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在那遙遠的地方

三十年前，我參加了文革十年後的那場高考，是在那遙遠的地方……

　　在塔克拉瑪干的沙漠深處，在茫茫戈壁和滔滔瀚海之間，在一條兩頭無限伸向天邊的公路旁，我們七、八個來自幸福公社幸福農場的知青疲憊不堪地依靠在行李卷兒上，望眼欲穿地盯著路的一頭，等待著搭乘過路的命運之車。明天就要高考了，我們無論如何都得想法搭上車去縣城趕考。

　　昨天傍晚，吃過晚飯後，炊事班給我們幾個趕考的人每人發了兩個白麵饃饃，是路上的乾糧。這是對我們的照顧。平時不是吃包谷面窩頭就是包谷面發糕，再不然就是包谷麵糊糊或攪團。和不趕考的人比起來，我們已經很幸運了。整整一個星期，我們每天只需要出半天工，剩下的時間複習功課。

　　幾乎所有的人都出來送我們。我們的樣子很滑稽：穿著厚厚的棉衣和大衣，後背背著行李，兩肩一邊跨著裝滿複習材料的書包，另一邊跨著饅頭和水壺，站都站不穩；在夥伴們羨慕和祝願的再見聲中，上路了。我們要步行去公社，從那裡再想法搭便車去縣城。農場只有兩輛牛車，都已派了其它用場。從農場到公社差不多有二十公里的路程。說是路，實際上只是平時毛驢和牛車壓出來的印子。我們順著這些痕跡，深一腳淺一腳地開始了考大學的跋涉。

　　農場在塔克拉瑪乾西南部的沙漠腹地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綠洲上。周圍是連綿起伏的沙丘（我們叫沙包）。再往裡一點兒，就進入沙漠禁區了。其實沒人禁你，但你要進去，恐怕就再也出不來了。「塔克拉瑪干」的詞義就是「進去出不來」。有一次我們出去砍駱駝刺漚肥（冬天的農活），稀稀落落的的草叢把大家散的遠遠的，誰都看不見誰。我貪多，不知不覺地砍進了「禁區」，差點兒「塔克拉瑪干」了。當我突然感到周圍一片異樣的寂靜時，才發現只剩自己一人了。爬到眼前最高的一個沙包上一看，四面八方竟全是一個模樣。我頓時癱跪下來。不是形容，也不是誇張。我也是到這會兒才知道什麼叫「癱」。我跪在沙包頂上，全身發抖，想喊喊不出，想動動不了。不知道真是我發不出聲來，還是沙漠大得無極，把喊叫聲吞吸了進去。平時聽說的「進去出不來」的故事像走馬燈似地一幕一幕地在腦海裡川流不息。什麼誰誰誰何年何月失蹤了，若干年後有人發現了此人的「木乃依」（乾屍）；什麼某某司機晚上停車休息後，頭一夜的沙包原封不動地被風挪到了路的另一邊，第二天竟毫無察覺地掉轉車頭走向了另一方向，從此再也沒見此人；等等。誰都知道，誤在裡面不是件好玩兒的事。我在發呆發癱了一、二十分鐘後，終於生的願望戰勝了恐怖。幾乎是滾下沙包，趴在地下開始尋找腳印。任何印跡。不知爬了多遠、轉了多少圈。就在徹底絕望的時刻，突然看見幾粒羊糞蛋，我的心差點兒跳出來，緊盯著它們，生怕它們又突然不見了。這是生的希望。又看見幾蹶驢糞。很快就又看到了驢蹄子印。就這樣，我跟著這些牲畜的蹄印走出了死亡之地，而且還沒忘了把比我自己還重的一捆駱駝刺也背了回來。朋友們都說我傻。

　　農場的存在全因了一條小小的季節性河流。小河裡的水平時用於日常的吃喝和大田裡的莊稼，幾乎沒有剩餘種蔬菜。除了種一點耐乾旱的恰麻古（蔓菁），我們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家裡帶來的咸菜。記得剛下鄉頭幾個月，大家都被每天的老三頓－發糕糊糊、鍋貼糊糊、攪團窩頭（全是包谷面）和一點點捨不得吃的咸菜吃得胃酸胃痛、臉面浮腫的時候，男生們不知怎麼地逮住了一條野豬，讓我們大大地豐盛了一頓。比過年還過癮。還有一次，炊事班的同學弄來了一麻袋黃蘿蔔，用水一煮，給每人發了一大茶缸，有六、七根吧，大家「一吃一個不言傳」。我從小挑食，向來不吃炒熟的黃蘿蔔，更別提煮的了。看大家都吃得很香，就捏著鼻子嘗了一口。一嘗竟發現天下還有如此好吃的東西。王母娘娘的蟠桃恐怕也不過如此罷。從此以後，再不挑食。

　　光沖吃和到縣城閑逛逛，藉口出來考大學也都值了。還別說其它諸多諸多的原因了。我們像一群剛被放出籠的小鳥，興奮地又唱又叫。可沒唱兩、三首就開始氣喘吁吁了。你想，背著幾十斤重的行李，走在走一步來退半步的沙子裡，如果不是仗著年輕，一句歌可能都唱不出來。不知是哪一個聰明的男生，乾脆把行李扔到地上，拖著走，一下省了好多勁兒。大家自然全部仿效。拖，也並非是件輕鬆事。我們把繩子一會兒拉在手上，一會兒跨在肩上，一會兒又套在脖子上，反正是越拖越重，越走越累。當我們把所有會唱的歌都唱了一遍之後，就再也唱不動了。行李角已經磨破。而我們的路走了二十分之一還不到。

　　沙漠中的夜晚，天永遠是綻藍的，月亮永遠是明亮的，星星永遠是鋪天蓋地、籠蓋四野的。置身於其中，你永遠都會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大家默默地走著，被充滿詩意的夜空感動著，被恆寂遠宏的沙漠感動著，被自己堅韌不拔的跋涉感動著。有人低聲哼起「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在沒有其它歌曲可以替代的年代，這首歌恐怕是最能表達此時此刻的心情了。你不覺得嗎？北斗星永遠標誌著希望。我們腳下正在一步步走向希望。

　　整整走了一夜。凌晨五、六點鐘，精疲力盡的我們終於到了公社。事先有人已經給我們留了一間會議室。進去藉著月光一看，空蕩蕩的只有三、四把椅子。管不了那麼多了，我們已經沒有打開行李的力氣。靠牆一坐，枕著行李卷就睡過去了。只睡了一個多小時，大家又分頭去找進縣城的便車。沒車。只剩一條路：到十幾公里外的公路上去檔車。這意味著我們還要走一天。如果天黑之前能走到公路，還有可能擋到車、半夜到達縣城。沒有什麼好猶豫的。我們又打起精神出發了。算我們幸運，走出去一里路的樣子，有輛手扶拖拉機經過。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哄而上。沒等人家答應就把行李扔上了拖鬥，人也跳了上去。不到中午，我們便到了公路旁。手扶拖拉機去了相反的方向。

　　這會兒，已經下午了。我們還在等。男生們躺在路基下，有的在抽煙，有的在打盹兒，有的在啃凍得硬棒棒的饃饃。女生們輪流坐在公路當中擋車。戈壁灘上冬天的太陽很是暖洋洋地，也照得我們懶洋洋地。雖然風沙不留情地割劃著我們的臉面。過來過去的車都很少。偶爾來一輛，不是裝滿東西的貨車，就是沒用的小車。四處望去，一片沙黃，連一顆小草都沒有。坐在路面上的女生目不轉睛地盯著路的盡頭。看著看著眼就花了。想要知道什麼是海市蜃樓嗎？到這兒來看看就知道了。不知是氣化作用還是幻覺，總之，我們總看到遠處有個黑點兒向我們移近，越來越大，可是一會兒就不知不覺地消失了。終於，又看到了一個黑點兒，越來越大。還聽到了聲音。所有人都支愣起來，全部衝上了路面。車到了跟前才看出原來是個膠輪拖拉機，帶著個敞篷車鬥。空的！這是我們的最後機會。大夥兒一湧而上。司機一再說他不去縣城，我們說拉哪兒算哪兒。後來達成協議，他把我們拉到去縣城的路口上。謝天謝地，我們有希望了。從路口再到縣城只剩三公里，對我們來說已經不在話下。

　　上車後，大家總算放下了心。一個擠著一個，靠著行李卷，在呼嘯的風沙中睡過去了。三、四個小時後，司機叫醒了我們。我們卻動不了了。原來都凍僵了。我們硬掙紮著伸展四肢，連滾帶翻地把行李滾下去，再把自己滾下去。反正僵得已經沒有了知覺。好在棉衣棉褲外加大衣還起了點兒保護作用。

　　還是老辦法：拖著行李走。等進了縣城，天已經完全黑下來。所有的商店、飯館都關了門。我們又飢又渴。找到縣招生辦時，工作人員給我們一人發了一個很大的包谷囊（ｎａｎｇ，一種當地維族老鄉烤的餅）。沒有喝的水，也沒有洗漱的水。我們被領到住宿的地方，是一個小學校，總共有兩排土坯蓋的教室，每排有三、四間。所有的教室都只有一個簡陋的木板門和兩個有洞沒有玻璃的窗戶。裡面空蕩蕩。看來孩子們都是坐在地上上課的。當然就不要提電燈了。我們曾經為修建水利工程在戈壁沙漠中風餐露宿過，這兒畢竟有幾面擋風的牆，已經相當不錯了。啃著干囊，和衣鑽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筒，大家抓緊最後一、兩個小時背複習題。

　　第二天一清早，有人又給我們發了一個囊，還有一杯開水，然後帶我們去考場。考場在小學旁邊的一所中學裡。考生不老少。本縣的，各知青點來的。我找到自己的教室和座位。教室裡瀰漫著青煙。教室中間的鐵皮洋爐點著火，兩根粗大的、將近一米半長的、半濕不干的紅柳根直戳戳地插在爐子中間，一小截在裡面，大半截在外面。爐子搖搖晃晃不說，裡面只見冒煙，不見有火。有人試著把爐子裡兩根長的換成短的，不但沒成，反而把煙筒捅倒了。這一下，濃煙滾滾，只好把所有的門窗都打開。

　　時間到了。連熏帶凍，每個人都鼻涕眼淚唏哩嘩啦地開始了答卷。大家穿著大衣、戴著手套，手指凍得僵硬，歪歪扭扭地在考捲上劃拉著。課桌是老蘇聯式的：桌椅連在一起。沒有油漆。我的桌面由兩大塊木板拼成，中間的縫隙可以漏下去一隻鉛筆。椅子是一長條木板，邊角上的樹皮還在。

　　現在只記得作文了。題目是：「每當我想起周總理」。內容都寫了些什麼已經忘了，只記得不斷地提醒自己：文章的主角是你自己，而不是周總理，千萬別跑遠了。後來才知道，絕大多數人都果然是跑了題，全去寫周總理了。

　　三天後，我們坐上長途公共汽車直接回城裡家中了。我的感覺不錯。這一年規定不公布分數。但總有小道消息傳出來。很快，聽說我考了地區文科第一名。但也很快有了不祥之兆。有朋友從農場捎信來，非常隱晦地說了幾句話。我完全沒在意。爸爸媽媽卻隱約感覺到什麼事。當他倆從地委回來說話吞吞吐吐的時候，我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原來爸爸媽媽去地區招生辦瞭解到，公社有人作梗，我的政審沒過關，材料根本就沒有報到地區來。

　　理由：此考生是知青幹部，為準備高考裝病回家複習功課；如果放走，將會引起知青軍心浮動、擾亂上山下鄉的國家大計。意見：不予推薦。

　　我回到了幸福農場。

　　得知我的幾個好朋友都去大學報到的消息那天晚上，我躺在土炕上，捂在被窩裡……沒有哭，打著手電筒讀了一夜的書，直到電池耗盡，直到天亮。

　　哥哥也考過。他在沙漠更深處的一個小小氣象站工作，一心想學天體物理，考試成績不錯，政審沒過。理由是：出身知識份子家庭，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

　　爸爸媽媽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們為建設邊疆奉獻了一生，多次遭受不公仍無怨無悔。現在為了下一代，為了公正，要說說話了。批卷的老師們也不幹了。不光是我和我哥哥，理科的第一、二名也沒走成。第二名的女孩是因為她媽媽的前夫解放時去了臺灣。小小的邊城考出了如此好成績，卻不放人走，與理不容。在輿論的壓力下，地委通告批評了這種「極左」做法，同意讓我們幾個還是知青的考生（我哥哥除外）在自治區內的大學走讀。開學兩個月後，我進了自治區唯一一所綜合性大學。

　　三十年後的今天，坐在美國全國考試中心的一所大學裡批改著美國學生的高考試卷，回想自己的經歷，心情難以描述。在那遙遠的地方，我那些曾經教過一段時間的農民孩子是否還在幸福農場？有一幕情景常常在腦海裡出現：一次在乘他們做習題的空檔，我為自己高考在黑板邊緣練習著寫了幾個英文單詞，一回身才發現所有的孩子都停下筆來好奇地盯著那些字母。我給他們解釋那是英文；世界很大，有很多國家，有一個國家叫英國；還有法國、德國、美國…… 他們個個眼睛都睜得大大地。今天，他們的模樣都已經非常遙遠模糊了，但是那些渴望求知的眼睛卻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他們的孩子也該高考了。是否還在那遙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