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家朱東潤:一生追求歷史的真實(圖)
朱東潤(1896~1988)江蘇泰興人,文學批評家,傳記文學家,曾任教武漢大學、復旦大學,著作有《張居正大傳》等。
有一部傳記,似乎全然違背了朱東潤對於傳記文學「史」的要求。他在開創傳記文學寫作體例時,曾強調除了文學性,首要的是真實。「傳記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因為傳記文學是史,所以在記載方面,應當追求真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絕不相同。」這一段被奉為中國傳記文學寫作標準的話,卻被它的倡導者朱東潤在72歲這年,親自違背。
這一年,朱東潤沒再為歷史上的大人物寫傳記。一個叫「李方舟」的平凡女子成為他傳記中極為另類的主角。問題在於,這個主角,查無其人。這位傳記文學第一人,竟然把洋洋灑灑一篇大作,獻給了一個虛構的人物?
不過,即使是最嚴肅的評論者,也許也會原諒朱東潤。因為這本《李方舟傳》,是這位著名傳記作者對愛情的一次隱秘追憶。他的妻子因為受他「反動文人」的罪名牽連,遭到迫害,自殺身亡。他把對這名溫柔賢淑、剛強果斷、為丈夫和子女奉獻了一生的家庭婦女的思念,寄託於「李方舟」。
這位老人一生追求歷史的真實,晚年卻被迫選擇了曲筆。每當夜闌人靜,他趴在堆滿書籍和雜物的床上,「展紙染毫,透過細細密密的文字,與亡妻相會。」他說,她「把他生命裡的春天帶走了」。
這種變化,前後相隔不過30年。此前,在《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中,朱東潤開始建立對現代傳記文學的系統看法,認為傳記應用「西方傳記文學結合中國史學傳統」,在「虛構的運用上較為謹慎」。
這一原則,在他的第一部傳記作品《張居正大傳》中得到了堅決貫徹,所有的事實,都經過極其詳密的考證,做到了「信而有徵」。他曾宣稱,世界上只有三部傳記值得讀,一部是英國的《約翰遜傳》,一部是法國的《貝多芬傳》,另一部就是他的《張居正大傳》。
然而到上世紀50年代寫《陸游傳》時,朱東潤已經感到這種堅持難以為繼。「大躍進」開始,人們一再催促他加快寫作進程,他「神情痛苦,如下地獄」地決定把完成時間提前兩年,仍然被認為太慢。後來的研究者發現,《陸游傳》「對文學的偏好要大於對史學的堅持」,頗有些當時文學創作「高、大、全」的影子。
但他的作品後來還是被認為是替敵人「策劃反竄大陸」,他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反覆批鬥。
當這名垂垂老矣的「反動文人」在一盞昏燈下,躲避著監視者的目光為妻子寫傳記時,時光彷彿倒流。此前,朱東潤在中國傳記文學領域拓荒之時,也是在這樣一盞油燈下。那時,他在油燈上架個竹架,上安小茶壺,儘管油燈火力小,「有時居然把茶壺裡的水燒開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喝上一口熱茶,讀書和工作渾身是勁」。
那時候,朱東潤「住的是半間幽暗的斗室」。有一回,他的北牆被風雨打開一個窟窿,光通一線,他「如獲至寶,但是逢著寒風料峭、陰雨飛濺的時候,只得以圍巾覆臂,對著昏昏欲睡的燈光,執筆疾書」。而當日本飛機轟炸時,因為是夏天,身上穿的白衣服不宜跑警報,就只能「伏在窗下」,等敵機走了,爬起來繼續寫。
當年一心要「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的學者,未曾料到,自己有一天會在每日強迫勞動之後,偷偷摸摸地寫作妻子「平凡的一生」。而在後人眼裡,這種寫作隱晦而艱澀。他的《李方舟傳》絲毫沒有提及「文革」,只在最後一章,寫到老夫婦同游南翔鎮,無意中聽到一首騷體悲歌如天音傳來,夫人「慘然淚下」。
他的學生每讀到這裡,便彷彿看到一個面帶愁容、滿腹隱憂的老人,「被傳統的知識份子的入世精神驅使著,吃吃力力地跟著時代跑」。
如今,關於中國傳記文學開拓者的這些點滴回憶,已漸遠漸淡。只有他的一句話還不時被提及:朱東潤希望,在他死後,人們能說一句「我國傳記文學家朱東潤死了」,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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