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內最大的右派—沙文漢和他夫人陳修良

2007-08-22 01:23 作者:鐵流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是中共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省省長沙文漢，是中共黨內最大的「右派份子」。時間剛好相距十年。

劉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中，直接被毛澤東迫害至死，其夫人王光美也被捕關押於秦城監獄，險被槍決。沙是上當受騙誤中老毛「引蛇出洞」的奸計，於1956年在浙江省第二次黨代會上發表了「要求實行黨政分工」、反對「以黨代政」的獨裁專制的「一言堂」，而被打成中共黨內最的大右派份子，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成為降職降薪六級的「高級賤民」（他降級降薪後還保留著行政十五級，至少衣食無憂，故為「高級賤民」）。1964年鬱鬱死於家中，沒有祭奠，沒有紙錢，留給兒女是一堆書籍、資料，二百元人民幣存款。他的夫人陳修良，也和他一樣生性耿直，胸無城府，矢志不渝地追求國家民主自由，因在 「整風運動」中向省委領導人的不良的思想作風和獨斷專橫的霸氣，提出尖銳的批評，又因1930年在蘇聯中山大學學習時，曾對斯大林指派的校長米夫控制中國留學生有過不滿，即以「反黨」、「反蘇」雙重罪名打成極右份子，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連降六級，被下到嘉興農村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到殘酷折磨，批判鬥爭，打吊捆綁，遊街示眾，剃陰陰頭，坐噴氣式飛機，整得死去活來差死於非命。1977年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獲得「改正」，早已心力憔悴，再無鬥志，於1998年11月懷著無限的愛和恨而死。

兩個爭民主求自由的英雄，一對恩恩愛愛的革命夫妻，一生歷經艱險，出死入死，留下的是眼淚、不平、怨忿，道與誰說：「古今多少事？都在漁樵笑話中。」

沙文漢出身名門乃殷實之家，有弟兄三人，大哥沙孟海為一代名書法家（因受其弟沙文漢的誅連，所書題的杭州「靈隱寺」竟長期為當局鑿去），二哥沙文求和他一樣是個職業革命家，在大革命的廣州起義中英勇犧牲。他原名沙文沅，字文舒，化名陳元陽、張登。浙江鄞縣人。早年考入寧波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半年後轉入甲種商業學校。192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夏在寧波帶頭參加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愛國鬥爭。1926年夏畢業後回鄉從事農民運動，組織農民協會，成立村中共支部，任書記。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1927年秋任中共寧波市委監察委員，兼管東鄉農民運動。11月任中共奉化區委書記，參與組織發動奉化農民暴動。1928年1月轉移至上海，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學習，擔任共青團法南區委書記。1929年夏擔任中共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7月赴蘇聯入莫斯科列寧學院深造，攻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1930年結業後於5月回國到上海，被派任共青團法南區委書記。同年秋被調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工人部部長兼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部長，從事秘密的工會運動。1936年後參加文化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同年冬任全國各界救國會組織部幹事。1937年春擔任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委員，參加重建統一的上海黨組織的準備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並分管上海學委和文委系統工作，後兼省委軍委書記、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參與領導開展蘇南、蘇北等地抗日游擊戰爭。1940年春曾任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1942年秋隨省委撤到淮南抗日根據地。1943年起先後任中共華中局黨校教務處處長、中共淮南區黨委宣傳部部長、城工部部長。國共戰爭時期先後任中共華中分局城工部部長，中共中央上海局宣傳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並分管南京、杭州的地下工作。1948年秋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員會副書記，主持指導策動國民黨海軍重慶號和第二艦隊的起義。毛奪取天下坐上紫禁城的皇帝寶座後，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臺灣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廳廳長、浙江大學校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54年12月擔任浙江省省長兼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

他的夫人陳修良素有「女中豪傑」之稱。她原名陳秀霞，1907年出生於寧波市中心呼童巷一所四面高牆的古宅裡，家境十分富裕。但她與其孿生姐姐剛出娘胎不久，年僅23歲的父親即因病早逝。族人為爭奪孤兒寡母的財產，不惜勾結官府，僱用流氓，使年輕有知識文化的母親袁玉英，陷入霜刀風劍相迫的日子，加之又深受五四文化的影響，故常向女兒講述白蓮教、紅燈照的故事，並特別崇拜秋瑾，常聲淚俱下為女兒講述秋瑾生平，教讀秋瑾的詩句：「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和絕命詞語「秋風秋雨愁煞殺人」；並告訴他們姊妹出生之日，正是秋瑾殉難之日，要她們成為救國救民的志士仁人。為把女兒培養為有用之材，不惜花去巨資聘請名師給兩個女兒教授國文、英文、數學、書法，所以她自幼是個嫉惡如仇，好打不平的才女。1922年，年方14歲的她考進寧波女子師範讀書，「五卅」運動後，陳修良提議成立女師學生自治會，被選為會長兼寧波學生聯合會代表，積極領導學生運動，她還發表了《救時芻議》，被學校作為「赤色分子」開除。

1925年10月，她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學繼續學習至中學畢業。她回憶道：「杭女中特別令我高興的是，我可以在課外自由地閱讀黨和團的刊物——《嚮導》、《中國青年》等，這些精神糧食引導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她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任廣東省共青團宣傳部委員兼團省委機關報《少年先鋒》編輯。由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同志推薦，她擔任共產黨早期婦女運動領導人向警予的秘書，由向警予介紹轉為正式黨員。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長期在上海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32年11月，她與共產黨員沙文漢結為伉儷。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正式成立，沙為省委委員，她為婦委書記。1942年11月，她受陳毅的委派創辦中共華中分局機關報《新華報》，任總編輯。後又在華中黨校任黨總支副書記。 1945年10月抗戰勝利後，中共為擴大勢力範圍結集華中分局大批久經考驗的白區工作幹部，從事恢復和開闢中共在華中各城市的工作。陳修良被任命為南京工作部長，次年4月受命帶領一批幹部潛入南京，與那裡的地下革命力量匯合共同組建中共南京市委，她出任市委書記開展領導秘密工作。行前，其夫沙文漢揮筆寫詩贈妻：「男兒一世事橫行，幗國豈無翻海鯨？不入虎穴焉得子，如今虎穴是南京。」

當時南京是國民黨統治中心，刀光林立，軍警森嚴，無異於提著腦袋在玩。在這之前的中共南京市委組織，曾遭受過8次重大破壞，傷的傷，死的死，逃的逃，可她委採取了高度統一與分工負責相結合的活動形式，將黨的上下級組織、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嚴格分開，在一些重點部門還建立了多個平行組織，以確保工作的連續。她還要求黨員幹部做到「三勤」(勤業、勤學、勤交友)和「三化」(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這種鬥爭策略不僅有利於中共黨員在群眾中隱蔽，也有利於在中共黨組織周圍組織起多層次的群眾社團。

1947年初，國共兩黨內戰全面爆發，國統區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危機加劇，國民黨徵兵徵糧、加捐加稅，造成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爭生存、反內戰的呼聲一日高一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黨組織逐步將愛國民主運動推向高潮。根據中共上海分局的指示，陳修良領導南京市委毅然承擔率先發動鬥爭的重任，在民盟等民主黨派支持下，於5月上旬陸續在國立中央大學、私立金陵大學等，以爭取公費待遇為由發動罷課、請願，直至串聯滬、蘇、杭地區16所專科以上學校代表參加。5月20日國民參政會四屆三次大會開幕當日，在南京爆發了5,000多名學生參加的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響徹石頭城。自此，在蔣介石先生治下的各大中城市地下黨機構均效仿南京「5。20」，發起了聲勢號大的「反飢餓、反內戰」的大遊行。搞得國民政府焦頭爛額，進退維谷，受到了毛澤東大加讚揚，親筆寫了《蔣介石政府已處於全民的包圍之中》。認為此舉是「繼軍事戰線之後，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的「第二條戰線」。誰知五年後卻被視為南京地下黨「成份嚴重不純」是「特務黨」，其中不少人受到肅整和關押，她也不得不離開南京去了上海和浙江。

由於南京為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居於政治、軍事、經濟決策中心位置，就必然成為中共開展情報工作的重點地區和目標。陳修良除負責市委全面工作外，分管情報和策反工作。經過她精心謀劃和運作，以中共黨員為主體的南京市委情報系統組織十分精幹，人員最多時約40人左右，凡國民黨各關鍵要害部門都安插有耳目。在她的直接領導下中共南京市委先後給老毛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對渡江戰役、解放戰爭的勝利以及中共政權的鞏固均作出了重大貢獻。為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攻勢，她還先後親自策動國民黨空軍B—24重型轟炸機起義、國民黨海軍「重慶號」巡洋艦起義、國民黨軍97師即首都警衛部隊起義、江寧要塞起義，南京大校場機場塔臺、431電臺起義等。這些起義、倒戈事件由於發生在臨近解放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的軍事、政治意義。

在1949年4月22日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決定棄守南京，並下令撤離時炸毀港口、火車站、機場、重要倉庫等設施。由她領導的中共南京市委，立即組織的各種「糾察隊」、「巡邏隊」、「自衛隊」和策動起義的約2000名警察和工委系統組織起來的幾千名義務警察，聯合維護社會治安，保衛城市公共設施。南京解放時，除下關車站、司法部部分被燒外，其餘均保存完好。全城水、電、電訊、輪船、火車、公共交通等均未停止供應和運行。當年領兵攻佔南京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曾說，南京實際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黨起了裡應外合的作用，是有別於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佔的另一種模式。這麼一個有功於中共的老黨員、老革命家，自全國解放後她和她的夫君沙文漢逐步被冷落排斥，最後擠身於右派行列成為萬劫不復的「賤民」。「革命」不僅吞食了它諸多的同志、親友、兒女，也吞食了像沙文漢、陳修良這一代為中華民族自由民主真正打拼的人！

我不是研究57右派的專家和學者，而是個徹徹底底的受害人。沙、陳是我的前輩，也曾是我們五十年代年輕人的學習榜樣，如果他（她）們在1949年前死去，就是劉胡蘭、江竹筠等堪稱《紅色記憶》中的英雄烈士。可是他（她）們倖存地活了下來，便是難以逃脫的叛徒、、右派，反革命。因為他（她）壓根兒不是「無產階級戰士」，是戴著資產階級原罪的民主主義知識份子，僅因在上世紀二三十年的特定年代，受著馬列主義新思潮的影響，接受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禮物」一一「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薰陶，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極為不滿，加之又沒有看請毛澤東兩面三刀、假民主、真獨裁的偽善面目，一個時候對外國洋鬍子（馬、恩、列、斯）寄於希望，對毛澤東和中共佩服得五體投地，視為國之希望，民之救星。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從三年內戰到新中國建國伊始，他（她）們都是披肝瀝膽，忠實的擁護者、執行者、追隨者，但隨著各種不斷的政治運動和人為的階級鬥爭，他（她）終於發現毛不是馬列主義者，更不是民主共和政體的奠基人，而是徹頭徹尾撲殺民主自由的極權統治者，甚至不是解民於倒懸的明君明主。於是，有了不滿與失望。在這不滿與失望中只能作出兩種選擇，要麼做新獨裁者的幫凶，要麼繼續抗爭？他（她）選擇了後者，故在中共「整風運動」中，發出了不同調子的聲音和音見，立即打出相府，成了所謂革命的反面教員——右派份子。我認為，沙文漢夫婦就是這類右派份子的典型，也是中國知識份子美好幻夢落空的一個縮影，但不知這些迷途的羔羊一一千千萬萬民主革命時期的知識份子，能否徹底批判這個殘酷的歷史現實？這是我的覺悟，也是我的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