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小科員擺出市政府的譜
王皿(化名)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情急無奈之下,撥打了一個虛張聲勢的「擺譜」電話,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是一週前的一個下午,這個河南省信陽市某局的科員,在辦公室撥通了那個已經打了多次的號碼,怒不可遏地衝著話筒大喊:「你敢欺騙市政府?再不給我及時改正,看有關部門怎麼處理你!」言罷,他二話沒說,便挂斷了電話。
不到一分鐘,電話鈴響起。對方忙不迭地賠不是:「對不起啊,市領導!麻煩你再讓你哥哥來一趟,我保證這次讓你滿意,好嗎?」
果然,不到半天,王皿的哥哥王超(化名)便打來電話,已經拖了10多年的「麻煩」,解決了。
「還是當官好啊!」電話裡,王超說。
「是啊,如果我不在市裡當官,他根本就不會搭理我。如果我不嚇嚇他,事情也根本別想辦下來。」一週後的8月13日早上,王皿在電話裡向記者總結起了「成功經驗」,「不擺點譜,別人就覺得你肯定沒什麼本事,你就得被欺負!」
這場不尋常的「擺譜」,還得從十多年前說起。
1992年,王超超生二胎,被鄉計畫生育辦公室罰了8000元。王家家境貧困,鄉里幹部便拉走了家中的糧食和豬牛,連一臺14英吋的黑白電視機也不放過。王皿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一個鄉幹部仰起臉笑道:「屋子破爛,窗子倒不錯,值兩個錢!」於是,連兩扇鋁合金窗子也被拆掉。
多年過去,王家因為這個超生的二胎,始終無法過上「像樣日子」。家裡賺的錢,被鄉里幹部一次次「罰沒」,卻連張收據也沒留下,就連王皿上高中每年80元的學費,都是借來的。
1998年,為了避免罰款,王超大舉借債,花了800元錢,請主管計畫生育的副鄉長,在副鄉長親戚家開的飯館裡吃了一頓飯,這才終於過上了幾年安生日子。
不料最近,鄉里新改選了領導,又要王超一次性拿出1萬元的「超生社會撫養費」。已經當上市裡公務員的王皿,當即向哥哥表態:「我一定給你擺平此事!」
可究竟怎麼「擺平」,王皿也「心裏沒底」。他撥通了新任副鄉長的電話,客氣地自報家門,敘述了發生的一切。最後,他很和氣地說:「你們這種做法是不太合適的,你說是不是,鄉長?」
「我瞭解一下。如果你說的屬實,我不會再向你哥哥收一分錢了。」對方顯然也很客氣,王皿趕緊說謝謝。
可過了幾天,該副鄉長卻遲遲沒有動靜,再打手機,便是接通後挂斷。王皿無奈,只得撥通其辦公室電話。對方態度依舊十分客氣,請王皿讓哥哥來一趟,辦個結清手續。
「還罰款嗎?」王皿不放心地問。「不罰了,市領導,你放心吧。」
可實際上,王皿從來不是什麼「領導」。儘管在市裡工作已經兩年,但他自言只是一個「搞文秘的」,「手裡沒有半點實權」,平日裡,人前人後「都做謙虛謹慎狀」。他的業餘愛好是閱讀和寫作,每年都能在報紙上發表數十篇文章。
但是,在農民眼裡,這個34歲的大專畢業生,是村裡走出的唯一一個「大官」。鄉親們經常央求王皿替自己辦事——農機駕駛證到期了,求他去換本新的;退耕還林的樹苗發下來是死的,求他去換些活的;誰家被人欺負了,也來求他去和派出所說幾句好話。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通過正常程序處理呢?」有人不解地問過。
「不可能。」王皿嘆口氣,「農村就是個人情社會,比的就是誰有權勢,面子大。」
於是,為了完成鄉親們的「小事」,這個沒能力「擺譜」的小科員,每次總要耗盡腦汁,說盡好話,來支撐他那薄薄的「面子」。甚至,有農村親戚到城裡來找他時,他只能找藉口躲起來。因為,就憑每個月一千出頭的工資,他實在無力負擔這些人的食宿。
「我覺得自己文人氣重,有點理想主義。」電話裡,王皿的聲音顯得很激動,「我也不想和官場風氣同流合污,只是,人總有被逼急的時候啊。」
果然,接下來的事讓他火冒三丈。副鄉長只給王超開出了一張100元的收據,這也意味著,從1992年來,鄉里只收到了王家100元錢的罰款。這離政策規定的罰款數,還「差得大老遠哩」。
一再被「忽悠」的王皿,終於失去了耐心。在「醞釀了老半天情緒」後,他撥通副鄉長的電話,完成了他當公務員6年來的第一次「擺譜」。於是,便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如今,儘管已經嘗到甜頭,但王皿依然表示,這種事以後「能少干就少干」。畢竟,擺這種譜,「心裏太虛了」,「如果人家不搭理你,你還是沒轍啊」。
可怎麼從根子上解決問題呢?王皿也已經有了答案:「想辦法上進吧。我如果在實權部門,擺不擺譜就無所謂了,還不一句話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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