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中國體操黑幕：昔日功臣報國無門

2007-07-26 20:33 楊明明，1946年生，上海人。1974年獲第七屆亞運會鞍馬亞軍，團體冠軍中國隊主力。1984年起任國家體操隊副總教練，其弟子樓雲1984年和1988年兩次獲得奧運會跳馬冠軍，是中國第一位連續兩屆獲得奧運金牌的運動員。1986年和1989年，兩次出任中國國家體操隊代總教練，與張健、高健一起，被稱作八十年代中國體操的「三駕馬車」，四次獲得國家體委頒發的體育運動榮譽獎章。

      1990年受邀去美國執教，現持美國護照。2003年出任上海體操隊總教練，2005年底，合同期滿返回美國。2006年1月，發表萬言公開信《中國體操，別折騰了》，呼喚體育改革，直指中國體操弊端重重。

　　59歲的楊明明離開中國的時候，像是訣別。

　　「別了我的祖國！別了中國體操！」2005年底，在致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的告別信中，離任的上海體操隊總教練楊明明留下這酸楚的語句，轉身飛回了美國。


　　這並不是楊明明第一次給劉鵬寫信。2005年6月第一封信中，還是上海體操隊總教練的楊明明針對中國體操狀況提了三點意見：「中國體操隊備戰2008年奧運會不應該放棄男團爭金；希望讓黃玉斌繼續留在國家體操隊工作；體操界的民主氣氛很差。」

　　 這也不是楊明明最後一次針對中國體操狀況發表意見。告別信之後不久，2006年1月20日，身在美國的楊明明以公開信的方式通過媒體發表萬言長文《中國體操，別折騰了》(以下簡稱「公開信」)，言辭犀利，直指國家體操隊內部爭鬥、中國體操後繼乏力，賽場不公等弊病。

　　在這篇引發熱議的長文中，最後一小節「說了真話卻挨整」講的，正是給劉鵬寫過兩封信的楊明明自己的遭遇：很快，那封提出「體操界民主氣氛很差」 的信被國家體操管理中心負責人知曉，由此楊明明感覺在上海隊的工作變得越來越難做了。而隨著總教練合同到期，原本一再希望他留任到2009年全運會的上海方面在感受到壓力後不再與之續約。楊明明說，「這封信改變了一切。」

　　公開信發表後的一年裡，楊明明再未在國內媒體討論那些敏感話題。 2007年6月3日傍晚，上海，回國探望母親的楊明明在和記者暢談了7個小時體操後，情不自禁，哽嚥著，「我愛祖國，我愛體操，我真的是很想為中國體操再做些事情啊！」這個在體操房中奮鬥了50年時光的老人潸然淚下。

　　「不受歡迎的人」

　　「當時你為什麼要寫這樣一封公開信？」記者問。

　　「當然有個人意氣在裡面，但更多的是為一種使命感所驅使。這些問題大家都看在眼裡，我不說，就很難有人說了呀。其實也只不過是提點意見，有什麼大不了啊。有話不敢公開盡在背後講，那就不可能有‘和諧’。」楊明明淡淡回答。

　　作為1980年代中國體操黃金時期的國家隊副總教練和代總教練，楊明明曾與張健、高健並稱三駕馬車，在體操界享有很高威望，他已獲得美國護照的華僑身份，在同行眼中更具特殊意義。「他身份特殊，談這些問題不用擔心什麼的。」在採訪中，多位體操業內人士都對記者做出這樣的表示。

　　楊明明在公開信中反映的問題，歸納起來，主要還是給劉鵬信中提到的三點：放棄男團是國家體操隊「08戰略」失誤；「無大過而貶重臣」，棄用總教練黃玉斌是國家隊管理層權力鬥爭導致內部不和；體操界缺乏民主，更直接指向中國體操事業的最高機構，國家體操管理中心。在當時國家隊水平和成績明顯開始下滑的背景下，這樣的批評不可謂不尖銳。

　　一年多過去，文風犀利的楊明明端起一杯茶，煙霧繚繞之中，緩緩對記者說：「現在我身上消極的東西多了。我最近看了《鄭板橋》，倒不是要難得糊塗了，而是覺得我們這些人確實能力有限，人微言輕，真的！」7個小時的交談裡，楊明明不停得抽掉了整整一盒香菸，而他的語氣一直平緩而溫和。促使楊明明產生消極情緒的，是他在文章發表之後的遭遇。

　　「現在很多人躲著我，我懷疑我的名字是不是入了另冊。公開信事件之後，楊明明到某地方隊進行交流，不料該省體育局領導竟對接待楊明明的教練說： 「這是你的個人行為，和我們體育局沒有任何關係。」曾有朋友打電話到國家體操中心，尋找也曾在國家隊工作過的楊明明夫人於娟娟的聯繫方式。待接線人員聽清是找「楊明明的夫人」之後說：「楊明明這個人……你還是不要再和他聯繫了！」然後挂斷電話。

　　為什麼一篇主要批評國家體操中心的文章發表後，會使得不少教練員和官員如此避諱？楊明明批評的內容是錯的嗎？

　　「楊明明是英雄！」一位認同楊明明觀點的教練對記者說，他覺得楊明明對目前中國體操的分析鞭辟入裡。

　　情況在好轉

　　「你覺得《中國體操，別再折騰了》一文中反映的問題在這一年得到解決了嗎？」

　　「很多方面是在好轉，但是還沒有到我期望中的那個程度。」楊明明臉上絲毫不見欣喜的神情。

　　楊明明所指的好轉，是黃玉斌作為國家隊總教練重新帶隊訓練和比賽，而且國家隊開始重視團體成績。這是楊明明在給劉鵬的三點建議信中的兩點。

　　公開信發表前的中國體操男隊在世界大賽上，曾7次獲得團體冠軍，其中5次是黃玉斌作為總教練帶隊奪取的。43名體操世界冠軍中有16名是他的弟子。「但雅典奧運後，國家隊以男女教練組長分工負責制取代原先的隊委會領導下的總教練負責制，作為總教練黃玉斌在所有關於隊員、教練的調整分組，比賽的組隊，計畫的研究等重大事宜上均少有發言權，更沒有決定權。」

　　今年49歲的黃玉斌處於最低谷時，曾想過辭職去國外，就像1990年44歲的楊明明辭去國家隊代總教練去美國執教一樣。「我勸他不要學我，當時我們走了，還有你們能挑起國家隊的大梁，但現在你如果走了，還沒有合適的人能替代你。」楊明明說。

　　讓人無法不產生聯想的是，就在楊明明2006年1月20日公開信發表之後6天，1月26日，國家體操隊頒布了一個新的人事命令：「由於國家體操中心主任高健身體情況欠佳，2008年備戰任務緊迫，從即日起，由國家體操中心副主任、體操隊總教練黃玉斌負責男女隊的日常訓練和比賽工作。」

　　10個月後，在丹麥舉行的2006年世界體操錦標賽上，黃玉斌率領的中國隊破記錄地獲得了8塊金牌，而在2005年墨爾本體操世錦賽上，中國隊僅有兩塊金牌入帳。這樣的戰績，被譽為締造了「丹麥童話」。

　　上海《東方體育日報》在賽後評論中寫道——中國體操隊在丹麥世錦賽上創造了「8金奇蹟」，8金的背後是「2個月的魔鬼訓練」，2個月的魔鬼訓練背後是 「4個月的觀察與思考」，4個月的觀察與思考背後是黃玉斌的出山。正是黃玉斌的出山，給困頓中的中國體操隊帶來了「希望」。「希望」的背後，是老教頭楊明明有點絕望色彩的吶喊：中國體操別折騰了。

　　隨後舉行的多哈亞運會上，中國體操隊再次取得好成績，奪取了全部14塊金牌中的11塊。

　　「黃玉斌能重新帶隊負責訓練並迅速取得成績，和你的文章究竟有多大關係？」

　　「有一定關係，但還有其他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黃玉斌也沒有讓信任他的人失望。」丹麥世錦賽中國隊8塊金牌中，包攬了男團、女團冠軍。這樣，隨著黃玉斌重新全面負責訓練和比賽，「我提出的應該重視團體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這也是黃玉斌一直堅持的、始終不渝的理想。我們很多當時的老戰友觀點都是一致的。但是有人忘記了過去。」

　　在6月9日開幕的2007年全國體操錦標賽暨第一次2008年奧運選拔賽上，前往現場觀摩的楊明明欣喜地看到:「一些主力隊員的訓練水平明顯提高了，女隊還出了些新秀，國家隊教練員的精神面貌也不錯。」

　　「但你認為還沒到你想像中的程度？」

　　「因為現在的狀況還是很脆弱。很多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特別是產生問題的條件和情況還存在。」所謂產生問題的條件，在楊明明看來，正就是「體操界的民主氣氛很差」。

　　而楊明明認為，在公開信之後，自己成為體操界不受歡迎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這個原因導致的。

　　做工作的秘密

　　公開信裡，楊明明談到的問題中，最令國人意外的是這樣的段落：

　　「我怎麼也沒想到，目前國內體操比賽的競賽風氣也會敗壞到如此地步。在備戰十運會的過程中，不少省市有專門的經費‘做裁判工作’；教練員的計畫中，做好裁判工作也是重要內容之一。」根據記者的瞭解，在一些隊伍，楊明明所說的「專門經費」確實存在。

　　一位參加過多屆全運會的教練對記者說，「我感覺全運會的風氣是從1993年第七屆全運會開始壞的，八運會九運會愈演愈烈，到2005年十運會變得一團污水。」他把做裁判工作視同商業賄賂，「這是違法犯罪啊，為什麼沒人查呢？」

　　值得注意的是，全運會正是從第七屆開始由奧運前一年舉辦改到奧運次年，奧運獎牌也計入全運會，而且後來「加碼」到奧運一牌抵全運兩牌。而據有關媒體報導，九運會後廣東省獎金開支達到8000萬人民幣，主要用於運動員和教練員的獎金、住房獎勵、汽車等。及至十運會，全國各體育強省都各有自己龐大的獎勵計畫，有的數目遠超九運會，如何分食自然成了問題。

　　廣西選手鐘玲在十運會藝術體操決賽之後，哭著說：「這比賽結果早就被內定了。」楊明明在公開信中也寫道：「全國比賽中，打分不公的現象已經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

　　6月9日開幕的2007年全國體操錦標賽上，仍有裁判打出一些奇怪的分數，「我現在是走馬觀花，沒有深究，女子項目的有些評分還真有些看不懂。全國錦標賽，事關奧運選拔，又都是國際級裁判，怎麼出入能那麼大呢？」楊明明說。

　　「你覺得這種利益糾葛下的混亂為什麼沒有人能制止？」

　　「這可能要追溯到體制問題，制定競賽規程、規則；組織裁判班子以及領導、管理參賽人員，猶如立法、執法、司法三權合一，不出問題可能嗎？」楊明明說到。

　　「各行業裡，體育立法最為滯後，而作為大法的《體育法》太過於原則，不具操作性，這是體育界問題得不到規範，得不到制約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中國的體育腐敗得不到司法介入而加以懲治，那麼情況只會越來越糟。」一位地方隊教練這樣說道，「在政府開始行為之前，楊明明的公開信無疑起到了輿論監督的促進作用。」

　　「十運會預賽前，我明確提出，任何所謂做裁判工作的活動，我都不會參加。我無力改變現實，圖個潔身自好總可以吧。」在和記者的交談中，他也反覆強調，「我並不是一個超凡脫俗的人，但有些底線還是必須遵守的。」

　　「長此以往，這‘工作’會不會做到2008年去？這是我最擔心的。」楊明明從一些外國朋友那裡得知，國際體操界有人正盯著北京奧運會中國隊會不會出賽場醜聞。

　　體育權力潛規則

　　在採訪過程中，多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地方隊教練都向記者證實，「做工作已是體育界權力潛規則的代名詞。」但他們同時指出，所謂的「做工作」，並不單純指比賽前向裁判行賄，對於地方隊而言，如何跟各單項國家隊和管理中心搞好關係同樣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位長期跑線的資深體育記者對記者說，雖然國家體育總局有明確禁令，禁止地方官員進京拜年，但每年春節或重要時節，必有地方體育局領導帶隊赴京，名義是慰問本省在京運動員，實際上，卻以打點國家隊教練、裁判和管理人員為目的。

　　由於舉國體制的多年強化，造成大量優秀的人力、財力和物力資源集中於國家隊，被國家各管理中心所壟斷。產生了地方隊對國家隊，地方運動管理中心對國家運動管理中心的金牌依賴機制，扭曲了各地方的體育官員對當地政府負責的政績觀。

　　那麼體育界的中央權力高度集中，以及務必要給「京官」進貢的局面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在挑選國家隊隊員時，同等水平的隊員中為什麼選了你們省的，而不選他們省的？」一位年輕的地方隊教練對記者說，「難道真的是這個選手比其他選手水平高潛力大嗎？」他反問記者。

　　業餘體校、地方隊、省隊、國家隊，在中國絕大多數競技體育項目的運動員選拔都是通過這個層級途徑。

　　「未公開的秘密是這裡面的黑洞。在挑選代表國家隊參加世界大賽的運動員時，又為什麼會選擇你，而不選擇他？」這位年輕教練再次反問記者。

　　楊明明在公開信中，也談到過選拔制度的問題，「國家隊教練和運動員的選拔需要有明確的規章制度。尤其是每次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的組隊更是如此。這些規章制度是選拔最優秀人才組隊的必要依據。」在採訪中，多位教練談到，長期以來不透明不公開的人才選拔確實存在腐敗空間，「這些錢，還在一年一年的漲呀。」

　　談到這個問題時，楊明明說：「聽說國家體操中心已經有一個完整的奧運會選手的選拔辦法，這次的全國錦標賽就是整個流程中的一個環節，這就是好轉的另一個體現，希望在實踐中切實執行、不斷完善。」

　　在十運會體操決賽上，共計36枚個人獎牌中，女子有3枚，男子只有1枚為省市隊運動員獲得，其他所有的獎牌均為國家隊隊員包攬。這正是楊明明所擔心的國家隊一隊獨大，而地方各級隊伍的主要精力只投向國家隊隊員，導致地方人才嚴重浪費，同時體操事業基礎又很薄弱的可怕局面。

　　「有一次我去國家體操隊，突然在訓練館看見一個省隊的主教練，我問他在這兒幹什麼，他說他來盯著那幾個自己省隊出來的國家隊隊員。國家隊隊員都是有自己的負責教練的呀，一個省隊主教練整天泡在國家隊監督這幾個隊員，那你省隊其他隊員的訓練怎麼辦？」

　　6月9日在上海開幕的2007年全國體操錦標賽上，楊明明居然成了男團決賽第一個買票入場的觀眾，那場比賽觀眾只有五六十人。楊明明說，「這場觀眾少，或許跟比賽時間放在上午有關，最後一天的單項決賽因為是晚上，觀眾多了些，但整體的情況也很不樂觀。」

　　「到了這樣的境地，中國的體操還怎麼搞？難道就靠幾塊金牌撐門面？」最讓這位從事了50年體操運動的老人傷心的是，這樣一項摯愛的本來應該充滿陽光的運動，逐漸被扭曲成「奪金」就是一切。

　　為了中國體操

　　楊明明帶隊的上海體操隊雖然在2005年十運會預賽上男、女雙雙獲得團體第三名的好成績，但因為種種原因，在十運會決賽上僅獲得了兩塊單項銅牌，離簽訂合同時約定的完成目標「一銀二銅」差一塊銀牌。

　　在6月19日結束的2007年全國體操錦標賽上，上海女隊破記錄獲得團體冠軍，上海的一家體育報刊就此採訪了楊明明：「有說我好的，說是我當年打下的底子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也有說我不好的，說楊明明一走，成績就出來了。」楊明明說他對這些說法都不在乎，「不要把問題歸於個人，我楊明明也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取得成績主要是這些隊員和教練在干。」

　　但在公開信中，3年來吃住都在體操隊的海外華僑楊明明這樣寫道：「在我合約到期前，上海體操中心主任和兩位副主任跟我有一次正式的談話，他們含蓄地告訴我，我跟國家體操中心領導的關係搞僵了。」

　　楊明明關閉自己洛杉磯的體操學校回國執教上海隊之前，他在美國的華人朋友曾勸他不要回來。「你回去，好，第一年滿腔熱情，第二年冷淡，第三年你就得走人，恨不得馬上回來。」朋友的話，他不信，但4年過去，「嘿，真讓他說中了！」雙手一攤，滿臉無奈，「說得嚴重點，這是報國無門啊。我這樣的人都容不下，還談什麼海納百川？」

　　最優勢的資源集中於各個國家隊，國家隊又受行政化的管理中心管理，權力一層一層集中，在缺乏民主制約的情況下，最終會為某一個人或者幾個人掌握。「一封提點意見的信之後，有人跟上海方面打聲招呼，便不再用我了。權力最後集中於一個人，往往出現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局面。沒有足夠的監督和制約，誰當了一把手都很容易變得獨斷專行。」楊明明這樣分析他的遭遇。實際上，無論在地方隊還是國家隊，負責業務的總教練是否能與負責行政事務的管理中心主任相處好都關係重大，這是高度行政化的中國體育所面臨的體制病之一。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20多年前那場勝利迄今令他記憶深刻。整個中國代表團共獲得奧運金牌15塊，其中1/3是體操隊貢獻的。「那時張健是總教練，我和高健是副手，三人親密合作，那麼投入，那麼緊張，那麼休戚與共。我們三人因前面的團體、全能賽沒有獲得計畫中的金牌，躲在屋子裡不好意思出來見人，飯菜都是李寧他們帶回來的。所幸單項決賽一下干了5個金牌，大快人心。」說這段話的片刻，是這個老人和記者7個小時的聊天中，神情最為興奮的時候。

　　「他是個狂愛技術的人。」一個熟悉楊明明的體操教練這樣對記者說。時至今日，已到退休年齡的楊明明仍舊會時不時撰寫分析體操技術和最新動態的文章，通過電郵發送給仍工作在一線的朋友分享。

　　而今年6月，在給朋友的一篇讀史隨感中，楊明明這樣寫道：人處世間，扮相隨心，各就各位，各求各欲。欲成英雄，僅需一舉，甘為布衣，實屬不易。凡事有度，知行知止；凡人有骨，不平則鳴。回首吾生，掙扎而立，不知天命，但求耳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