者自身。下一次 「民主」的關鍵還在頭幾年的實踐是否可行；有一個良好的開頭，堅持下去，經歷幾十年的努力就可能逐步完善而走向成功；否則群龍無首、黑惡勢力猖狂、經濟凋敝又可能為軍事專治或軍閥混戰提供「良機」……無論如何將來的「民主」都會迫使中華民族處於動盪不安的歲月，這是中國人無法繞過去的「坎」。只有整個民族接受民主的磨難、錘煉而成熟起來，才能使中國大眾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只有民主才能使國家走向繁榮富強而化解專治的未來危機！
2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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