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人權奧運獎牌，期待中國創造記錄

2007-08-12 12:33 作者:江迅 二零零八北京奧運倒計時一週年之際，中國四十二名知識份子發出致中國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的公開呼籲信，要求落實申辦奧運的承諾，改善中國人權狀況，不要因奧運而關閉未註冊的民工子弟學校，不要將流動人口趕出京城及把異議份子抓進監獄。呼籲信由異議作家劉曉波等發起，多人合作，七易其稿。很少在類似公開信中籤名的鮑彤、沙葉新、陳子明、胡發雲、夏業良首批簽署這封公開信。

舉世矚目的二零零八北京奧運倒計時一週年之際，盛大的慶祝活動正在北京等地舉行。一曲奧運倒計時一週年主題歌《我們準備好了》（We Are Ready）唱響神州大地。北京，你真的準備好了？

「不，你並未完全準備好！」這是中國四十二位頗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在奧運倒計時一週年的前一天，即八月七日作出的回答。他們向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出公開呼籲信﹕「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要有「同樣的人權」。北京奧運的腳步聲越來越近，越來越響，國內外對中國人權、環保、宗教現狀不滿的抗議聲浪也越來越響，有輿論說北京正面臨「人權地雷陣」。這份三千五百多字的呼籲信，點燃了「人權聖火」，企盼中國在奧運大賽中獲得「人權金牌」。

北京奧運倒計時一週年慶祝活動，八月八日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色彩繽紛的燈光將天安門城樓點綴得絢麗奪目；北京第一個奧運花卉景觀展示園在北京盛芳園建成；奧運門票申購已超過五百一十萬張；奧運食品安全全程監控方案啟動；奧運會開閉幕式創意工作完成，即將進入製作實施和排練階段……不過，北京奧運最為人詬病的是，中國政府向全世界作出的人權狀況改善的承諾，沒有行動，沒有進步，更有惡化的趨勢。

對此，中國四十二名知識份子發出致中國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的公開呼籲。他們中間有學者、作家、記者、律師等，其中較為引人關注的是，曾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原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出獄以來首次高調「露面」，上海劇作家沙葉新、北京學者陳子明、湖北作家胡發雲、北京大學學者夏業良是第一次或很少在類似的公開信中籤名的知識份子。

劉曉波被公安請去喝茶

北京著名異議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劉曉波是這一呼籲信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他與三四位好友共同商擬了最初文本，經一週時間，反覆徵求意見，反覆修改文本，多人合作，七易其稿，最後定奪後，於奧運倒計時一週年的前一天發出。在呼籲書發出的當天下午，劉曉波被當局公安人員請去「喝茶」談話，話題談到這一呼籲信的事。

劉曉波在接受採訪時說，不願將奧運政治化，也不希望政府將奧運政治化。政府將北京奧運的舉辦視為積極改善中國人權的契機，也是中國人的一種期待。不希望政府將奧運視作「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清理社會環境，將流動人口趕出京城，把異議份子抓進監獄。奧運應該讓每個中國人都心花怒放，不希望奧運成為新的敏感時期，就像每年的全國兩會和「六四」紀念日那樣。他說：「我們從來不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我們的呼籲書只是在官方的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後面加五個字：同樣的人權。」

他說：「我和幾個朋友相聚聊天時，談到中國政府在申辦奧運時作出過改善人權的承諾，比如新聞自由方面，允許外國記者自由採訪方面，都有過承諾。奧運越來越臨近，中國人權狀況也越來越受到外國關注，美國國會、各國著名人士、非政府組織、國際特赦組織、無國界記者、人權觀察及保護記者委員會等，對中國政府在奧運期間的人權改善的承諾都十分關注。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國的知識份子，隨著奧運臨近，也切身感受政府的承諾基本沒有兌現，有所謂的改善也是表面文章，對國內媒體的控制越來越嚴，內外有別是一種歧視，是對國內媒體的極端不尊重。政府對外國傳媒的所謂『優惠』條件，並不能表示中國人權改善，只是政府統治技巧更精細化而已。既然政府有過承諾，就應該借奧運塑造開明形象。」

劉說：「呼籲書以溫和、理性的建設性態度發出明確的聲音，要求中國政府體現奧運精神，實踐憲法早有規定的公民享有的各項權利。我們只是提醒政府兌現承諾。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應該自發參與奧運的整個過程，敦促政府實現民間人權訴求的承諾，重樹中國形象，響應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現狀的批評。」

劉曉波與胡發雲從未謀面，但胡發雲接到劉曉波的郵件，讀了呼籲和建議書後，當即表示支持。劉說﹕「雖未謀面，但在他的被禁小說中認識了他。相信我們的價值觀相同，共同信念使靈魂的接近沒有距離。果然他爽快地支持﹐馬上讓我想起他的被禁小說《如焉》﹐那種直面現實的勇氣、緊扣時代脈搏的敏感、不假修飾的樸實語言﹐實為近年來中國文壇所罕見。」

胡發雲在給劉曉波的第一封電郵中寫道﹕「很高興收到你的信。多年來，一直距離遠遠地、心很切近地看著你。並為你的擔當和不斷的思考感動。也為你的一切祝福。文本看了，基本價值我當然是認同的。有兩處技術上的問題提供給你參考：一是關於口號改為三句。我完全理解加入的『同樣的人權』所表達的意義，這裡有兩種被讀的結果，一種是僅僅作為一種理性訴求；一種是切實改變奧運口號的技術性操作。後者顯然是沒有多大可能的，反倒會將一部分閱讀者引入枝節。二是能否直接引用當年當局為申奧做出的關於人權承諾的原文，這樣顯示出人們只是期望兌現當年的承諾而已，而非過分的期求。雖然在這兩點上我提出供你們參考的意見，但並不妨礙我對此文本的支持。」

劉曉波響應說﹕「組織這樣的簽名信，的確需要協調多人的建議。我十八年做的一切，僅僅是為了盡到一個倖存者對亡靈們的責任。你的關注不管多遠，我都感到非常溫暖。你也在你位置上做了很多，你的被禁小說就是一個突破，而且突破得很技巧。在國內發出聲音非常重要。」

在第二封電郵中，胡發雲說：「每個人的意見其實都是一家之言，一個公共發言稿，大原則被認可，就可以了。我想，便是那些後來被奉為經典的宣言，當初也不一定是眾口一辭的產物。近代以來，中國文人多是睿智的清客，而少擔當的義士。到了近半個世紀，連清客也很稀罕了。我能夠寫一點自己想寫的東西，實在是一些相識不相識的友人給了我道德人格的鞭策。」

劉曉波說﹕「在今年年初的禁書事件中，胡發雲的小說《如焉》也在被禁之列。繼章詒和公開發出抗議之後﹐胡發雲也給新聞出版總署寫信抗議。他還接受亞洲週刊的專訪，對中共意識形態衙門禁書的批判，既直言不諱又不乏蔑視。如果說，被禁小說《如焉》是對『六四』以來的文學禁區的巧妙突破，那麼，他今天參與自由知識界群體簽名信，就是對公共參與禁區的直接突破。當越來越多的知識人，既敢於在自身專業內突破禁區，又敢於在公共參與中突破禁區，一個獨立的中國知識界必將出現。而一個獨立知識界的形成，也必將意味著言論自由的實質性進步。」他認為，從二零零七年年初章詒和、胡發雲、袁鷹等人的書被禁事件的結果看，中國知識份子的正義呼籲還是有用的。

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律師浦志強接受採訪時說：「看了給中央領導人的呼籲信徵求意見稿，十分贊同信中表達的理念，寫得相當平和，提出的要求也不過分，於是同意簽名了。任何一名公民，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政府都有義務和權利發表看法，提出訴求。人權是普世觀念。我們選擇在八月八日奧運舉辦倒數一週年的特定日子，用公開信的方式表達訴求，是很有意義的。政府提出奧運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在中國現實情況下能改善人權狀況，是讓中國人感到自豪的事。」

北京學者陳小雅說：「呼籲信中『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這樣的提法不是很準確，一樣的世界，一樣的天空，一樣的夢想，但不一定是同樣的人權。各國政治水平不一樣，人權狀況並不相同。但這封呼籲書的基本理念，我完全贊同。我簽名是基於兩個原因，一是人權要靠自己爭取來的，所謂天賦人權是沒有的；二是信中對中國人權現狀的基本描述，我是贊同的。根據我自己的接觸，北京的人權狀況確實有所改善，但距離奧運精神還差得遠。中國政府應該向全世界展現其符合普世人權的文明形象，切實兌現中國政府在申奧時就改善人權所作的承諾。」

在這四十二名知識份子發出呼籲書之前，魏京生、王丹等四十一人致信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黑龍江富錦市失地農民為要回被政府非法侵佔了十二年的黑土地，今年六月發出《不要奧運要人權》的申訴信，在網上署真名聲援的中國民眾就超過萬人，其中包括一大批黑龍江省雞西市的工人、農民。與富錦失地農民有相同命運的雞西市礦業集團滴道礦數千人被強制下崗而無安置，他們認為體制是造成法制不公的根本原因，中共承諾奧運期間會改善人權，應當付諸行動，否則中國人權及司法公正更會遙遙無期。上海市民最近也發表題為《要人權不要奧運》公開信，支持抵制北京奧運，目前已有千名市民簽名支持。公開信說：「北京奧運臨近，非但沒有為我們帶來好運和快樂，反而使我們陷入一場人權災難。」

八月五日晚，北京上訪村再次開始大清查，拉開了北京奧運大清場的序幕。七月底，北京天橋數百人因拆遷靜坐示威，八月六日天橋南大街的經營戶王振凱接受採訪時說﹕「下午我們全家十多口人在家門口靜坐示威。」他們打出的標語是：「奧運給百姓帶來什麼；蒼天，我們的活路在哪裡？」引起數百人圍觀。

今年暑假，北京一些民工子弟學校再度面臨被取締的困境。據北京市民工子弟學校管理通知透露，目前全北京流動人口少年兒童近三十七萬人，其中六成二在公辦學校接受教育，全北京有未經批准註冊的打工子弟學校二百三十九所，在校學生九萬五千人。一年前，北京市啟動了清理整頓流動人員自辦學校即民工子弟學校的專項治理行動，海淀區教委下文通知，全區不合法的三十七所民工子弟學校必須全部關閉。不過，這一取締措施受到社會的批評，認為政府是藉奧運之名而關閉民工子弟學校，剝奪了他們接受教育的權利，當局這一措施最終沒有實施。一年後的今天，有消息說，當局仍會強行關閉不合法民工子弟學校。消息傳出，引發不少學者的批評。

上海作家沙葉新首次在類似的呼籲書中籤名，今年初對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之際籲請當局平反的簽名信，他也沒有簽名。他接受採訪時說：「我有自己的表達方式，自己寫文章，自己負責。我不善於集體活動，什麼簽名啊，遊行啊，示威啊，我看重書齋，我用我自己的文章表達自己的意見。一般類似的呼籲書是別人寫的，自己只是簽個名，不是呼籲信中所有的意見都同意的。表達方式不同，很難真正負起責任。我們對奧運非常關心，這是中國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非常希望北京奧運能舉辦得好些。正是出於這樣的理由，我簽名了。對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三位領導人的呼籲信，基本表達了我對奧運的態度。」

沙葉新說，中國知識份子的愛國心是根深蒂固的，對政府和領導人的做法有諸多意見，但對奧運在中國舉辦這事本身，是相當地高興。他說：「信中提出的問題相當重要，也是確實存在的，比如新聞採訪自由、拆遷戶、社會歧視等問題。這封呼籲信的表達比我寫得好，要我寫，還真寫不好。因此，我簽名了。」北京舉辦奧運，他非常擔心辦不好。他說：「中國政府的政治心態，多少年來要麼好大喜功，要麼不算經濟帳，只算政治帳，要麼為了辦成一件事，為了防止出事，可以採取很多不合法的、侵犯人權的做法。總之，那個心態很明顯，一定要舉辦好奧運，千萬不能出事。我能理解這種心態，但他們防範的、警惕的、不信任的做法，反而適得其反，想不出事，結果出更多的事。這種政治心態，幾十年來一以貫之。我想，胡錦濤、溫家寶比前幾任要好些，比如不僅要算政治帳，也要算經濟帳，可能在為了籌辦奧運中與拆遷戶或其它各階層民眾發生利益衝突時，不太可能像前幾屆那樣採取專政做法，儘管這樣，還是出了一些問題，如信中提到的，總的說關鍵還是人權問題、採訪自由問題、話語權問題、拆遷戶財產權問題、社會歧視的平等權問題，因此我們的目的是透過呼籲，讓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能感覺到這些問題是存在的，能感覺到中國知識份子對這些問題是關注的，希望政府解決的。我們雖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國知識份子，但至少具有一部分代表性。」

沙說：「對北京舉辦奧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在我們寫信呼籲之前，外國的人權機構、傳媒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已經提出了種種批評和建議，甚至在北京發出公開抗議。當國內外有聲音希望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對舉辦奧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作出改善和改變時，先聽一聽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見，原因有二：一是如果只對外國的意見和批評有反應，而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見置之不理，就會給人造成非常惡劣的印象，被視為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屈服於外國壓力；二是假如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呼籲和批評，能真誠而認真聽取，不管同意不同意，都有所表示，那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的做法，不僅能得到國內，甚至國外的輿論好評。因為給人感到你更重視本國人民的意見。以前只要國外風光，不管國內遭殃的做法是不妥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見重要，是因為他們對中國國情有深切體會和深刻瞭解。他們的呼籲和批評更是出自一種關心和愛護，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沙葉新說：「希望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千萬不要誤讀了呼籲信，千萬不要像前幾屆國家領導人那樣，每遇到這種情況，本能地反應認為簽名者有政治企圖，或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希望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相信呼籲信的誠意和善意，給予答覆和響應，不論同意與否，都能表明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願意與知識份子對話的誠意。這封呼籲信特別指出，我們不主張把奧運政治化。這句話的背後是希望把奧運舉辦好。假如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怕出事的話，我們比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更怕出事，只是我們跟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做法不一樣而已，政府採取打壓、禁止、堵塞的辦法，我們主張開放、民主、疏導的辦法。前一種辦法政府用了幾十年，打壓、專政，效果並不好，後患無窮，我們的辦法會減少出事，減少麻煩，能真正將北京奧運辦成一個和諧奧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