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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中國通脹的政治風險

 2007-08-09 00:13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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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一大轉折就是從高增長低通脹轉向高增長高通脹。中國當局起初不願接受這一事實,試圖玩弄統計數字來自欺,但最近他們終於認識到,繼續這樣做不僅沒有意義,而且非常危險。7月26日,胡錦濤召幵政治局會議研究經濟形勢,7月30日,國家發改委發出通知,嚴令地方政府不得擅自提價,也不得隨意干預市場價格的上漲,頗令地方政府「左右為難」。

大陸最高當局對此次漲價風潮神經高度緊張,是有充分道理的。中國自改革以來兩次大的通貨膨脹,都給最高當局帶來很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1988年的通脹更是導致趙紫陽下臺的重要因素。1994年的通脹,朱鎔基為了平息城市居民的不滿,採取了一系列犧牲農民利益的反市場化措施,所謂的「菜籃子」、「米袋子」工程,不僅浪費了大量財政和金融資源,而且對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帶來極不利的深遠影響。朱鎔基之所以沒有為此付出個人的政治代價,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政策得到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六四後農民在高層已完全失去了代言人。

此次再度由食品價格推動的漲價風潮,將給現在的中共高層帶來多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在享受了多年高增長低通脹之後,中國對高通脹的承受能力究竟是增強了還是更加脆弱?這兩個問題顯然已出現在所有熟悉中國改革過程的人的頭腦中。表面上看,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今非昔比,國家的財力更是空前雄厚,更重要的是,這些年來政府一直在進行所謂「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大大小小的國有企業都換了一幅「現代企業制度」的面孔,如果以這些現象來判斷,中國承受通脹,尤其是食品價格推動的通脹的能力應該是大大增強了。但是,瞭解中國經濟底細的人都清楚,高通脹,尤其是食品和基本消費品價格為主的價格飛漲,將給中國帶來更大的政治風險。

這首先是因為,對基本消費品價格極其敏感的窮人的數量和比例,都大大增加了。八十和九十年代,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對食品價格並不敏感,敏感的主要是城市居民,不少城裡人雖然手捧鐵飯碗,但還是要「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他們對共產黨的不滿原因很多,食品漲價只不過給了他們一個發泄的藉口。現在的情況大不相同了,有兩億農民進了城,幾千萬國企工人下了崗,還有幾千萬農民失去了土地,而與此同時,一批人借所謂「改制」,借所謂「土地幵發」大發橫財。在兩極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下,簡單地犧牲農民利益來緩解通脹的政治壓力已不可能奏效。

麻煩就在於,這些年來,政府的錢雖然越來越多,但正經的本事並沒有提高。地方政府更是一有風吹草動,就藉機搜刮民脂民膏。前不久,某縣政府就借豬肉漲價,學朱鎔基當年的辦法,在本縣實行豬肉專營,實際上是把好處給了自己的人,結果是引發全縣屠戶和肉販子的集體抗議。蘭州市政府干預牛肉麵的價格,則導致牛肉麵質量全面下降。地方政府利令智昏,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越來越成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正因如此,才會出臺那個緊急通知,禁止地方政府擅自干預市場。

那麼,這一輪通貨膨脹究竟會不會引發全面的社會和政治危機呢?決定這個問題的關鍵,並不在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政府的所謂宏觀調控,如果在信貸和匯率管理方面出了大紕漏,使中國經濟從高增長高膨脹,發展為低增長高膨脹,那才是中國領導人最大的噩夢。所以中國領導人絕不敢把增長的速度放慢,但這樣一來,許多重大的社會改革,將只能再次讓位於失衡的瘋狂增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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